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大国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一种冲突状态：一国之崛起挑战了既有强国，引发既有强国恐惧和反制，双方摩擦和冲突升级，最终使战争不可避免。其引申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名论述：“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在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辞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将此冠以“修昔底德陷阱”，并在学界引爆中美能否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近三年来，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讨论中，甚至还进入中美两国的官方语汇。

但问题是，用这一具有很强历史宿命论色彩的概念来思考中美关系，会不会陷入一种预设的思维陷阱？如有学者便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为中美关系“下了套”，让中国被动。在此，有必要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对这一能对政策讨论产生影响的概念做一番剖析。

历史视角：美国战略危机感的体现

从历史的视角看“修昔底德陷阱”，重在厘清两个问题：其一，“修昔底德陷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内在机理，还是后人的断章取义？换言之，“雅典的壮大”与“斯巴达的恐惧”这两大变量是否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驱动力。其二，“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的宿命，还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关于第一个问题，修昔底德确实曾在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但这并非这本鸿篇巨制想要传达的主题。作为战败国的一位将领，修昔底德更强调的是战争的内部因素，而非外部因素。若单以“雅典的壮大”和“斯巴达的恐惧”来认识这场战争，会滤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理解战争与和平以及大国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时代背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几乎年年征战，政治和经济本质上很不稳定，尚武精神勃发，战争有丰厚的土壤。其他如同盟体系、内政因素等，也在两国走向战争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解读大国冲突与战争失之简单。

关于第二个问题，据阿利森团队的研究，1500年至今共有16次权力转移，其中12次导致战争，和平转移仅有4次。这表明，“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很强的历史宿命论色彩，人类似乎在一次次重蹈历史的覆辙。而在美国学界，自冷战以来，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兴衰起伏，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时隐时现。早在1980年，美国著名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曾使用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以喻当时美苏争霸的状态。只不过当时的雅典是美国，斯巴达是苏联。而在阿利森的眼里，现在的雅典是中国，斯巴达是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危机感的一种体现。通过对威胁的渲染，提醒美国政府警惕和应对中国崛起，因此具有很强的战略目的性，而不单单停留在对历史的描述上。在危机时渲染威胁，很容易导致战略误判，从而激化冲突，让预言自我实现。

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传统大国关系

从理论视角看“修昔底德陷阱”，重在其对大国间政治的解释力。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上，“修昔底德陷阱”与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战争理论、“大国政治悲剧”（即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等一脉相承，同属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和平是脆弱的，暴力冲突和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传统的大国关系时，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但与此同时，其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

首先，若按“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很难解释历史上出现的权力和平转移。历史上权力和平转移的案例虽相对较少，但也确实存在。“一国之崛起及其导致的既有大国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就很难成立。

其次，“修昔底德陷阱”的内在逻辑很难解释当今时代的大国关系。一项统计研究显示，1816—1945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0.346，而1946—1992年这一概率骤降至0.077。有学者将当今时代称作“大国无战争时代”。因为如果将1950年的中国和1962年的印度也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在新的时代，大国的行为方式跟以往相比会有较大不同，新型大国关系也必将有别于传统的大国关系。当今世界的核威慑、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大国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等，将有助于规避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综上所述，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具有历史宿命论色彩和战略指向性特征的概念来思考中美关系，是很有问题的。在官方语汇中，应慎用该概念。学界则应加强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批判性研究，寻找规避该陷阱的途径。尤其要注意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以破解思维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