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央党校报刊社主办的“新技术、新模式、新平台、新业态——中国经济发展突破点论坛”于2016年1月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国家信息中心、浙江省衢州市等部委、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参加了论坛。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等领导出席论坛。论坛先后由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钟国兴、社长许宝健、副总编辑杨英杰主持。本报选登部分嘉宾发言摘要。

把握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罗宗毅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断。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交织叠加，相互掣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开出了药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走出当前困境，走向良性循环，必须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在适应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提出了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的行动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快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守住民生的底线。透过中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以及2016年五大具体任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增长点和突破点所在。如何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找到经济发展突破点，需要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也需要我们千百万在市场经济中奋力拼搏的弄潮儿——企业家的努力奉献，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只要我们齐心协力，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实现“十三五”的良好开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在创新

季晓南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重要的关口，改革也处在重要的关口，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突破点。怎么寻找中国发展的突破点呢？从技术、模式、业态、平台等方面进行创新，这个本身就是实现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发展都具有突破作用。各地、企业等都在探索创新技术，尤其是事关全局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突破，肯定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突破点，会带来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现在新技术还是很多的，关键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更多的新技术涌现出来并尽快实现商业化。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要求突破原来的体制机制障碍，而积极大胆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也可以更好促进发展。

除了新技术的突破作用，新模式、新平台也都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模式也可以包含新制度的内容，讨论新模式、新平台，既有一个什么是新模式、新平台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创新模式和平台的问题。创新模式和平台，一是要奔着发展目标去，围绕要实现的发展目标去创新模式和平台，二是要奔着突出问题去，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创新什么模式，建立什么平台，三是要奔着形势变化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还抱着原有的合作思路，守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和平台，肯定是要落伍的。实际上，创新模式和平台，就是寻找和提供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桥和船，就是寻找和提供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模式和平台也是桥和船，也是手段和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国家对外合作策略的重大调整，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创新，能源合作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国际油气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与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及中亚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何适应形势变化解决新的问题，就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模式。这里，我结合这几年到境外检查中央企业油气投资等情况，就创新对外模式和平台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更快实施的问题，讲几点体会。

第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和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对外合作模式和新的对外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沿途涉及六种宗教，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宗教、民族等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消除一些国家的疑虑，如何减少宗教和民族等问题的干扰，如何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和平台。

第二，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和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就需要新的模式和平台。能源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油气管道建设也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为解决我国油气短缺的问题，我国与中亚五国合作建立了中亚管道，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的油气通过中亚管道输往中国新疆，再经过西气东输管道输往内地，这既促进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了能源安全，也加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完全契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创新对外合作机制。什么是对外合作机制呢？就是围绕我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建立我国对外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这样的机制。加强对外协调机制，不仅仅是解决欠款问题，国际产能合作也需要加强对外协调机制。通过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对外合作的模式创新。

第四，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和平台需要新技术作支撑。新模式、新平台很重要，但是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出去”，中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发展，中国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对大部分的企业，真正提高我们的竞争力关键还是新技术的出现。“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要就要我们最好的装备，最先进的技术，我把好的给你了，不是培育了国际竞争对手，减少了出口的市场空间吗？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还是要统筹兼顾，最好的杀手锏给别人了，我们后续发展怎么办。所以对外合作模式，平台仅仅是一个切入点，根本问题，国内的技术创新要持续不断。创新对外合作模式和平台也好，国外合作与国内合作模式统筹也好，国际合作也要跟国内实际考虑。 

在关键领域通过改革实现发展突破

唐元

抓住关键环节，推进新模式，新发展；突破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加快鼓励新平台，新业态，实现发展。这些都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落实。就发展突破点，我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快研究实施中央到省垂直管理的环保监管体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省以下垂直管理，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到位，建议尽快研究中央到省之间的垂直管理，因为大气污染、水污染都是跨界的。我建议尽快研究中央到省的环保监管一体化的垂直管理机制。人财物全部由中央统一管，实行一体化标准，一体化执法要求。

二是尽快推进利得税改革。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原因有工资收入的问题，但重要的原因是财产性收入差别过大，矿权、股票、土地、房地产这些生产要素在交易过程中，税收机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导致社会上出现靠诚实劳动、靠创新创业挣钱难，靠投机土地、房地产挣钱比较容易的状况。这样不仅拉大了贫富差别，带来的经济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纵容了投机行为，毒化了社会风气，对于我们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建议开征利得税，对土地、矿产、房产等等交易实行累进制征税，形成有利于要素市场健康发展的机制，建立起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机制，也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和谐共生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建议将农村住房纳入商品房管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农民工靠工资挣钱，财产十分有限，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和住房，建议将农民住房纳入商品房管理，允许上市流通交易，这样，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给城市居民开辟一条投资渠道。

信息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突破点

张新红

信息化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突破点。“新技术、新模式、新平台、新业态”，集中起来就是指信息化。为什么说信息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突破点呢？有四个理由。

第一，机会来了。信息革命为中国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或者说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大的产业革命，分别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国在农业革命阶段里抢占了先机，却长期与工业革命绝缘，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才开始奋起直追，到现在我们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摆脱。当前发生的信息革命，正在让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一场大的危机之后，紧接着来的就是一系列技术创新爆发，为什么？需求强烈了，大家都急于寻找出路，所以这个时候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就被很多国家、很多人所接受。

第二，需求旺了。中国目前正处在多重转型的并发期，信息化就会成为化解各种矛盾的金钥匙，也会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现在我们面临三大困境，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这三种基本矛盾的化解，只有靠信息化突破。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总会对一些老的产业、老的利益格局进行一些冲击，但是原有制度又没有改，这些矛盾就会在未来5—10年里还会存在。这些问题要靠信息化进一步的驱动，因为信息化发展会产生倒逼效应，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对信息化产生非常大的需求。

第三，条件有了。中国现在完全有希望在“互联网+”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一般国家不具备这样好的条件。中国网民将近7亿，我们随便做一个APP应用，很快就能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应用。除了网民红利之外，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很大一部分开始返回农村创业，中国淘宝村从三年前只有几个发展到现在一千多个。除此之外，将来的信息也许会通过网络教育这样的手段，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人群受教育水平的距离。

第四，大势成了。通过信息化，通过“互联网+”，加速创新的大的形势、趋势，基本上已经形成。经过“互联网+”，这些创新结果包括技术、产品、服务、组织到模式、到文化，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互联网+”是一种新业态，将会推进整个中国走向全面融合，包括技术融合、网络融合、数据融合、产业融合和产销融合。信息化发展，会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信息化发展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导致信息社会的到来。中国信息社会化指数，到2020年会进入信息社会第一阶段，目前我们是0.4，不到0.5，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主体将是信息经济，到2020年中国经济突破点，可能就在于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张占斌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城镇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成长，推动国家结构性变革，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推动整个国家的巨大社会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城镇化需要转型升级，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型城镇化现在面临着很多困难，主要是存在产业支撑不足、资金严重短缺、政策不完善、规划不合理、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在新的五大理念统领下，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是促进就近城镇化健康发展。既要走出片面迷信大城市的误区，也不能从迷信大城市到片面迷信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也不能遍地开花，避免要素过于分散，中小城市、小城镇很重要，但是也不能过度开发。重视产业支撑平台建设，要加快推动产城人的融合；建立产业梯度转移的激励机制，要引导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小城镇梯度转移；把特色产业和重点镇和卫星镇建设结合起来，培育一些有特色产业支撑的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古镇和卫星城镇，重视产业，推动产城融合。二是拓宽投融资渠道和平台建设，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拓宽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加快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性安居工程，提供融资服务；进一步完善PPP模式，拓宽社会资本投入和多元投入机制；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对一些中小城市、小城镇产生的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排污费等，应该适当的返还，增加它们的发展能力。三是在体制改革上，完善配套政策上，继续简政放权，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和农民进城的土地退出机制；深化城镇的住房制度改革，加大保障性住房的货币化安置力度，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住房多元化供应机制；探索加快农业人口成本分担机制上，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比重，建立一个有利于人口迁徙、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转变发展理念，要优化规划布局，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也作为我们城镇化结构性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产业和公共资源的布局引导，加快一些资源的调整，对中西部具备条件区划，具备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把有些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另外把就近城镇化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把推动城乡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土地利用、交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建设、文化保护等方面的多规要实现有机的衔接。 

家庭农场让餐桌更安全

吴江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突破了，对我们国计民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现在农产品不缺，缺的是放心的农产品。我们对整个产业链进行了研究，从田间地头到餐桌，整个过程当中有几十个要素涉及农产品安全。首先从生产环节入手，生产环节涉及土地、水、肥、气等等，但有一个要素往往被忽略，就是土地的集聚问题。因为南北方的差异，衢江区人均大约一亩地，规模偏小，加上经济相对发达，农业收入占整个收入比重小，生产主体对农产品不会太重视。我们2013年就提出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土地集聚的重要抓手，从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都有，衢州市有4000多个家庭农场，衢江区现在已经集聚了将近68%左右的土地，当一个农场主集聚了上千亩土地以后，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的时候，他必须对这个产品负责。土地集聚后，再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我们出台了农业八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如环境保护评估体系，确保土地、水和大气都要干净。又如可追溯体系，整个辖区已经有一百多个农场，都有二维码检测体系。在农产品销售方面，改变原来政府帮助直接销售为政府引导经销商与家庭农场签约，成为订单农业；开通电子商务，让每个村都有做农村电子商务的主体；政府出钱，开通家庭农场免费直通车，把家庭农场打造成天然的露天超市；改变传统政府通过表彰激励家庭农场主的方式，把农场主送到台湾、日本、以色列培训，改变他们的观念，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采取措施帮助农场主引进大学生、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衢江区把对传统农业进行生态循环化改造当作经济发展的突破点，未来还将打造智慧农业小镇和农业创业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