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四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即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投资的关系、科技创新和促进就业的关系、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编 者
凯恩斯主义“治标不治本”
渠慎宁
凯恩斯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西方主要经济体出现的“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认为，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进出口构成的总需求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当总需求不足时，市场并不能自发调整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此时，政府应当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政府要注重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非等市场在更长期的时间段自我修正。需求侧的政府干预是减缓短期内经济萧条或过热的最重要手段。在经济萧条时，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借助乘数效应放大其对总产出的拉动效果，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能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经济的信条。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的弊端不断显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经济停滞而通货膨胀却持续高涨），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教条对此却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者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周期的效果受到质疑。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政府应该使用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货币“放水”仅在短期内对总产出有效，长期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新古典宏观学派更是引入“理性预期革命”来批判凯恩斯主义者，并通过论证“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指出政府发债还是增税，都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中长期将无效。中长期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暴露出凯恩斯主义“治标不治本”的缺陷。
近年来，凯恩斯主义者逐步吸纳了货币主义与新古典宏观学派的一些观点，在传统凯恩斯理论中更好地融合了长期与短期的经济波动，并加入“理性预期”与长期“货币中性”的思想（即长期看来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影响价格、工资等名义经济变量，但对就业、经济增长等实际经济变量并无影响），发展成为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即使市场参与者能准确预期政府行为，但由于市场不能即时出清，短期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会有效。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放大了新古典主义的缺陷，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陷入金融危机的各国纷纷采用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大肆发债挽救本国经济，但却促使欧债危机爆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希腊等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迅速增加，而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保障偿债能力，债务违约风险凸显。至今，欧盟仍未能脱离欧债危机的泥潭，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依托量化宽松政策，推动日元贬值、股价上升，意图实现企业利润增加、劳动者工资提高的良性循环。然而，最终受益者只有大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涨幅相当有限，未能充分推动个人消费。2015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速仅为0.4%，几乎为零增长。欧债危机和“安倍经济学”的失败表明，新凯恩斯主义仍未摆脱“治标不治本”的效果。
从本质上看，凯恩斯主义只能调控短期经济过热或萧条。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长期看，以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为代表的供给侧生产要素变化，才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人力资本可提高劳动力要素质量，而技术进步可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
冯立果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原来潜藏在各主要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内部的深层次失衡问题。在经历了货币政策的集体性量化宽松和经济缓慢复苏后，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
客观地说，世界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不仅是短期的金融危机，更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长期不景气。因此，尽管结构性改革要触动固有利益格局，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勇往直前。
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广泛存在着限制市场灵活性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美国主要是产业结构问题。次贷危机反映出美国的产业结构存在重大缺陷，主要是美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失衡，即产业“空心化”。美国除了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先后推出《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降低制造业税收负担、吸引美国海外企业回流等政策，全力重振美国制造业。从近两年效果看，美国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欧元区国家主要是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结构问题。欧元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产业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也存在严重不协调性。近两年，欧元区采取了宽松货币、紧缩财政的政策组合来刺激经济，但“高失业、高负债、低增长”局面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其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日本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即严重的少子化、超级老龄化甚至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日本政府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政策效果并不好。有日本学者指出，央行可以印出钱来，但印不出挣钱和花钱的人。如果不能显著改善超级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经济很难好转。
当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全球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原则，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主要生产要素供给、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改革劳动力市场及相关制度，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强劳动力市场供应的灵活性。人口和劳动力问题既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又是需求侧结构性问题。从供给侧说，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弱化劳动力市场供给，进而增加企业劳工成本；从需求侧说，老龄化社会的消费能力会显著下降，同时政府债务会显著增加。着眼于中长期经济增长，主要经济体应该加大对生育政策、福利政策、人才政策、移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力度，最大限度开发现有人力资源，引进国外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参与数量，增强劳动力市场供应的灵活性。
第二，推进濒危金融机构、“僵尸企业”的重组或破产，实现优胜劣汰和市场出清。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中，有不少连续多年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的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领域的产业组织结构必须得到更新和优化。但由于“大到不能倒”等现象，这些金融机构或企业的破产重组存在诸多障碍。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要破除制度性障碍，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再生。
第三，强化市场在全球科技资源配置和创新中的决定作用，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客观地说，世界主要经济体现在仍然缺乏划时代的革命性的重大创新，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仍然处于积累和孕育之中。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已经有所落后。就未来而言，各大经济体须继续加大对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让市场在全球科技资源配置和创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
维护全球经济体系开放性
黄阳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定全球需求失衡是酿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元凶”，主张以全球需求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的“再平衡”作为稳定全球经济的主要手段。
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述治理思路代表着既有全球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但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一是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治标不治本。诸多国家为了摆脱危机的影响，纷纷实施刺激总需求的政策，结构性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缺乏稳定性和一致性，表明单纯依靠刺激政策直接干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二是全球需求结构“再平衡”建立在各国内外部需求结构调整的基础之上，在各国利益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极易滋生保护主义和排他性区域经贸协定，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还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造成了严重损害，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在理论基础和政策导向上进行调整。
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依赖于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后者又取决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以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创新经济增长路径，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经济体系，是维持全球经济体系开放性的长久之计。
换言之，应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构建“以结构性调整促增长、以增长促稳定、以稳定促开放、以开放促普惠”的新型全球经济体系。第一，创新经济增长路径是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途径。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增长模式从生产要素驱动转向生产效率驱动。第二，构建平衡增长模式是维持全球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基础。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经济转移增长模式是一种零和博弈，需求结构的失衡容易加剧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激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实现各方利益融合的平衡增长，有助于建立起相容的全球经济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取决于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依赖于各方致力于维持全球经济的开放性，共同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首先，各国根据国情，推进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各国要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避免本国经济波动和国内政策冲击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消除制约生产要素跨国有序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一方面是培育惠及各方的全球性市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和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防范全球市场的分割和贸易体系的分化，避免在区域性经贸协定中设置歧视性贸易标准、规则和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引导资本、人才和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合理流动，共同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全球要素市场的改革优化全球产业布局，建立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
再次，重视新一轮产业变革对经济增长模式创新的深远影响。一方面，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释放出强劲的增长动力，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另一方面，新一轮产业变革也可能造成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化。各国应加强新技术、新标准、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国际合作，让新一轮产业变革的结构红利更具普惠性，防止其固化当前不均衡的世界经济体系。
最后，按照建设新型全球经济体系的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包括从关注全球总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促进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增强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性，等等。
（本版文章作者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