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理论界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表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要强化问题意识、树立问题导向，充分利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的新条件、新认识、新视角和新方法，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努力做到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相结合，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向前推进并落到实处。

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现在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发展理念和具体措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陶德麟表示，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增强问题意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给予具有创新意义的、有说服力的科学回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力。

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和调整。“经济领域出现了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成为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在政治领域则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民粹主义泛滥，以广大民众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用一些煽动性口号来迎合民众需求，谋求民众支持；在国际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际影响力下降但又拼命阻碍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介绍说，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理论研究，把影响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问题作为关注点、切入点来展开研究。

与党史研究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学术问题，但同样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若不注意了解中共党史，很容易走偏，甚至进入所谓的纯学术的自我陶醉状态。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发展脉络，否则，也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论线索和动因”。

“如果不能翔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一手资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得出的结论肯定也不会符合实际。”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先春说。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艳涛也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就是一回事。”程美东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内在机理，侧重考察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更多关注理论的体系逻辑和实践逻辑问题，故其研究方法从总体来看是理论思辨为主，从实践和历史中总结理论；而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方法，以事实材料为基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基本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侧重考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包括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党的组织等诸多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理论研究和党的历史研究是互相支撑的。刘先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规律。

兼具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

学者表示，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要求我们必须同时具备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

“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张艳涛认为，理论思维是一种建立在通晓理论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精确理解其历史合理性、进步性和必然性。历史思维是一种实事求是和全面辩证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我们精准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流和主线，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助于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心。

张艳涛表示，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关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研究中切实做到理论思维和历史思维的结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揭示历史的客观逻辑与人的主体地位在“历史中的意义”。以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具体条件，着眼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做到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具有“理论的深度”。

“在实际问题研究中，两者之间往往互相交织，无法割裂。没有历史思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就可能是失去基础的‘空中楼阁’，虽然理论内在之美深切，但是不可能开出灿烂的、具有深厚根基的鲜花。”程美东表示，当我们面对理论问题时，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解读；当我们遇到历史问题时，需要理论思维这把冷峻的“解剖刀”来透视历史表象，深入历史深处，客观真实地看待历史。（记者 牛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