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部分行业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导致的高库存现象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煤炭、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表现突出。就钢铁产业而言，2015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率的测算值将不足67%，远低于世界公认的80%的临界值。这些产业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如今这些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瓶颈，甚至有专家认为这些产业所表现出的产能严重过剩和高库存将成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重要风险点。
现阶段，着力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对于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其一，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长期低水平的产能利用率是对资金、设备、劳动力等资源的极大浪费，消化过剩产能可以促进生产要素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其二，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在高端制造领域供给能力不足，许多核心零部件与关键技术仍依赖于国外进口，去过剩产能就是要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三，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优化。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高投入，积极推动去过剩产能建设就是要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与发展要求，实现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中，去过剩产能被摆在了第一位，这也凸显出去过剩产能将成为现阶段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去过剩产能工作不能“一刀切”，更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认为，为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去过剩产能工作需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层面提高产能利用率，进而实现市场出清。二是坚持优化存量与引导流量相结合。对于现有过剩产能，我们要坚决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提高现有产能的利用率；对于新增产能，应严控产能质量，统筹考虑新增产能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动。三是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企业与投资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实现生产要素自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部分。政府部门则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打破行政垄断，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其核心就是要“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进而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众所周知，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奇迹不可能持续，近年来不断降低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产能利用率以及持续低迷的资产价格等使得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担心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然而，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既定目标，“十三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应达到6.5%以上。新常态下，政府部门之所以允许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主要是考虑到产能利用率偏低、产业结构有待优化、企业工资成本偏高、生态环境压力渐增等诸多现实问题。当前，政府部门的政策目标不仅是要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还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持续转换。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消化过剩产能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去过剩产能并不仅仅意味着淘汰落后产能那么简单，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自身长期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累积的巨大生产能力外，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外需的萎缩和内需潜力的未充分挖掘。另外，当前中国的闲置产能除了集中在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技术密集型和附加值率较高的行业，如电子设备、专用钢板等。如果将去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混为一谈，将大大偏离预期的政策效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首要任务是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尤其是在政府财政资金投放方面要尽量避免产能重复建设，积极推动简政放权，增强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在严格控制流量产能基础上，合理调控存量产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引导新旧产能转换等多措并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这个历史“顽疾”。
我们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在避免“硬着陆”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去过剩产能这一问题，需注重五点：第一，在继续深化“一带一路”战略进程中加大与沿线国家的产业交流与合作，充分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激发各国的市场潜能。第二，进一步扩大内需，吸收部分过剩产能。在外需不振的背景下，对于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公共设施均等化、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来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对于吸收部分过剩产能将产生极佳的政策效果。第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品价值链向纵深延伸。努力提高产品附加值，鼓励自主创新和高科技开发，改变以往通过单一的代工生产、基础加工等替代性较强的方式促进外贸增长的局面，增强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和技术含量。第四，着重品牌建设，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际化品牌建设是企业取胜的王道，我国企业必须在充分了解所处区域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设计差异化的品牌战略，灵活运用多样化的策略和手段，加强品牌营销。第五，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好国企提质调量攻坚战。大力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理直气壮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陈继勇：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保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