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已对外发布，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2997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对此，委员们普遍认为，当前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的风险隐患，经济运行的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
前三季度成绩单背后，中国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有哪些亮点？又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报刊发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对2016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解读，以飨读者。
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不要轻言拐点，不能用旧概念定义创新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52.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值得一提的是，分季度看，今年一、二、三季度均增长6.7%，这也使得一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站稳脚跟，下行压力趋缓”。这样的解读准确吗？
“从刚公布的指标来看，我们是否能说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消除了？我看还不能这样说。”对此话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这样表示。他同时称：“我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地方上感觉最近一段时期经济有好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源于资源价格的上升，比如煤炭、钢材的价格都在上升，但这种上升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源于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存货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效不那么快，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明年经济仍然有可能是下行的，不要轻易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
拐点尚未出现，增长动能却不能被忽视，不过，厉以宁提出，在各地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也要防止创新行为被旧的概念所束缚。“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但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人对于创新概念的解释是过时的，比如人们常常引用的创新概念，其实是奥地利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00年前提出来的，这一概念中有很多是工业化时代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当前的信息化时代。”厉以宁这样表示。
对比创新的旧概念和新问题，厉以宁举了五个有典型性的问题。
首先，根据熊彼特的传统理念，“创新就是生产要素重组”，但在信息化时代，信息重组才是创新的最重要的核心。没有信息重组，仅有生产要素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
第二，按照传统理念，企业家就是创新者，但在当前，并不是先有企业家才有创新，而是先有创意、创新，才涌现新的企业家。“很多年轻人在咖啡馆里聊出了点子，这就是创意，之后才有创业，才产生新的企业家。换句话说，很多年轻人首先是创新者，之后才是企业家”。
第三，中国有句老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能成功，关键在思路的转变，“思路不转变，失败100次之后，迎接你的或许还是失败，新的思路应该是‘成功是成功之母’，这是信息化时代的观念”。
第四，与20世纪人们理解的“先筹集到资本再搞创新”不同，当前，你在很多以创新为主题的咖啡馆里会发现，创新者并不担心资本的问题，“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有创意，有盈利前景，就能自动吸引来资本，这就能促进很多年轻人投向创新创业”。
第五，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强调的企业家是制造业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都是科技研发前沿领域的企业家，他们是“网络交易下的新型创业者、创新者，往往会因为新的发明而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全国政协常委李毅中：应落实中央财政支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
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同比增长6%，其中7、8、9三个月分别为6%、6.3%和6.1%，预测全年保持在6%还是有希望的，全国政协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分析当下工业经济运行总体情况时这样表示。而从现在产业结构上来看，工业增加值若能维持在6%，GDP应当也可以保持在6.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稳经济就稳。
在李毅中看来，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已有所改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逐月收窄；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去产能有序推进等原因，钢铁、煤炭等价格在最低点上有所回升；相应三季度工业产能综合利用率为73.85%，同比回升了0.55个百分点；铁路货运量自2014年1月以来8月份首次同比增长。从这些数据上来看，一些积极变化正在继续呈现。
但李毅中也强调，在一些积极变化的背后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工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9月份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速是8.2%，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19.4%，房地产投资增加5.8%，而工业投资只增长3.2%，制造业仅增长3.1%，远低于工业、制造业增加值6%和6.9%的增速，如此下去会造成稳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与全国投资中民间投资增幅过低一样，工业、制造业中民间投资只增加2.4%，而工业、制造业投资中民间部分占了79%和86%，影响更大。”李毅中介绍说。此外，地区、行业分化趋势仍在延续加深。
针对以上问题，李毅中提出建议，他认为，应认真落实中央财政支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1~8月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3%，比工业投资增幅快了10个百分点，这是积极的现象，说明我们的企业把握了技术进步、内涵发展的战略，‘补短’落到了实处。但问题是中央财政预算内资金对技术改造支持不应该减弱。”李毅中强调说。据统计，自2009年国家设立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来到2015年，中央预算内累计安排了1127亿元，最高年份为228亿元，最低年份为80亿元，平均144亿元。大数据分析显示，中央财政每投1亿元，可带动企业、地方、社会、银行资金20亿元，改造项目使用后可增加产值30亿元，新增利润3.1亿元，这是2015年技术改造大数据得出的宝贵结论。
据此测算，“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增加单位GDP(增加值)所需要的增量资本，技术改造项目为2.4倍，而同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为6.5倍；同样投用项目的销售利润率技术改造是10%，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5.6%。技术改造具有技术新、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的优势，早已被国内、国外，过去、现在的实践所证明，更是当今“补短板”的重要措施。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十分重视技术改造，也是‘十三五’重大任务之一，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明确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常务会也专题做了研究决定。从去年年底直到现在，工信部也一直提出相关的方案和意见。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取消了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改由‘专项建设基金’等支持，而且到现在为止，只安排了31亿，其他的并没有落实。”李毅中介绍说。
李毅中认为，应保留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保持和加强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希望2016年内能从‘专项建设基金’、‘先进制造业投资基金’中予以兑现，并安排好明年和‘十三五’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
全国政协常委朱之鑫：看“形”也要看“势”，注重政策的短期长期结合
“当前，经济运行总体是平稳的。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整个经济没有出现陡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更没有出现硬着陆，保持了6.5%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来之不易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之鑫这样表示。
朱之鑫认为，看经济形势，一方面要看“形”，更重要的是“势”。一方面要求其果，更重要的是要究其因。“形”易看，“势”最难判断。对于走势的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形势分析的重点。“实际上经济走势既有内生性的、趋势性的走势，也有我们政策实施的结果，也有阶段性的表现，也有统计上的基数效应，因此不能只看一点，一定要综合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几个数字对比来证明它的趋势，这样才能把握走势的脉搏，推动经济真正的由内生变量来促进其发展。”
在朱之鑫看来，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力目前尚未得到明显缓解，去产能也没有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机制性的突破，外部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明显改善，地缘政治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经济运行继续承压。
“目前经济运行是复杂的，起码表现在三个并存上：一是流动性的充裕和通缩的压力是并存的。9月末，我们的M2是151万亿元，而通胀率或者物价上涨只有2.0%，比上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PPI尽管扭转了54个月同比下降的局面，略升了0.1%，但要看到，这和进口物资的汇率变化是有关的；二是在高杠杆、高债务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现象；三是新产业、新业态在不断涌现，又与很多人认为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存。这三个并存现象，已经不是传统的经济学可以解释的，必须从新常态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朱之鑫强调说。
此外，针对目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分化严重的现象，朱之鑫认为，除了对经济运行中总体情况的分析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的分析。“分化有地区的、有行业的、有企业的，也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如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同比增长了6.0%，但国有控股企业只增长了1.0%，集体企业只增长了0.7%，而股份制企业是6.9%，外资企业是4.4%，显示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分化；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原来是占大头的，现在只增长了3.1%；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的利润率增长了5.66%，比上年还在下降，这说明增长速度的变化还没有带来效益的明显转变；此外在就业方面，尽管9月份31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不到5%，但反映在不同的地区也是不同的，东北地区调查失业率和中部地区调查失业率远高于平均调查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就业中的结构问题要引起重视。因此，在分析形势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只讲一个总体的概念，一定要把这种分化的情况分析透，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政策。”朱之鑫说。
最后朱之鑫强调，在宏观的判断之后就需要有宏观政策的抉择。宏观政策的抉择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把短期的政策和长期的政策结合起来考虑，不能因为短期利益牺牲长期的结构调整重点。
全国政协常委刘明康：应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及房地产风险
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看来，从目前看，三季度经济出现向好迹象，这个好不仅指数字，更多的是在做法上，“这一时期内，很多部门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举措，问题抓得更为精准，方法更为科学，力度更为强大。比如财政部重启地方债务调查、货币政策加大贯彻执行力度以及汇率的动态调整等方面，做得都很好”。展望未来经济运行，刘明康认为首先要提示两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来自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管理。
“根据我们调研中的观察，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相较过去政府债务平台比较简单，现在政府举债平台呈现出多样化，这里既包括政府为首的基金，也有个别非市场化操作但披着市场化外衣的债务平台；第二是地方政府债务总量递增，风险总敞口也在增加；第三是地方政府在债务问题上仍存在行政干预，有些干预伴生较大的道德风险，比如前三季度债券违约同比有所上升，但很多违约债券之前都获得了评级机构很高的评级，除了评价机构本身的道德风险外，也有政府等强力干预的原因，这个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刘明康这样表示。
第二个风险来自房地产市场。虽然各地陆续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但在刘明康看来，相较限购令的“一阵风”，更为有力的举措也许是在加速全国房地产数据联网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研究推进房地产保有环节税，“其他国家也都有相似的做法，我们在这个领域不宜存在空白，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房地产市场理性、健康发展”。
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刘明康提出四条建议：“第一，要认真改善投资环境，当前，投资环境在许多地方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这一问题值得高度警惕；第二，要推动‘三去一降’，就要忍痛割爱，前提是这个‘爱’是不合经济发展时宜的，不要总把眼光盯在第二产业的增速低了这个问题上，要真正、认真做好结构调整，就要在过剩产能领域的‘三去一降’上下功夫、动真格；第三，要在创新过程中，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我们现在常说‘O2O’，也就是线上线下结合，我认为，线上可以讲体验，线下一定要讲质量，制造业必须讲质量，否则大家还是到境外去买东西，因此要有清醒认识，着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等标准；第四，要坚持底线思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推动信息共享、强调危机管理，实践证明，哪个国家危机管理能力好，哪个国家出现危机的概率反而是降低的，即使出了危机，其影响也相对较小。”
全国政协常委徐一帆：切实去产能要迈过五道坎
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钢铁、煤炭两个行业退出产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的80%以上，前三季度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5%。而在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徐一帆看来，从第三季度的情况，特别是8月、9月的情况来看，去产能的确已经初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徐一帆看来，问题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一些地区简单按比例分摊任务的做法不尽科学。“化解钢铁产能的本意是淘汰落后产能，关停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但是一些地区则按比例层层分解摊派，从平衡地方利益层面下任务，导致一些落后产能仍在运行，一些优质产能反倒被压减，这就违背了去产能的初衷。”徐一帆这样说。
其次是部分非备案的钢企没有纳入去产能盘子。徐一帆表示，一些地区去产能淘汰指标中按比例化减的产能基本是已经备案的企业，而一些类似生产“地条钢”的非审核备案钢企却不在压减之列，这就造成了一些落后产能没有真正得到压减。
第三是一些“僵尸企业”死而复生，“开关企业”（白天关晚上开）开足马力。如果任其继续向市场投放假冒伪劣产品，势必将挤压优质钢企的生产空间。
就当前存在这些问题，徐一帆认为，切实去产能还要迈五道坎儿。
第一，去产能要坚持“四去”，包括“僵尸企业”、不合规企业、环保未达标企业以及建在城市人口密集区域的小钢厂。
第二，应进一步明确“僵尸企业”的标准并严格界定，一经列入“僵尸企业”名单，就不得以任何方式“复生”。
第三，进一步明确针对民营企业去产能的相关政策，这也符合当前鼓励支持民营投资的大方向，对那些列入去产能名录的民营企业，在土地、税收及补贴方面予以统筹考虑，支持其转型升级。
第四，对接现行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各地当年新增或者腾退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用于安排去产能分流员工，落实好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具备资金技术实力、综合化经营发展的龙头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和积极拓展非钢产业来吸纳更多员工转型转岗。
第五，设立省级置换产能交易基金平台。在化解钢铁过剩产能中，应更多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建议设立省级置换产能交易平台。这个平台的意义在于有个指标置换的交易金，这个交易金既高于国家和省级奖补标准，又在出资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可以对响应拆除设备去产能的企业以适当补偿，资金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二是省级配套；三是暂时不执行去产能企业缴纳的相关资金，比如在江苏省就有49家经备案的企业，每万吨以50万元的标准缴纳产能置换交易基金；四是充分盘活退出产能的土地资产，筹措必要的去产能专项资金。
全国政协委员易纲：处置不良资产还要“啃硬骨头”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量（M2）增长平稳，增长率为11.5%。狭义货币量（M1）与M2的增速差有所缩窄，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明显增加，1—9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10.2万亿元，同比多增2500多亿元。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如果考虑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金融机构核销不良资产以及银行贷款回收再贷等因素，实际贷款比这个力度还要再大一些。谈到利率水平，易纲表示，今年以来利率在低位运行，特别是大家关注的企业融资成本问题，8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5.26%，比上月降低0.0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6个百分点。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同比下降8.3%。
易纲同时表示，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有一个亮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发债融资较多，今年1月至9月份，各类债券累计发行28万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公司债发行明显加速，发行量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9倍。此外，我们还发行了绿色金融债券等。发债一般比贷款的成本略微低一些，这方面对企业降成本也是有好处的。
另外，对于业界比较关心的对过剩产能领域的贷款，易纲表示，这部分贷款稳中有降。
展望未来，易纲表示，货币金融领域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全社会债务率仍然比较高，预计今年总的杠杆率还会上升，应努力降低其增速。
二是银行资产质量仍有下降压力。易纲强调，本轮改革建立起来的新机制，对不良资产的上升有着强约束，其中资本充足率约束起了重要作用。但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就是不良资产的处置还要“啃硬骨头”，比如“僵尸企业”退出、企业之间联保的互相传染以及化解过剩产能，这些动作都会反映在不良资产上。“当然，这里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另一些问题，比如破产重组的程序较为复杂、效率过低；银行不良资产核销环节较为复杂，还有一些环节可以进一步优化。另外，不良资产的证券化也应进一步提速。要看到，银行业对债权的处置，包括市场化债转股的应用，有利于不良资产的持续下降，如果在这些环节上进一步提速，我们应对中国银行资产质量保持良好态势充满信心。”易纲称。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对外投资贷款应考虑国别风险
一直以来，我国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而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增速。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应当关注对外投资和在境外的贷款风险向国内转移，“比如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做法是‘内保外贷’。从概念上说，‘内保外贷’指的是境内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附属企业或参股投资企业提供担保，由境外银行给境外投资企业发放相应贷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外汇管理局对‘内保外贷’是采取登记制度的，也就是说，国内担保方所承担的风险或者是‘或有风险’，并没有被纳入国内监管的范围之内。”
梅兴保进一步提出，由于当前“内保外贷”的情况较多，因此建议，在对外投资增长很大的情况下，不仅要将“内保外贷”纳入风险权重的计量和监管，还要关注这些国家的国别风险，“因为即使我们计量风险，其实也只是关注其经济风险，就是项目的偿还性，但是按照银监会国别风险的判断，往往风险的权重会加大。此前我在一家银行搞过调研，如果将国别风险考虑进去，则当前的不良贷款率还将提升，因此对于境外投资贷款风险，我们也要充分地做好防范预案”。
在不良贷款方面，梅兴保认为，不要认为银行不良贷款率较高就一定会在当期发生金融风险，但同时也要重点关注新业态、新增长点中所暴露出来的漏洞，比如互联网金融以及发债规模的增长等。“不过，也要提升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比如我们要包容科技型创新企业，而在这些科技型创新企业中，十个企业里能够有一两个成功案例就很不错了，从金融的角度讲，我们一直说要支持这些企业，但一旦出现问题，发放贷款的相关方将被终身追责，这种处理方式还有待商榷。”梅兴保这样说。
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从2016年前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我做的36家公司的企业财报分析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地区、行业、产业、企业分化，确实成为当下经济形势的主色调。换句话说，这是转型升级动能转换期间重要的分野。”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张连起在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时这样表示。
张连起强调，既要看到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积极变化，也要看到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只有5.6%的现实情况；既要看到营改增效应初步显现，又要看到产能过剩和高成本的压力源没有实质转变；既看到PPI由负转正，库存周转率达到了阶段性高点，又要看到市场需求偏弱、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增加，包括坏账风险、信用风险增加等因素。总之，从整体形势来看，基础不巩固，下行未减压，内生动力仍然不足。
对此，张连起认为，应注重适度扩大总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结合，防风险与稳增长的有效结合，惯性下滑与防御性宏观政策的有效结合。从具体情况分析来看，他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应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措施。“目前改革蓝图已经基本绘就，但进展相对缓慢。要通过评估、督导、巡视等手段层层传导压力，在标志性的国有企业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民间投资准入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样才能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避免形成中央热地方冷、外部热内部冷、文件热行动冷的负面预期。”张连起表示。
而民间投资持续走弱也已经引起多方关注。“我们需要对接需求压力，提升民间信心，促进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张连起认为，一方面我国居民有庞大的储蓄，另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有旺盛的需求，一旦让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消费需求向民间资本开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就会强劲起来。因此，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发挥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让PPP在这些领域起到示范推广作用；同时，产业引导基金要有效发力，让民间资本在平等合作中有预期、有事权、有发展的尊严；推动消费升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张连起建议应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比例与综合相结合的改革，适当增加税前抵扣事项，使老百姓能感到减税的效果。
“而在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止经济紧缩。”张连起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而是经济增长惯性下滑的风险。一个直接证据是直线上升的边际资本产生系数，就是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能带来的资本投入量，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这意味着新的增长投入难以带来新的增长。因此在经济稳增长的背景下，不能让杠杆率降得过快过猛。
最后，张连起还表示，应大力营造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生态，让有改革精神、改革能力、改革意愿的人不瞻前顾后，不患得患失，上端要一竿子插到底，下端打通最后一公里。
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扭转民间投资疲态应优化四大环境
当前，在分析我国经济形势时，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和1月至8月，民间投资累计增速均降至2.1%的历史最低位，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份民间投资累计增速为2.5%，虽然较之前略有提高，但仍处低谷之中。要扭转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态势，就需要在市场化情况下为其营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表示，归纳起来可以梳理出四大环境条件。
“首先要强调政策与制度方面的环境，这里包括政府简政放权，放松对企业的微观管制，实行市场公平准入原则，以及实施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等；其次是资金环境，应拓展市场融资渠道，改进金融服务，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民间投资提供适度宽松的信贷条件；第三是法律环境，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保证市场正常运行，保护知识产权；第四是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要营造有利于形成企业赢利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刘树成这样表示。
他同时认为，在上述四个条件中，营造有利于形成企业盈利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是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扭转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在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26个季度回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要营造良好向上的宏观经济环境，既不能靠“大水漫灌”来解决，也不能靠“喷灌”、“滴灌”来解决：“用‘大水漫灌’，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后遗症；而‘喷灌’、‘滴灌’又不够力度，难以带动经济增速的回升。在我看来，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国家总体宏观经济管理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更高层面来解决，寻找对于经济增长中长期持久推动力，关键要抓好政策落实。”
刘树成由此建议，要抓好“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特别要抓好165项重大工程项目的落实；同时，抓好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三大国家战略的落实；还要抓好《中国制造2025》的贯彻落实，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着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营造更有利于形成企业赢利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目的是促进民间投资增长，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经济要回到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中去，我们要遵循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使其在合理区间内有升有降，正常波动，健康推进。”刘树成称。
全国政协委员刘遵义：供给侧与需求侧应并重
全球需求依然不足，国际经济体欧盟、美国、日本复苏缓慢，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不振，增长率远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数。政治与其它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已在全球到处蔓延，更降低投资与消费的意愿。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已开始回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有滞涨的风险。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教授刘遵义看来，就目前来说，办好自己的事，独善其身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目前，国内经济的新常态开始趋向稳定，三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为6.7%。实际居民消费的增长率，是实际GDP增长率的一倍半，但因基数低，尚未能成为总体经济的主要动力；而且产能普遍过剩，民间对投资实际生产性固定资产意愿不高。
“中国经济以L型复苏是正确的概念，但必须维持GDP的增长率稳定在6.5%左右，不必再高，但也不能过低。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保证总需求以年率6.5%的速度增长。而在迈向新常态的过程中，供给侧与需求侧必须并重，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消费。”面对当前国内的形势刘遵义建议说。
“三去一降一补”，即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是我国2016年及之后一个时期的五项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但除了补短板之外，“三去一降”都不会造成总需求或就业的增加。根据支出项目的分配，2015年中国GDP分配分别是居民消费38%、政府消费13.6%、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本形成）43.4%、存货变动1.6%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3.4%。那么，总需求需要增加的6.5%，从哪里来？
刘遵义表示，实际居民消费是以年率差不多10%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3.8%；实际政府消费是以7%左右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约1%；剩下来的三个支出项目之中，存货变动与净出口都不会有显著的正增长，反而有可能负增长；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除了公共设施投资部分外，由于产能与商品房都过剩，不可能也不应当高速增长。“我认为，一个新的总需求来源，就是公共消费，如环境、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等，都可以创造新需求。一方面可以带动GDP与就业；另一方面可以令实际所得分配更平均。但公共消费不能只靠市场，需要政府主导，适量增加公共消费，从而增加总需求。”
而除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并重，刘遵义还强调，要加强风险防范。“去杠杆率化应当可以降低金融风险，但企业负债与GDP的比例节节上升，已高达170%，而实际利率对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偏高。这就需要改革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的方式，实行直接最终支付，避免贷款被转贷或挪用，降低影子银行的不良作用；同时需要引导居民投资方向，增加适合社会大众的境内安全长期投资工具（例如高现金股息率的国企股票或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国债），降低投机性的短线投资，防止资产（房地产与股市）价格泡沫形成，避免给社会大众带来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