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作为人类进化的载体，是人们生活的世界，是寓实践和创新于一体的客观社会化过程，文化的本质也恰恰体现于该实践过程中。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文化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人类进化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从发展上看，文化是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从表现形态上看，是以区域世界的文化形态出现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正是文化的生产力功能使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呈现出跃进的阶梯。为此，世界各国皆重视文化力建设，并适时提出文化强国战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形成了具有相应特色和内生力的文化强国战略，已发挥出相当的文化力。
［关键词］ 文化强国战略变迁 文化力
文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和广泛的复合体。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印证社会发展的水平。
文化强国战略的变迁
自1978年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走过了38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16 年，由“被动改革”到“主动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与主要线索，文化产业的定位发生了惊人变化和根本性提升，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主要理念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市场经济逐步兴起，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了初步的文化市场交易活动。图书和音像等市场的发展，成为新业态诞生的标志性事件。80年代后期，文化产业的一些门类进入了规模化发展的阶段。1991年，国务院在批转的《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经济”等理念。可以说，它是“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真实写照。这一阶段的文化还没有赋予“产业”地位，属于文化产业的兴起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93-2002年，主要理念是“文化也是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念。从这时起，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199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大力发展科技、文化等新兴产业的战略部署。中国的文化产业进入自发性快速增长时期，属于文化产业的全面扩张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基调以规范为主。在坚定文化科技创新融合理念指导下，党和政府开始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战略，努力构建文化科技支撑体系、文化科技创新体系、文化科技管理体系。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或者说发展标志之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由自发性发展进入国家层面的初步的自主性战略规划发展阶段。
“文化产业政策”概念，在正式文献中的出现见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部署。后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规划纲要”、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文化产业的任务。十六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再次重申了这一发展战略，提出要“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在财税、投融资、国有资产的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第三个阶段是2003-2008年，主要理念是“文化产业应该成为支柱产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文化竞争的日益加剧，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以真正确立，政策基调以鼓励为主。2003-2004年可称为文化产业“提速发展期”， 2005-2008年可称为“扎实推进期”，其中2003年国务院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是国家在战略层面制定改革促进发展的重大举措，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企和国有文化企业自主发展成为我国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的切入点。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先后发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统计指标体系》。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首个《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这些有关的活动的集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又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不仅结束了多年来“双轨制”历史，而且改变了一线文化机构与国家的关系，使之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中宣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文化部等五部委制定《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这一系列法规或文件标志着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生产力良好体制环境与政策环境的初步形成。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规划，曾经较为宽泛的“文化事业”一词开始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面貌。
2006年8月，我国第一个关于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把文化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加以统筹规划。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五个方面的具体部署，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
2007年8月，文化部印发《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年）》。《规划》确定了文化标准化工作需要坚持政府主导、重点保障、需求导向、共同参与、制定与实施并重、自主创新、国际化等基本原则，提出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文化标准体系、取得一批文化标准化理论研究重大成果、完成主要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使文化标准化建设走向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道路。
此后，党召开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两次会议都着重强调了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十七大报告同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其意义非常重大，标志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目标框架和制度保障，对文化和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在电视剧、动画、图书等产品数量上已经接近和超过世界文化产业强国。以动画为例，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电视动画片生产101900分钟（不含广告时间），日本的电视动画片生产125000分钟（含广告时间）。日本专家估计，在扣除电视广告时间的情况下，2007年中国的电视动画产量已经超过日本。这表明，我国动画产业已经完成数量上的扩充阶段，应适时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主要理念是“文化产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2009年，国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采取了更加有力的举措。当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纺织、轻工等规划之后的第十一大产业振兴规划。文化创意、文化传播渠道、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基地、骨干文化企业、新兴文化业态、对外文化贸易、主题公园、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是《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九大关键词。由此，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开始实施，突破行业局限、拓展融合途径、创新融合形态。2010年，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开始实施。同年3月，中宣部等九个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了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这为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融合提供了广阔现实背景。科技创新能够触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需要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双翼。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发展纾翼，科技创新为文化发展御风。
2014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表明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文化的生产力特征
文化生产力被誉为第三代生产力，其重要特征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文化、科技、经济的一体化趋势。
对文化生产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堪称关于“软实力”理论开山之作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约瑟夫·奈提出了权力来源中“权力的第二张脸”——“软实力”概念，并且比较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既拥有传统经济、科技、军事的“硬实力”优势，而且拥有文化、价值观和国民凝聚力等新型的“软实力”优势。只要能够将这些潜在的权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影响力，美国定能主导世界。约瑟夫还指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
文化“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学界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文化力”、“文化国力”等概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概念，并就如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问题作了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大进而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他围绕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所作的精辟阐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引。由此，文化生产力理论诉诸实践，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具体特征上，文化生产力包括：第一，溢出效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先进管理理念、最新知识的传播将促进经济发展，公益文化的传播将促进社会发展，生态文化、节约文化的传播将促进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二，生产力功能。一方面，文化生产力体现了文化生产者的精神创造能力。在文化生产中，文化生产者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自身的主观精神因素，诸如思想、艺术知觉、审美、道德、智力、想象力、情感、愿望等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形成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等精神成果，体现人对世界、社会以及自身的基本观点，反映人对外部世界认识、改造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提升他们的主观精神世界以及尊重文化生产者的创造性劳动，是发展文化生产力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文化生产力具有物质生产属性。文化生产的过程也表现为物化的过程，即形成物质形态的生产过程，文化生产力依赖于人类活动的各种中介形式，比如物质工具形式（数字技术、互联网等）、语言符号形式、社会体制形式（特别是文化体制）等。第三，传续性。文化生产力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继承前人生产的文化产品。每一时代的文化产品都是前人文化活动的客观成果，它帮助人们从中学习和继承特定的文化活动方式，获得从事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能力。文化的生产要“受到他（艺术家）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条件的制约”。这构成了人们当前文化生产力的既定前提。从世代的角度看，如果文化能向新的世代流传，即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第四，地域性。一方面，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是人类交流的普遍认可的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上的文化商品当然要用于国内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注重文化产品的输出，如本民族语言的国际传播、在重要城市树立带有民族标志的景观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文化在世界的扩散。这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积极意义，也对我们如何发展文化、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出了挑战。
除了文化生产力概念，还有一个“文化力”的概念需要重视。国内较早研究“文化力”的学者是贾春峰，他于1993年提出了这个概念，认为“文化力”概念的出现是1980-1990年中期“新经济”的崛起。日本学者杉浦勉认为，“文化力”是与新经济相伴而来的，是社会文明历史推进、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学者方伟主张，“文化力”是“在知识经济发展到来之际，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人类社会所拥有的，以其一切文明在精神上的反映而去改造这一社会物质与精神存在结果的综合能力。”综合地看，“文化力”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智力因素，二是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人格魅力在内的精神理念，三是包括图书馆、博物馆、信息网络等在内的文化网络，四是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文化力量。在当代，“文化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其两个构成方面。
先看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一词，源于上世纪初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对越来越商业化、大众化、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一种隐秘的统治意识形态。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虽然认同艺术品的大量复制会导致“光晕”的消失，但对于文化工业却持相对肯定和乐观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等人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精英主义立场进行再思考，肯定了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只包括可以由工业化生产并符合四个特征（系列化、标准化、生产过程分工精细化和消费大众化）的产品（如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有声制品、视听制品等）及其相关服务，而不包括舞台演出和造型艺术的生产与服务。事实上，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美国就没有“文化产业”的提法，一般只说版权产业，主要是从文化产品具有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界定；日本则认为，凡是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都属于文化产业。除传统的演出、展览、新闻出版外，还包括休闲娱乐、广播影视、体育、旅游等，并称之为内容产业，更强调内容的精神属性。2003年9月，中国文化部制定下发《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文化事业。它是政府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兴办的公益性文化内容，既包括具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和大量的知识产权，还包括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及内涵。文化产业强调经济效益，文化事业强调社会效应。一方面，发达的文化产业，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资金，为民族文化发展繁荣提供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导向功能和维持秩序的作用。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文化可以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通过共享文化，行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何种行为在对方看来是适宜的、可以引起积极回应的，并倾向于选择有效的行动，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导向作用。同时，文化是人们以往共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意味着某种秩序形成。只要这种文化在起作用，由这种文化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就会被维持下去，这就是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理论创新不足、文化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大量引进的各种西方文化包括各种新学说新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文化界的原创能力。从发展趋势看，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导向和不断提升品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相当迅速，但与日本等国家相比还有待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需加强，培育出我国的主打产品是当务之急。文化产业应当成为知识经济背景下最富现代意义的“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点。
国家要通过文化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我国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已经从战略地位的确定发展到了实施细则的制定，从一般性的财政鼓励和奖励发展到了金融、保险支持体系的形成，完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文化体制改革要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加快走向完善的时候，文化体制的改革也要适时跟进。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强调，一方面，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对接，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努力形成“两轮驱动”模式。新世纪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从五个方面定位和规划国家文化产业：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领域，二是垄断性文化商品领域，三是政治性文化产品领域，四是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五是国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这五个领域的品类剥离、功能划分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需要对文化功能有真正深刻透彻的认识，需要对现实问题有非常勇敢踏实的把握。2004年2月，文化部领导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两轮驱动”：一个轮子是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另一个轮子是发展文化产业。2006年1月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核心内容有二：其一，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其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其中，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同时，文化行政管理体制要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方面有所突破。文化部已取消或下放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9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取消或下放 29 项行政管理职责。
文化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有待提高。新兴文化产业因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的拉动，实现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但是，中国文化资源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它们的文化产品，反过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大竞争对手。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诚然，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的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还缺乏足够强大的竞争力，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更充分。因此，提高文化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应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战略主题。
参考文献：
[1] 李思屈等.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2] 约瑟夫·奈. 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 方伟.文化生产力：一种社会文明驱动源流的个人观[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4] 于平，李凤亮.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1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作者简介：钱振华，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