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把握好四个层面“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准确判断时代特征；三是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四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支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本质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正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说：“《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根本经验，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和实践导向，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总结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老祖宗不能丢”，都是这一首要前提的智慧结晶。

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盘西化”的“洋教条”幽灵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成为持续影响当代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较大冲击。近年来，国内极“左”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裹挟下也有沉渣泛起之势，其虽与“洋教条”水火不容，但在试图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上却殊途同归。“非主流意识形态……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或“左”或右的噪音杂音，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更加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狠抓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巩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多措并举筑牢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防线。同时，牢牢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如何从历史向度和世界维度准确判断“不变”的时代特征下，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性特征和趋势，从而校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基点，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应有之义。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揭示了现有历史阶段下“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历史规律，必须辩证地历史地判断其“变”与“不变”。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滥觞于二战结束，自此始逐步结束了以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就“和平”而言是结束了两次世界大战，就“发展”而言是社会主义从一战前的理论变成了二战后的多国现实，人类解决发展问题进入了“一球两制”互相竞争的新时代。冷战时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虽时有剑拔弩张，各自阵营内部也各有龌龊，但并没有出现大的全球性的和平问题，所以，“冷战”的只是表面，“和平与发展”才是主流。此一时期的“和平问题”主要是美苏两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大国沙文主义威胁世界和平，而“发展问题”被整合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之中，“和而不同”也成为各自阵营内部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一大特点。

苏东剧变后，“和平与发展”问题从看似解决的实然状态变成了一种应然状态，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在美国“一超独霸”格局下，和平问题呈现出新的不稳定因素，发展问题也没有如西方学者所言终结于资本主义，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美国“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不但没有宣告“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结束，却进一步昭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远未完成。“和平”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发展”对“和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和平”对“发展”的依赖越来越强，和平问题的实质越来越演变成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越来越演变成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之争，越来越演变成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

科学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内容，一是对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一是对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文化的认识。如何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内涵所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一基本国情有两个辩证统一的基本内涵：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第一个基本内涵”说的是“根本国情”，也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第二个基本内涵”一方面说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变”与“不变”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制度性国情，比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另一方面说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中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变化而变化的“具体国情”。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整体性的国情观，要看“根本国情”的不变，要看制度性国情的“变”与“不变”，要看“具体国情”的变化，更要看三者之间一以贯之辩证统一的关系。

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运用好“三大法宝”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成果。两次历史性飞跃一以贯之的基本经验概而论之主要是价值观和方法论两大层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其分别重在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大根本性问题，一个是侧重理论和战略问题，一个是侧重实践和策略问题。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

“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既属于毛泽东思想，也属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和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要解决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是“不变”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历史规律支配下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变”的，在此前提下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几大矛盾关系也是“不变”的。这三个“不变”就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一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得来并检验的基本经验没有过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也不能变。“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理论精髓和根本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根本工作路线，“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主线” 。“独立自主”是确保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老路的根本政治路线。这三者一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作主体（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者、人民群众）所掌握，既成为他们之间的共识点和连接点，又成为理论与实践始终相统一、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根本思想基础。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大法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运用好这“三大法宝”，这一点不能变，因为不管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进步事业来看，不管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策略性的历史过程，还是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战略目标来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和策略作用。“统一战线”起到了整合阶级力量和群众力量以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的重要作用；“武装斗争”起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重要作用；党的建设起到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组织保证作用。这“三个作用”的战略指向是保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策略指向是服从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因此其内涵必须在坚持战略指向的前提下，随着党的中心任务，随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这一策略指向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具体内涵不尽一致，即便在同一历史时期，因为国内主要矛盾、历史任务、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也需适时作出调整。“武装斗争”的基本内涵也发生了从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转变。“党的建设”在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的侧重点也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因此，“三大法宝”不管在战略层面还是在策略层面，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高度吻合和同频共振的，其战略指向和战略定位不能变，但其策略指向和策略定位必须因时因地不断作出调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李捷.毛泽东思想对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4).

[5]姜辉.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自信[J].红旗文稿，2015，(3).

（作者简介：许华卿，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