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老虎”、灭“苍蝇”，无禁区、无死角，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巨虎”在内的一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被击落尘埃,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党心大得，军心大得，民心大得。分析这些昔日雄踞庙堂、呼风唤雨的腐败分子走向腐败的原因，警示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不否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一些漏洞，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但当事人自身不明白党员领导干部应为人民掌权、为人民担当的道理，或者说没有处理好做官与担当的关系，共产党人原本特有的精神家园失守，也是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无法回避并且必须做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所谓“官”，就其最早本意来说，是为国为民办事的岗位。我国第一部记录上古历史文献的经典名著《尚书》中，有一则官训这样写道：“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意思是，老百姓如果需要用刀，当官的就要作磨刀石；老百姓如果需要过大河，当官的就要作舟船；如果遇到天大旱，当官的就要作及时雨。这就意味着做官就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对人民的担当，不为人民做事，不为人民担当，就失去了官的原本意义,这其实是一种百姓情怀、人民情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先生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深刻揭示了为官治世的根本之道。对一个执政党来，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相反再大也是小事。只有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才能在人民的眼里真正被视为代表者，才能有效地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正因为深谙这一真谛，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把“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作为我们党“应当注意的问题”明确提了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意义所在，为人民做事、为人民担当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牢固坚守，须臾不能丢。我们党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担当的历史，这也正是党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深厚沃土之中、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做大官与做大事，在孙中山先生那个时代，确实是两码事。但到了今天，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码事应该变成一码事。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难道还有比共产主义最伟大的事业吗？没有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吗？没有了。所以从理论上讲，我们党的干部正是不要做大官，而是要干大事业，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的事业。人生在世，事业为重。凡是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的人，即使当不了大官，也会名垂青史。凡是总想做大官，而不求做大事的人，即使是当了大官，也会因其行为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相左，最终落个身败名裂、遗臭后世。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苏荣之辈，一再为此作了注脚。这表明，坚守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情操，秉承为人民做事、为人民谋福祉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完善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掌权行为，坚固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不能不成为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首要基础工程。
为人民担当，决不能贪图享乐。无论古代还是现在，要真正做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贪图享乐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做官就是要尝苦味，使苦劲、出苦力。清代的潍县令郑燮有首《青玉案》，述说自己的做官之苦：“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当开酿，正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灯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把当官的苦处描写的淋漓尽致。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郑燮为官确实很苦：不仅收入少，而且因为上书请求赈救难民一事，得罪了一些权贵，最后竟被罢免了官职。后来，他在扬州过着“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的贫苦日子，直到离世而去。这种做官苦，其原因很清楚：一则廉洁自律，不贪钱财，经济上苦；二则勤政为民，排忧解难，工作上苦。在“墨海沉浮”、“物欲横流”的封建时代，像郑燮这样“独步清流”的好官固然有一些，但毕竟极少数。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这种典型可谓不胜枚举。如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谷文昌……，他们虽然没有像郑燮那样感叹为官之苦，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苦已通过行为业绩体现了出来：方志敏担任红十军供应部长时，吃菜根穿破衫，始终不动公家一钱一布，他说：“为着党的事业成功，我毫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只有480天，为改变兰考的贫穷面貌，带病坚持工作，“日夜操劳不知辛苦”，直至牺牲在岗位上；孔繁森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哪里危险哪里上，何处困难到何处去，他要求自己很苦，省吃俭用，从不多花一分钱，遇到群众有难，他有钱就捐钱，有物就捐物，以至到牺牲时身上仅有八元六角钱；谷文昌心系群众，一心为民谋福祉，用“为民高擎一把伞，为民敢扛一片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风沙、建绿岛，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忧难、谋利益……他们都以十分鲜亮的行动，展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做官的担当。做官的苦，才能换来百姓乐、社稷安。相反，如果做官乐、做官甜，则只能带来百姓苦、百姓怨、社稷乱。因为做官的贪图享乐，挥霍的只能是百姓的血汗。挥霍老百姓血汗的人，是不可能得到老百姓拥护的。
为人民担当，决不许发财致富。“做官即不许发财”。这是抗日将军吉鸿昌父亲的遗言。吉鸿昌把它烧制在瓷碗的两侧作为自己的“官铭”，让自己吃饭时便能看到，以反省和警示自己。这则官铭，关键就在“不许”二字，以“不许”为自律。郑板桥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自律，他在“七品知县”任上时曾修家书说：“人皆以为做官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既不敢贪赃枉法，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则每年廉俸收入，甚属寥寥。苟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较多于廉奉数倍。”这其中最闪光的语言，不是言他做官尚不如鬻书卖画的清廉，而是两个字——“不敢”：不敢贪赃枉法，不敢积造孽钱以害子孙。古今大量事实表明：“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习近平：2015年1月１3日与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谈话）你要为人民做事，当人民的公仆，就不要指望比别人富有。要想发家致富，就不要当官。道理很简单，“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唐.韩愈语）你要想为自己发财，就不会去想为人民做事和担当；而做官者发财致富，必然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最终走向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做官发财，是官僚政治从娘胎中带来的一种古代官场艾滋病，官大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当官不过是剥削人民、聚敛钱财的手段。“千里做官为发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官态的真实写照！从现代一些腐败案例来看，这种为发财而做官的人也不鲜见。颇为经典的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个表白：“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千万几千万地赚。”很显然，在这位已当着副省长的“大官”看来，当官就是为了捞钱，捞钱是为了继续往上爬，捞更多的钱。正是这种心态的支配，他在任副省长期间“日进斗金”，捞了几千万，却仍然欲壑难填。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尽管与封建官吏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情操失守，不是想着为人民做事，而是想着为自己发财，与古代的贪墨并没有质的区别，“积造孽钱以害子孙”的结果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受到党和人民的唾弃也是必然的。
为人民担当，决不能以权谋私。做官，就要掌权、用权。能否以天下为公，为人民用权，是衡量做事与做官的试金石。为人民做事，就要代人民立言，为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古代一些清官廉吏的为官之道，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思想境界应当比这更高、做得更自觉。一方面要牢记党的宗旨，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想群众之所想，干群众之所思，急群众之所急，努力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发展好。一方面要秉公用权，用权唯公，不殉私舞弊，不贪赃枉法，敢于扶正祛邪，扬清击浊，切实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弗兰西斯.培根任全英大法官时，曾讲过一句名言：“一次枉法裁判，比十次作恶本身对社会的危害还大。”因为它销蚀的是公正，是民心，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领导干部身居高位，手中有权，很容易成为被腐蚀的对象，各种腐蚀尽管花样不断翻新，但说到底无非是投其所好，“见缝下蛆”，或用金钱、美女拉你下水，或以古玩、珍宝诱你入我毂中，实现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之目的。看一看这些年不断跌落尘埃的腐败分子，无论是早先落马的倪献策、罗云光、张辛泰，后来的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还是十八大以来被严惩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流，教训都在这里。因此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不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用来为人民做事，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严于律已，高度警惕私欲膨胀，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警钟常鸣，防微杜渐。“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凡领导干部犯错误，乃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根源大都在世界观出了问题。加强自身修养、解决“内功”问题，从来都是拒腐防变的根本。作为领导干部，在事业上要有雄心，但决不能有野心，更不能有贪心，除了享有制度和政策规定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千百巧计，不如本分做人。”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很平常，但与党规党纪要求却是一致的。
为人民担当，决不能搞虚假作风。孟子有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为人民担当，最重要的是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以实取信于民，让群众感到把权交到你手里放心。试想，对一个说话不真诚、做人不老实、办事不实在的人，有谁敢相信？同样，一个作风飘浮、好大喜功、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群众放心？这种领导者在群众中又如何会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能否做到实事求是，是喜报喜，有忧报忧，对成绩不夸大，对问题不缩小，对错误不隐瞒，对事实不歪曲，不仅事关党的原则和党的事业，也事关个人的品质和形象。明乎此，每个领导干部不可不思，不可不认真对待。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说得到，做得到”，作为取信于民的一项基本要求。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新形势下，我们党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多次进行强党性、正党风、树形象为主旨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尽管形势不同、场景不同，但目的之一都是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纠正和防止追逐个人名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搞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我们为人民做事，既会有成绩，也难免会有问题，有喜报喜易，有忧报忧则难，特别是对事关单位荣誉、个人面子乃至形象的问题，没有个“清越而瑕不自掩”的品格是难以做到的。有句群众语言说得好：“发现成绩是水平，敢于揭露是党性。”一个领导干部敢不敢正视问题，揭短亮丑，不回避矛盾，既反映了是否真正具有求实之心，也反映了有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心底无私天地宽。”凡掩盖矛盾、隐蔽事实真相者，无论其如何表白，实际上都是怕砸牌子、怕担当责任、怕影响形象，说到底一个“私”字在作祟。事实反复证明，爱讲假话的人，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看起来似乎精明的很，实际上总是吃亏。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因为假的就是假的，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瞒得了个别人瞒不了多数人，东窗事发之时，就是其威信扫地、被党和人民唾弃之日，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也是一条铁律，是由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所决定的。因此说，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绝不仅仅是作风不正、党性不纯的表现，也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一种腐败现象，是我们党的严明纪律所不允许的。
为人民担当，一定要有好的人品官德。任何人当官只是暂时的，而做人则是一生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人，其次是官。人做不好，官也当不好。做个好人，才会做个好官。不是个好人，肯定也不会是个好官。人品、人格不好，官风官气也不会正。不是官位使人增光，而是人使官位生色。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应是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公民，才有资格担当领导责任，才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做事。而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则不然，为了当官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人格、出卖灵魂，最终不但官当不成，有的甚至连公民的权利也失去了。做好人就要讲良心，做好官更要讲良心，责任担当同样要讲良心。良心是最起码的心肠，也就是推己及人。自己要活得好一点，要想到别人也想活得好一点；自己要休养生息，别人也要休养生息。孟子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个“不忍人之心”，就是良心。如果凭着良心去治政，不扰民、不伤民，治天下就会如同反掌。当然，我们今天做人民公仆，仅讲“不忍之心”是不够的，我们的理想和担当应当更高一些，但作为领导干部既有“不忍人之心”，又有“公仆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担当，岂不更好？有人笃信“关系”学，把关系看作“通行证”，认为有了“关系”就有了一切，千方百计地乱拉“关系”，死心踏地地依附关系，以至“没有关系不办事，有了关系乱办事”，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必须用鲜明的事实以正视听。我们共产党人讲认真，讲无私奉献，讲严以修身、讲严以用权、讲严以律己。人生天地间，真正靠得住的不是“关系”，而是立身的本事，一个人的升迁去留，要寄托在自己的真本事上，而不应寄托在跑“关系”上。如果说共产党人也讲“关系学”的话，那么讲得应当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关系学，靠真本领为人民做事的“关系学”。党诞生在人民中间，成长在人民中间；人民哺育了党，人民拥护党；牢记人民的重托，对人民认真负责，以实谋事、以实创业、以实做人，在为人民服务中勇担重任、建功立业，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归宿、一切发展的源泉。我们党与人民的关系，就会始终水乳交融、鱼水相依、血肉相联，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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