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不久，一起去年发生在山东冠县的“辱母杀人案”，因聊城中院２月份一审判决结果公开，在网络媒体的助推下火爆了全国。先概括一下这起案件的过程：

女经营人苏银霞向吴学占借了135万元高利贷。在还了184万元和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之后，还欠17万欠款。为了逼债，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深感恐惧与绝望的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过来了解了情况就离开了，苏银霞试图跟警察一起离开，却被吴学占拦住。

翌日，催债手段升级。杜志浩等11名催债人员，将苏银霞和其22岁的儿子于欢控制在接待室里，用尽各种污辱手段，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对着苏银霞进行侮辱，并且当着于欢的面。一名工人看到了这一幕，找人报警。民警过来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又离开了。

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拿起一把水果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次日在医院死亡。据此，聊城中院一审今年２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的二审代理律师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于３月２４日受理了此案。目前，案件尚在依照法定程序审理中。

这里不想对法院终审结果如何发表相关评论。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起案件肯定会以法律的公平公正给出公道的结果，以向社会传达司法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的强烈信号。但回放这起案件升级的过程，那两位出警的警察于众目睽睽之下的作为，却让笔者鱼梗在喉，不吐不快。

众所周知，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不难看出，警察代表的是法治，代表的是光明。警察出警既应是违法犯罪活动的克星，更应是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的保护。故，人们寄予希望和期待。很显然，这起血案中两个民警，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借债人和报警群众指望他们能够主持公义秩序，制止事态升级。没料想，他们却敷衍塞责、虚晃一枪，情状如当逃兵。

可以想见，警察的离开对于欢母子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他们人身自由完全受限，身心备受摧残，不知道还要经历怎样的折磨。尽管有了前一天的教训，但此刻警察仍然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警察抛下一句话就走了，将无助的母子彻底丢进绝望的黑洞。一场本该避免的血案就在此情此景下发生了。从报道来看，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警察的失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杀人伤人的是于欢，但不作为的警察似乎更应站在被告席上。

或许，他们会以“我们已经出警了”搪塞。出警等于处警吗？不能！他们的处警并没有将于欢母子带至安全区域，而是将母子继续留给了坏事做尽的催债者。这样的出警，充其量只是“我们知道了，你们自己处理吧！”形同虚出，做做样子、应付一下报警而已。

或许，他们会以“没有想到会这样”遮掩，将原因归于“不可预知”。其实这同样也难以自圆其说。诚然，由于客观局限，警方对事态的发展走向并不存在完全的可知性，但事物可知论同时也不排除人对事物的终极认识有着无限接近的可能性。基于“前一天也出了警、第二天的催债手段反而升级”的事实，警方理应推导出“事态有可能扩大”的预见，并拿出控制事态发展的措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至少是失职！

或许，他们当逃兵有其难言的苦衷。如吴学占势力大、有背景、有靠山，惹不起、不敢管，等等。尽管案件尚未明朗，情况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法院审理此案之前，吴学占等人已被定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被警方摧毁。在11名黑恶势力面前，他们从自我保护角度考虑以至躲事避事，似乎情有可原。可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当个人安全受到威胁时，社会群众都拥有法律所赋予的紧急避险权，惟独军人、警察等特殊群体没有。作为警察，只要公民安全需要或者上级命令下达，即使面对死亡也必须义无反顾向前。这既是道德的倡导，更是法的迫使。他们也都应该知道，“在战场上后退”意味着什么。

概而言之，“辱母杀人案”中两位处警的警察，纵有千种理由、万般无奈，却也无可掩饰失职渎职的事实，其传递给群众的信息绝对是消极的、负面的，当然也绝非单单是一个“不作为”所能了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加大和强化对他人生命冷漠、对公众利益麻木、对违法行为迟钝、对法定职责逃避和推诿等“懒政”、“尸位”问题的惩治力度，各条战线上一些以躲事避事为表征的“不作为”“慢作为”得到了认真清理和治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府公信力日臻形成。在这种大背景下，“辱母杀人案”中的两位警察为何依然如故？是原本就未受过触动，还是那里的勤政建设走了过场、打了折扣，抑或问题又苗头性“反弹”“回潮”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只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有着代表性的典例？笔者以为，这倒应是这起“辱母杀人案”所传递出的一个更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并认真反思和检查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