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 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 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 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 于他对建构 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 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 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 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 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 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 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 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 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 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 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 原则是，站在 山之 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 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 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 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 学术行动。 布兰特利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 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 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 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 谢以下诸教授： 史华慈（本杰明 施拉姆（斯图尔特 ）； 迈斯纳（ 魏斐德（ 莫里斯 斯塔尔（约翰 布莱恩 罗斯 沃马克（ 特里尔（ 杨炳章（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 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门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 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 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龚育之、金冲及、李君 如、朱佳木和李忠杰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 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 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 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 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 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 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 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 人员此前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 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 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 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 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 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 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 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 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 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 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 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 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 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 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石仲泉　　萧延中 中文版代序：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 林同奇 史华慈教授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他的去世曾广泛引起西方 汉学界的沉痛哀悼。去年四月《东西方哲学》 ，美还开辟专栏，刊载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国亚洲学会也有专题讨论。但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什么有组织 的反应。记得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集会上，史华慈曾 富有感情地说：“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国。我尊敬 她。”《世界汉学》今天郑重推出这期专辑，在他毕生研究并由 衷尊敬的中国，纪念、介绍这位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的确是非 常有意义而且应该的。 但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是无情的，它终将 吞噬一批又一批勤学有成的学者或思想家的名字，乃至他们的 有价值的成就也往往被人遗忘。今天史华慈的不少著作虽然被 公认为汉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但随着时代的推移，视野的转变， 资料的积累，加上当今中外学界著书立说的惊人速度或加速度， 有可能不要二三十年，汉学界中有兴趣研读他著作者已经无多。 不过，这种结局对史华慈而言，大约并非意外。 所展 史华慈曾说过，文化（指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在某种意义 上只是围绕着一些无法确解的问题意识（ 开的持续的会话或辩论的过程。尽管这些“问题意识”具有超 越历史与文化的普世性，可是针对它们所提出的答案却必然会 ，无形之中影响了一批遍布全球的曾经来美求学的 史华慈一向对人（首先包括他自己）的局限性和可堕失性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为人们的关注视角乃至表达方式都 必然千差万别，不断变化。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对 这个漫长而往往是众声喧哗的对话与辩论过程所做出的历时性 分析。因此，史华慈很清楚自己所能扮演的角色，深知自己的 著作只是这个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中的一瞬即逝的“一个微弱的 声音”。他曾把整个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比喻成一座储存人类经验 与思想的“图书馆”。他说： 写书的人多半热切希望把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未必就意 味着从此他的思想就将死去。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 也无人问津，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书就此长眠不语。 ）有深刻的理解和体认。而且，他是一位非常淡泊名 的种种炫饰更加兴趣索然的了” 利的学者，他的学生曾说“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比他对权力 。显然，史华慈不仅无意青史 。 留名，他甚至根本不会去掂掂自己的学术遗产有多么重。我仿 佛隐约地听到一个声音叮嘱我：“如果一定要说我还有什么学 术遗产，它只是人类思想的长廊里‘一个片面的、可能失误的 微弱的声音 但是，和其他声音一样，它可能有朝一日忽然 引起另一个声音的共振，因为发出和接受这些声音的心灵毕竟 是相通的。 把学术遗产仅仅理解为几本专著，似乎是近代西方学术思 想极度专业化带来的偏见。史华慈所尊敬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 没有自己撰写的学术著作。史华慈通过言传身教，参加各种学 术会议，广泛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汉学专家 学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他的志业和乐趣，也是他的学术遗 产中颇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另写专文予以介绍。他的 内容充实、富有卓识洞见的专著正被译成中文。本文目的只是 。这种阐述必然带有综合成分，实际上是 向国内学人介绍他的史学思想及人文精神。因为我感到正是他 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使他的著作具有经典性，并赋予他作为 人师所独具的那种风范和魅力。 史华慈并无有关史学思想的专著或专文，但是经常随文点 拨，很难归纳。他的人文精神更是渗透在他的众多著作之中， 史华慈在自选的一本论文集中曾说： 我无意为我的这些文章所表述的每条意见或提法进行 辩护，也不想按照事后的认识来改写它们。我的主要目的 是借此来重新考虑并重新申述作为这些意见与提法之依据 的那些预设与关切。当时我写下这些意见和提法时并不是 为了去证实任何一种已经明言的、预先建立的“方法论”。 可是，当我重新检视这些意见和提法时，我察觉存在着一 些渗透其中的，并未明言的关切与预设，对这些关切与预 设我则大体上仍然准备为之辩护。 可以说，史华慈并没有一套固定的系统的“方法论”。他的 方法就是由这些“关切与预设”所组成。他的人文精神也大半 体现其中。但这些关切与预设之间都有某种可寻的内在联系， 从而构成一个相当连贯、统一的治学导向。较之“史学方法”， 统称之为“史学思想”可能更加妥帖。据此，本文的做法不是 全面系统地描述一个完整的方法论，而是经由史华慈的著作 （他具体的“意见和提法”）去阐述他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他的“关切与预设 我个人无意（且不说无 一种诠释，难免带有主观成分而且有些凌乱。再则，史华慈的 一些具体意见与提法已引起一些争议。 能）为他的每条意见和提法申辩。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即史 华慈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将比他的具体的意见和结论具有更 强的生命力。在史华慈诸多史学思想内容中，关于他的运思方 式本专辑中已有描绘，本文不再详谈。 ）这个词来描绘自己研究中国的心情，他 史华慈一生著作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中国现实政治 研究，可称时论，多已收入两本自选论文集：《共产主义在中 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 与其他》 （下简称《流变》）和《中国 （下简称《其他》）。这类著作多半记录了他 跟踪中国现实政治发展达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第二类属中国 政治史研究，即《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 （下简称《毛泽东的崛起》），是由史华慈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 （下简称《寻求富强 是他的成名之作。第三类属中国思想史，主要包括《寻求富强： 。此外，史华慈严复与西方》 还有不少的论文散见各杂志，尚未整理成册。我认为推动史华 慈穷毕生之力潜心研究中国的最终的驱动力不是对中国的好奇 心，也不是由于响应当时美国学界提出的种种思想挑战，甚至 也不是对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的知性的追求。诚然，他偶然也 用“好奇” 一直热切参与美国学界随时出现的争论，他有强烈的追求事物 真相的知性诉求。但是，埋藏在这一切实用的、知性的动力背 后或下面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人的思想世界及其 奥秘的探究，是一种具有深沉宗教情操和冷静理性思考的人文 主义的诉求，这种思想上的诉求我想称之为“史华慈式的人文 主义”。换言之，站在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思想史专家背后 的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这个看法是本文的结论。下文将大体 按照史华慈著作的时间顺序，就其中一些具体意见和提法，介 绍他的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史华慈的思想很难简述，他的文 章一经压缩就难免失其原貌，因此本文有时不得不长篇引用原 著而且加进较长的批注，希望读者能耐心细读。 史华慈在青年时期的研究兴趣并不在现实政治。他在哈佛 一、“问题意识”和研究政治人物的框架：史华慈时论 的特色 究竟是什么内在力量促使史华慈继续关 从 大学本科主修南欧文学，学士论文为《巴斯噶和 蒙思想家》 世纪法国启 ，其中心议题是人性、伦理、宗教。毕业后 。在此后 史华慈曾想当高中语文教师，也曾一度有意做犹太教教士。他 自述他写的第一篇论著是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 所产生的影响。可见青年史华慈的兴趣本在探究人的内心世界， 特别是伦理与宗教问题，而且已带有比较思想的倾向。但是，正 如他自己所常说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种种外在机缘， 他终于进入费正清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班攻读硕士学位。他曾风 趣地说，当时恰好有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我放弃了 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开始注意中国当代问题 数十年，史华慈仍然一直密切注意中国的现实政治动态。据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阅读《人民日报》，而且几乎 不间断地写出一篇又一篇讨论中国现实政局的时论直到 年。他还明说：“在我拿了永久聘书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不 取决于外缘因素了。” 心并研究中国现实政治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出于他把现实政治 的研究，同政治史与思想史的研究一样，都看成是一种探索人 的思想世界，理解人的奥秘及其命运的重要渠道。其主旨和他 后来的严复研究与先秦诸子研究可说一脉相承。 世纪 。另外，学术研究者不能像新闻从业人员 年代开始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政治现状逐渐成 风，一度几成显学。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研究，由于资料来 源的限制，而且内容往往未必可信，加上研究者本人容易卷入 政争，导致情绪化，因此难登学术大雅之堂。但史华慈认为资 料不足，易于情绪化是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克服的困难，并非 时论所独有。他认为新闻与学术的“最后分水岭”不在话题的 不同，而在于前者只提出当前局势中大家都关注的议题，后者 则同时还能提出“更加广阔深远的重大思想议题”，探究“一系 列与人有关联的广泛而富有意义的议题，并且为这些议题打开 新的丰富的探索领域” 那样只满足于报道“事实真相”，而必须“深切意识到当他分析周 ， 当代中国研究依然极具思想上的吸 力。 遭正在发生的事件时，他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并测试自己所具有 的，已明言或未明言的政治的、社会的乃至哲学的预设” 。因此 他说：“即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所有冲突明天全部得到解决， ， 世纪以《流变》一书为例。该书共有十篇论文。涉及 年代的中苏同盟、中国的百花齐放、反右、“大跃进”、中 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等。从文章的标题上，很像一本通 常的时事研究或新闻分析论文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系列新闻 分析往往未能提出的远为深远的关切与议题。例如，史华慈指 出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该书提出了什么是当今的共产主义， 其走向是什么，中国整个社会走向何处，整个世界走向何方， 在比较概括的层面上，它提出了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 跨国界的意识形态之关系如何。当一套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与历 史的母体移植到另一个异质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时，会发生什么 变化？当它一旦上升为这个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时又会发生 什么变化？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甚至提出并讨论了人的思想 意识和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到底是如何联 系起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而且涉及心理学 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根本问题。 、预设（ 从上文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在史华慈著作中，经常出现关 ）和后来的“问切（ 、议题（ ，。 题意识”这些词语。它们是构成史华慈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 范畴。“关切”最少在史华慈本人不止是一般的关注，往往是 指一种深刻的存在感受，有时近乎我们的“忧患意识 史华 慈认为关切是开展思想史研究的“基始依据” 。人类有一些“历久不衰，反复出现的共同关切” ，往往构成某种人生的奥 秘，例如：生死爱欲。它们是思想论说的原生点，不应再把它 们完全化约为某种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要素。“议题”指的是为 了解决关切而引发的争论中的焦点，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换成 。但林毓 我们的语言，可以说只有关切而无议题，不成其为学术，只是 旦扩大，则形成“话语” 倾诉；只有议题而无关切，不成其为思想，只是戏论。争论一 。论域参与者往往各有自 己立论的明言或未明言的预设。但是大家既然能参与同一论域 则必有某些共同预设，否则无法进行辩论和对话。关切、议题、 预设相互关联，构成史华慈所谓的“问题意识” 。此词是指由相关的议题作为核心所组成的问题丛，它可 大可小，无固定结构，也无明确边界，因此似不宜译为“问题 结构”。林毓生经过再三斟酌，译成“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 我认为深得其意。因为依史华慈，这类问题的解答是有的，而 且会层出不穷，但事实上都无法取得一个明确无误、肯定无疑 的答案。而且，答案的内部往往充满张力，带有史华慈常说的 “富有成果的歧义性（或模糊性）” 生的翻译较饶舌，为方便计，本文采用“问题意识”。问题意识 是史华慈史学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性范畴。这个观念贯穿史华慈 全部著作。史华慈认为整部思想史，乃至非物质层面的文化， 都可以视为环绕各种问题意识而展开的对话。史华慈的时论由 于不断提出比较深层的关切、议题、预设和问题意识，使它们 具有通常时论所罕见的思想洞见和耐读性。 史华慈时论的另一特色是他研究政治人物的框架。战后美 国兴起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风尚，史华慈对此是欢迎的， 但是当时也出现一股内容庞杂却颇有影响的思潮，其共同趋向 是认为不能用人们，尤其是政治人物自己所申言的思想、信念 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的思想、信念本身最 终完全可以，而且必须由一些社会学、社会行为科学、深层心 理学、文化人类学或政治文化背景来解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对共产主义国家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只需用 权力欲求来解释，无需涉及他们的思想与信念，而权力行为又 完全可以用权力游戏中的某种内在逻辑来解释。史华慈对这种 取消人的自主性，把人彻底单面化的“人的模式”非常不满。 他曾提出自己的“人的模式”：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呈现人的全部的带有悲剧性 的复杂性的人的模式。这种模式把人视为一种依据各种思 想和目标采取行动的受造物，这些思想和目标又以无数的 方式和追求权力及保持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此外，他还 得对既不是他所创造，也不是他所能预见的客观处境所提 出的种种要求做出反应。 关于史华慈的人的模式下文还将详谈。按照这种模式，政 治人物的权力欲求不是在真空中运作，它和思想、目标、利益、 处境等彼此互动，纠缠在一起。因此，他认为人在处理权力时 可以采取无数的，很难完全预测的方式： 它可以不顾一切地盲目扩大权力，也可以在扩大权力 的同时清醒地估量其中的风险，也可以只想保全已有的权 力，甚至可以让出权力。而且掌权者心中的思想、理想和 信念又可以和处理权力的方式发生各种不同的联系。同一 思想在某一时刻可能刺激权力欲求，在另一时刻却可能只 为已有权力做出辩解。在同一套意识形态的复合体中，有 一部分可能会真正引导权力去采取某种方式，而另一部分 却可能变成只是为权力辩解的套话。 下面拟选择史 人是一种充满“悲剧性、复杂性”的受造物。这一判断是 史华慈的史学思想中最根本的预设之一。探索人的“全部的带 有悲剧性的复杂性”则是他的终生志业。政治人物的研究也必 须放在这个框架中进行。他在研究毛泽东这位颇有争议的政治 人物时既没有像今日某些美国的中国通那样把他妖魔化，也没 有像当年美国的一些“新左派”那样把他神化。 华慈《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二、思想谱系和问题意识相结合： 思想谱系与问题意识结合的方法。 为例，以说明史华慈 德性统治》 ）这篇时论（下简称《德性统治 《德性统治》这篇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仍在激烈进行的 年春天。 。史华 文章的前半部基本上以时论方式出现。史华慈认为当时的 中国共产党不论作为一种“人员组合”，还是作为一种“组织结 构”都已暂时瘫痪。但是在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的人看来，共产 党不只是其组成细胞（即人员）的总和，也不只是经过解剖后 剩下的一副骨架子（即组织结构），而是“一种大于其部分之总 和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灵魂’是马 克思赋予工业无产阶级的一切智力上与道德上的能力” 弃，也绝不会捐弃。慈断言在这种意义上的党，毛泽东并没有　 ）正是在这个历史脉络中终 因此，重建这种意义上的党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如何重建。诉 诸“德性统治” 于完全浮现出来的理念。它成为重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 重要思想导向。 。史华慈 史华慈采用“德性统治”一语，是由于人们常把法国大革 命雅各宾专政称为“恐怖统治” ，那就是对于“德性统治” 把它改成“德性统治”，旨在提醒大家在这场“恐怖统治”背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远景（ 。换成“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可以说就是“通过无产阶 或“道德理想国”（朱学勤语）的追求。“德性统治”在雅各 宾派那里是指一种企图“把人民组织起来粉碎一切自私自利、 结党营私的图谋，建立一个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充满公共德性的 社会” 级专政建立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 年后就 必须指出的是，史华慈在这里着重提出毛泽东的理想远景， 绝不意味着无视在毛泽东的政治行动背后有一种从 。接着他还集中讨论了孟子的思想对 他还进一 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某种“大大膨胀了的个人自尊与自傲”。 他只是想指出毛泽东的远景理想是理解他的政治行为绝不可少 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然《德性统治》是想从思想史上追溯“文化大革命”中 的德性统治的历史根源。这是一种思想谱系的追寻。但是，在 史华慈的心目中这种纵向的探源同时也是横向的探理。因为在 史华慈看来，这种思想上的探源实际上往往是围绕着一些重大 问题意识而展开的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跨时代的（乃至跨文化的） 的对话。如果说思想谱系可视为问题意识的历时性展现，则问 题意识可视为思想谱系的共时性铺陈。 从思想谱系上说，《德性统治 文侧重追寻“文化大革命” 的西方思想根源。这一点和许多中外学者强调“文化大革命”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很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史华 慈忽视传统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该文结束前，他 专门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主导思想似乎说明中国传统文 化的看法（尽管激进派表面上采取了反传统姿势）起了比西方 思想更加有力的作用” 他问道：“如果我们探讨的是一 “文化大革命”的可能影响。其实，《德性统治》侧重阐述“文 化大革命”的西方根源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了一 个他自己一直关切的跨越古今中外的巨大的问题意识。他说： “我之所以首先集中探讨可能来自西方的根源，恰恰是因为西方 某些‘实用的’学者倾向于在毛泽东的道德的豪言壮语中仅仅 看到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 ， 种许多人都认为的疯狂现象，那么这种疯狂是毛泽东一人所独 有的，还是和更广阔的中西思想史有某种联系呢？ 步指出即使当这些学者从西方寻找“文化大革命”根源时，他 们往往也只知道从马列主义这个比较具体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去 寻找，忽视了隐藏在这一特殊意识形态背后的“更加一般的”、 “其源起最少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影响 比某种与它有关联的特殊思想体系要深远得多。换言之，史华 慈一方面固然在追寻“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谱系，但同时也提 出一个最少涵盖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二三百年未曾解决的巨大问 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他直接称之为“卢梭式的问题意识” 在史华慈看来，在毛泽东和罗伯斯 庇尔的“疯狂”的背后，隐藏着这个悬而未决的卢梭式的问题 意识。单纯地嘲笑或咒骂这种“疯狂”，不如冷静地面对这个巨 大的问题意识提出的挑战。所以他在《德性统治》结束时，明 确指出：“也许比文化根源更有意义的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已 取得了跨文化的意义。” 粗略地说，史华慈所谓的“卢梭式的问题意识”是由启蒙运 动中两股互相对立交错的思潮所组成。一股史华慈称之为“工程 取向”，指的是当时以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思潮，它相 信人类的关键问题大部分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和精心设计的政治、 经济秩序或社会制度最终得到解决。另一股史华慈称之为“道德 取向”，可以卢梭为代表，它认为人类的问题最终得靠个人和整 个社会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改善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制 度安排和科技进步必须从属于道德的完善，并对工程取向想绕过 人的动机问题去建立功利主义伦理观提出激烈批评。 罗伯斯庇尔的“德性统治”终于彻底失败了。但是这个失 败却激发了整整一代青年思想家的思考。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 克思都认为卢梭的“人民”只不过是追求私利的个人和集团杂 凑而成，根本无法体现卢梭的公意。黑格尔提出体现这个公意 的是现代国家，而马克思则在阶级这个概念中蕴涵了卢梭的公 意。他们两人都把卢梭的道德取向彻底“历史化（ 了。卢梭的静态的道德理想国蓝图被精心化成一部动态的历史 的伦理剧。黑格尔把这部伦理剧视为向自由的进军。马克思更 把卢梭的道德理想和圣西门的科技工业，把道德取向和工程取 向综合起来，使之转变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他可以 一方面满腔义愤地谴责历史进步所带来的种种不公正与异化现 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类的科技天才沾沾自喜。在他的理想 三、“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毛泽东的崛起》 社会中，人们既可以具有卢梭的社会美德又可以享受美好的物质 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魅力的重要源泉。列宁和斯大林都继 承了马克思综合两种取向的意图。两人虽然都强调党员的道德品 质，但是列宁同时也强调革命家的工作效率；而斯大林则更多趋 向工程取向，突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专业能力。如果说毛泽 东嫌他的党不够红，斯大林则嫌他的党不够专。卢梭式的问题意 识就这样经过罗伯斯庇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终于再度摆到 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的面前，在他的思想中卢梭的社 会道德因素把圣西门的技术官僚式的因素彻底边缘化了。 史华慈指出工程取向在战后的美国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 卢梭的道德取向并未绝迹，例如，当时美国的“新左派（ 换言之，这个卢梭式的问题意识不论在西方或东方至 ”就是带有明显的卢梭的影响，在非西方世界中尤其如 此。在该文结束时他说：“毛泽东后的中国明显地又转向了我 所谓的工程取向，但是本文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中国而言仍然 没有解决，对我们这些在中国以外的所有人来说，也同样没有 解决。” 今仍然都“没有获得确解”。 思想谱系和问题意识相结合是史华慈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也是解读他的著作的重要线索。这一特色使史华慈的著作比较 难读，因为这种著作是由纵横两条线交织而成，往往布满大小 的岔路和曲折的幽径，读者容易迷失方向。但是也正是这个特 色使他的著作耐读，曲径寻幽，它往往会给细心的读者带来意 外的收获和喜悦。 “当我反思隐藏在 史华慈曾说，当他回顾研究中国这个非西方文明时，发现 自己“总是趋向于把精力集中在当时在美国史学界的专业中并 不吃香的两个领域，即政治史和思想史” 这两个领域背后究竟有什么公约数时，才发现它们都是涉及人 间，以及他和他在此处境中所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的有意识活动的领域，也就是说人的意识和他所遇到的处境之 。换 言 它是政治 之，驱使史华慈在千门万户的中国文化中选择政治史和思想史 作为终生研究内容，是出于他对“人的有意识生活”的强烈兴 趣和关注，是他探索“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志业无形之中所决 定的。人的有意识生活在此可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 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 重人的内心世界和真理宣称（ 史和思想史共同关注的领域。其不同仅在于：如果说思想史侧 ，较多从思想层面入 手；政治史则侧重政治决策、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较 多从行动层面入手。下面让我们看看史华慈是如何界定“人的 意识世界”的，他说： 意识，不是黑格尔式的观念的进军。 我所谓的意识不限于认知那套语言，而且包括意志、 情感和有意向之行动的那套语言。这种人的意识是个人的 可堕失的（ 它预设人的意识可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为之辩解，但也 可能做出真理宣称。观念可能超越利益，但也可能转而为 利益服务。它可能不经反思地作为一种“集体心态”被局 限在某些持续的文化导向的界限里，但也可能用一种反思 的、诠释的态度对待这些导向。它甚至可以抛弃这些导向， 转而接受从外国文化中介绍进来的一些倾向。当然意识要 和种种自然的和社会政治的外在“力量”所组成的世界不 断互动，要和完全是临时出现的处境不断互动。最后，这 种意识生活的领域绝不是由纯粹的理想和明澈的理性所独 占之地，它同时也是犹豫难断、失误堕落、异化和道德冲 突昭然若揭的坐落之所。至于同一个人类怎么可能一方面 被束缚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轨道、自己的阶级、自 己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的种种癖性之中；另一方面又会向往 并力求做出种种真理宣称而且据之而采取行动，则是一 ，则是一个“终极之 谜，一个不仅对古代与现代的中国人而且对我们自己同样 是个没有破解的谜。 这段话是在史华慈去世前三年写的。我认为它可以被视为 理解史华慈全部史学思想的带有关键性的一段话。它是史华慈 对人性所做的巴斯噶式沉思，勾画出史华慈特有的人的模式。 这种模式一方面坚持人的哪怕是有限而脆弱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又警示了他的随时起作用的可堕失性。自主性 指的是人有运用思想，通过反思超越自身的利益和视野，从而 做出真理宣称（求真）并据以决定自身行动（欲善）的能力， 它展示了人的灿烂辉煌。可堕失性指的是人在运用这种能力过 程中，由于自身利益与视野的限制，由于判断错误或意志脆弱 而造成失误和堕落，它展示了人的悲惨与渺小。人性的吊诡就 在于他的自主性和可堕失性不仅共存，而且共生，因为只有当 人有了自主性才有可能产生失误。至于“同一个人是如何可能 一方面被束缚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时空、自己的社会阶层和 自己的心理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又可以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 和看法可以建立在事物之本然和应然之上 谜”，一种人性的奥秘。 史华慈的终生志业就在于尽可能穷究这个错综复杂、气象万 千的人的意识世界，尽可能去理解（而不是破解）这个无法破解 的人性之谜。在这种人性的穷究中，“政治史不是被视为一种唯 一可能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而是被视为储存政治经验的种种 例案的宝库”，“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 们在某种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历史长剧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由 于它们是研究在不同时空中进行政治活动的人的比较材料 政治活动只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去审视那个大写的人。换 言之，审视大写的人才是驱使他研究政治史的最终动力。在这个 意义上，史华慈是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的政治史家。 诚然，政治史要着重研究人的有意识活动，但是史华慈再 ， 斯特劳斯曾强调：人文科学的最 因此，人的 三强调人的有意识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在客观处 境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压力和制约中展开的。例如，当史家讨 论中国政治人物提出政治纲领、做出决策或彼此争辩之前，必 须经常考虑诸如中国经济中农业比重很大，中国人口的压力极 重，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中国的对外关系常带来强大压力 等等。因此研究中国的政治史家非常需要经济学家、人口学家、 文化人类学家等等来帮助他们了解政治行动发生时人物的处境。 另外，除了这些外在因素，还有政治人物的内在因素也可能起 某种决定作用，诸如他们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性格、癖习、 嗜好，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等等都可能是解释人物有意识行动的 缘由。但是史华慈强调的最根本一点是，不管是外来的或者是 内在的可以起作用的一切因素，通通都得通过政治行动者有意 识的政治行动这个无法回避的媒介才能发挥作用。他说：“这 就打开了政治领域中相对的自主性的空间，也打开了政治行动 和决策可以相当有力地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 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互动就成为史华慈研究政治史和 思想史的一种根本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不仅使政治人物的行动 成为可以理解的行动，而且展示了历史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有些 人事后回顾时说的那样只有一种可能。 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家列维 因此，他说：“历史的 终目标“不是建构人而是消解人”，即把人消解在各种各样的非 人格的结构，诸如生物的、社会的、人类学的结构之中。史华 慈坚决反对这种只有结构没有人的对历史的诠释。他说：“本 文所谓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仅关注‘中国的思想’，而且要关注中 国人在他们的历史处境的框架里如何不断地想而又想。同样， 中国政治史不仅仅要去重建中国这个国家的无时间性的各种制 度性结构（尽管这工作也很必要）。而且应该是一部卷入这些结 构的人的活生生的玩弄政治的历史。” 诠释所应该关切的仍然是建构人而不是消解人。” 这种通过“三角互动”以建构活生生的人的史学方法令他 对战后一批社会科学家提出的种种模式，尤其是自称可以包罗 万象的解释模式，颇有反感，例如魏特夫（ 编的《东方专制论》，弗里德里克（ 主 ）的极权主义理 论，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说，以及当时刚刚冒尖的某种现 代化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企图用一种可以涵盖一切的，固 定的框架来解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还有一些学者则从文化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甚至语言学理论出发抓住中国语言、传 统文化与政治文化中的一些特点，夸大其作用，用以解释中 国当代的各种变迁。当时史华慈的老师费正清非常鼓励他的 学生熟悉、使用这些理论与模式，但是，追忆当时自己的心 情，史华慈说： 我虽然无意否认这些或其他假说可能具有启发思路的 价值，但是，我必须坦白承认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对隐 藏在这些假设背后的“科学的”妄自尊大有一种强烈的抗 拒心理。我们刚把自己的脚拇指踏进中国这片人类经验的 茫茫大海，就被邀请去充当一位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科学 家，以“超越的主体”自居把中国当作一个应用自己理论 的对象，肆意查考。 史华慈心目中的“人类经验”，依我理解不限于客观的存在， 也不限于主观的感受，而是指上文所说的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 的三角互动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网络。史华慈不能 容忍“科学模式”的傲慢，不仅因为这些模式太僵化封闭，无法 适应复杂流变的人类经验，而且还因为他无法把自己先验地放在 一个“科学家”的地位任由自己的理论去宰割它的研究对象 一个有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苦难与希望的巨大的人的集体。作为 一位富有人文关切的史学家，他只能带着同情、尊敬乃至惊奇的 心情走进这一片人类经验的茫茫大海。他说：“当我们断断续 续，十分费劲地可以阅读中文文本时，我发现自己就像进入了一 四、视野的比较与扩展：《寻求富强》 个新的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世界。 正是基于这种人的模式和三角互动的方法，《毛泽东的崛 起》的重点不在描述历史事件，寻找因果关系，也不在经由推 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来考察这个 运动，而是按史华慈自己的说法：“经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教义这个参照系及其内部政治斗争来考察这个运动中的一段历 年）在不史。 因此，他笔下的这段中共历史（从建党到 小的程度上是经由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 毛泽东及其他革命精英在面临多种多样的处境和复杂的任务下 “想而又想”，“用什么方式去完成或未能完成这些任务”，从而 一步步展开的。 在撰写《毛泽东的崛起》中，史华慈很快发现中共领导人 中几乎无一不与“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思潮有过密切联系，他 们只是 这一切显然代表 世纪初以来探求西方“现代性”之核心意义的两代知 识分子中很小的一部分。史华慈感到如果脱离前面这段历史脉 络，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等人的思想世界。 。因此， 了一种追溯思想谱系的“冲动”。它使史华慈从毛泽东上溯到 “五四”，又从“五四”上溯到严复，但是，史华慈选择严复作 为他第二个研究对象，除了出于思想溯源外，还由于他心中横 亘着一个问题意识，即西方无限追求富强所带来的困境。他说， 他之所以选定严复是因为在他看来，“严复的关切是有重要意 义的关切，他力求解决这些关切的努力是有重要意义的努力， 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都具有深远的涵义” 换言之，《寻求富强》又一次体 他说：他无意将此书写成一本严复的正传，他将把注意力主要 集中在严复的关切和思想上。 现了史华慈把思想谱系和问题意识相结合的方法。 但是，在进入严复研究时，他的史学思想似乎有了新的 ， 或者我不知能否大胆称之为普世性 （最少是更加明确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他回顾他的研究如何从 毛泽东回溯到“五四”时期时，有所透露。他说： 我对（中国）过去文化越来越有兴趣，绝不仅仅是受 到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或现代化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所驱 动。既然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共产主义或被称为历史之终 局的现代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解决人类存在所有奥秘的答 案，我就仍然相信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的人类的一切经验 对于人生的悲惨渺小和辉煌灿烂都有其意义。注意研究这 些经验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全部奥秘。但是，当我们针对某 些持续存在的 的 人类关切做出响应时，这种研究肯定可以充实丰富 我们对于不确定性之范围的理解。 “不确定性” 在此意义上，人拥有的不 ）一词在史华慈的词汇中指的 是，人不是一种完全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消极的生物，他可以 在面临外在环境时，做出不能完全事先即已确定的响应，这种 看法（即人可以具有一定范围的不确定性）又是建立在人拥有 一定限度的自主性这个预设上面的。 确定性的内容愈丰富，范围愈广阔，他在响应环境挑战时选择 的余地就愈多，从而也可能愈加恰当。据此，我们可以说，史 华慈在着手研究严复时已明确提出他治学的另外一个深远的目 的，即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拓展人的视野，使人在对一些普 世性的关切做出响应时，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参照系，我认为这 是史华慈研究比较思想史的一个中心意图或取向，可简称为 “视野的比较与扩展”。 ）在这里是借用伽达默尔（“视野” 的用语。 ）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之眼界的范围 在伽达默尔那里此词是指在诠释过程中“从某一特定 的观察点（ ，在这个眼界范围中大大小小的事物之间呈现相 “视野扩展”是指在诠释过程中诠释者的现在对的重要性” “视野”提升与扩展。 视野和所诠释之对象所处的历史视野的不断交融所必然导致的 诚然，史华慈没有采用“视野”或“视野 扩展”这类词语。但是在《寻求富强》中他一开始就说了一段 话。如果把这段话和以上引述有关“人的不确定性”一段话放在 一起考察，则可看出史华慈实际上已在使用这些概念。他说： 时，必须尽可能深入地把自己沉浸（ 我认为在研究西方社会和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交遇 ）在两个世界 ，从那里可以对两个世界都采取 的种种特殊具体的情况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 们甚至于可以期待在双方交遇之处的本身可以提供一个新 的观察点（ 新的看法。 显然，史华慈认为从这个“新的观察点”所能看到的“视 野”（或“不确定性的范围”）比从原来的观察点所能看到的要 更加广阔。这实际上正是一种视野的扩展，而这种视野扩展正 是通过视野的比较和交融来完成的。 双方共有的关 我们也许可将史华慈“视野的比较和扩展”取向简单归结 如下。首先，比较史家先确定一个比较对象 切（或问题意识）。如果说关切是研究思想史的原基出发点，则 共同关切是研究比较思想史的原基出发点。其次，史家必须就 此共同关切尽可能深入地沉浸在比较对象双方的世界之中（即 进入研究对象双方各自所处的历史视野之中）去考察双方针对 这个共同关切所提出的各自解答，特别是其中的不同的解答。 这种考察或诠释过程可视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所展开 的辩证的对话过程。由于比较史家还需要把经过自己诠释的双 方对象进行比较，因此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围绕共同关切展开的 包括研究者和两个比较对象在内的三边对话。这是一个较一般 诠释更加复杂的视野的比较与扩展的过程。下文拟简单介绍 斯密（亚当 、穆勒（ 《寻求富强》如何体现这种史学取向的运作。 。但是， 在此书中，史华慈认为严复当时（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面 临国运艰危，他的压倒一切的关切是国家富强。在向西方寻求富 强之道的过程中，他进入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发现西方富强的总 根源在于高扬人的力量，全力开发人类在体、智、德三方面的无 限潜力，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不断征服以及人类社会所纠集起来 的力量快速增长。史华慈把西方这种横决天下之动力的文明特质 称之为“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这套思想严复主要得自他对 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尤其是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后者把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运用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当时的 国际社会，使严复深信“最终足以解释西方社会中这些社会有机 体（即民族国家）得以富强的根源是隐藏在个人之中的能量；而 开发这些能量需靠一种开明的自利（‘开明自营’）。自由、平等 和民主则提供了使这种‘开明自利’得以伸张的环境” 史华慈指出斯宾塞对严复思想的冲击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面， 还有自由主义一面。这一面思想在严复所译的其他西方诸哲，如 、孟德斯鸠等人的著 作中也十分显著。这批西方先贤（包括斯宾塞），都是被公认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因此，严复面临了一个深层的问题意识，即寻 求国家富强和肯定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与矛盾究竟应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寻求富强》全书关注的中心课题。它固 然是严复的思想课题，但也是严复所崇敬的西方诸哲的思想课 题。其实，说到底它也是盘旋于史华慈脑际的思想课题。在全书 结尾时史华慈带着他特有的同情、困惑和忧虑点明了这个中国与 西方共同面临的问题意识： 我们很难对严复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关切国力问 题下什么判语。中国确实一直深受羞辱，而且当今世界， 没有国力就无法生存。不过，事实却是一旦我们把价值作 为获取力量的手段来评估，这些价值就极可能变得脆弱难 生价值 保，扭曲变形。 一旦卷入这类问题，严复和中国就进入了我们大家都在其 中漂流的现代世界这个没有标明航道的大海之中。无限追求富 强的浮士德式的宗教和实现社会／政治价值 乃至更根本的人 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和对他们同样都仍然是一 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点放在中西双方交遇时严复所 为了比较严复和西方诸哲对这个共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解答， 史华慈一方面得尽可能地将自己“沉浸”在严复的世界之中， 另一方还得将自己也沉浸在斯宾塞、赫胥黎、斯密、穆勒、孟 德斯鸠等人的世界之中。他在书中分立八章，把严复的早期论 文和七部作品，从《天演论》到《点评老子》逐章分别分析每 位西方哲人的思想。全书立论主要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但同时 把文本涵义放在政治变化与严复个人经历中来考察，基本上没 有脱离上文介绍的“三角互动”方法。史华慈书的副标题是 《严复与西方》，足见史华慈把重 发出的思想火花。但是，史华慈采取的并不是“西方冲击 这个对话过程对史华慈而言则是一个视野反复 中国响应”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广阔的范围内，围绕该书序言 作者，哈茨教授所谓的至今“没有被埋葬的”，“最重要的历史 问题”，即上述的问题意识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我认为可以把史 书的整个比较过程视为在史华慈主持和参与下严复和西方诸哲 展开的一场跨文化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不仅暴露了严复对西方 诸哲的某些误读，同时也暴露了西方诸哲本身思想中未能解决 的矛盾和张力。 比较与不断扩大的过程。它构成该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也是 他的比较史学方法的一次示范。 五、史华慈学术生涯的归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下简称《古代》）一书序言中 另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特 史华慈说他明知中国古代思想是一片已被中外学者深入开垦的园 地，但是他仍然决定再写此书。对此，他提出两方面的理由。首 先，是出于思想史家通常都有的追寻思想谱系的癖好，特别是由 于他认为先秦思想及其原典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来中国思想家 所面临的问题意识。因此，要进一步了解从毛泽东到严复的中国 现当代思想就必须回到先秦诸子。但是，我以为同样重要的仍然 是出于史华慈所特有的对于问题意识的追问。在撰写《寻求富 强》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在严复思想的背后有一个广阔深邃的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对史华慈极具吸引力，因为它 提供了就他自己所特别关切的许多重大问题意识进行跨文化思考 的无比丰富的可能性。他说：“在处理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 我无意全面铺开，也无意讨论中国、日本和西方文献中提出的所 有议题和主题。我宁愿集中讨论对我而言似乎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的议题和主题（即问题意识）。” 别强调自己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兴趣“受到雅斯贝尔斯（ 。他说：“轴心时代提出的那 《历史的起源和终结》一书中‘轴心时代’一章有关 ‘世界历史的’提法的强烈刺激” 如果说《寻求富强》只限于严复和五六位西方思想家之 些问题意识已经以一种错综复杂而且往往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 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史之中。”“轴心文化对我们的启示， 不在于各文明之间有相同之处，而在于进行富有意义之比较的可 能性。 间的比较，《古代》则一跃而扩大为先秦诸子和其他四五个源远 流长的轴心文明传统之间的远为复杂困难、但更具吸引力的比 较。如果说前者所考察的只限于当代的若干问题意识，后者所探 讨的则是中外古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普世性的问题意识。最后 史华慈用了一句话概括他写这本书的理据：“足以说明我做这件 事的最终理据只能是：从人类思想的比较史的角度所理解的对思 想本身的固有的兴趣。” 史华慈的多元的身世经历（俄国的犹太家庭，移民到美国， 出身贫苦，又进入哈佛，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军到了日本，后来 六、文化观和文化比较方法的特点 世纪 又进入中国研究），他的学术性格（对“思想本身的固有的兴 趣”与人类命运的执著关怀），他的罕见的语言禀赋（能同时运 用十种语言），以及他已形成的比较思想的思维定势似乎都在无 形之中催促他下决心写出这本著作。从政治史到思想史，再到 比较思想史；从毛泽东到严复，再到先秦诸子，是这位具有深 沉人文情怀、强烈思想追求和广阔思想视野的汉学家史华慈几 乎注定要选择的学术生涯的归向！下文准备就《古代》谈两个 问题：史华慈的文化观及其与文化比较方法的关系，“史华慈 式的人文主义”的一些特点。 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对美国史学思想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其中列维 ）和格尔斯特劳斯（ 兹 。例如列 ）二人最受史华慈瞩目。但是，前者把文化 看成是类似结构语言学派所谓的“结构”；后者则视文化为体现 意义网络的“象征符号系统”。史华慈认为“他们都把‘文化’ 看成一种（比人）高一层的现实存在，这些存在好像是在活生 生的人的有意识的生活‘背后’或‘假手’这种有意识的生活 而运作的，人只是这些总的图式的一些例证而已” 维 格尔 斯特劳斯曾专门研究神话的结构。他说：“我无意宣称自己 能够说明人是如何在神话中思想的，但是，我可以说明神话如 何在人未察觉的状态下‘假手’人将它自身显现出来。 兹则力图说明外在的客观的意义符号系统（“文化蓝图”）如何 塑造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史华慈由于坚信人具有一定的自主 性，自然无法接受这类观点。他决定提出“文化导向” ）这个概念以区别于列氏的“文化结构”和格 尔兹的“文化蓝图”。史华慈采取“导向”一词一方面表示他承 认文化对人的思想与行动具有一定的诱导和塑造的作用；另一 方面却给人的自主性留下了运作的空间。因为，文化虽然极大 。可以说，格 地缩小了人可能选择的范围，但是在剩下的若干可能中，最后 选择哪种可能，仍得由个人裁断。这是史华慈作为人文主义者 不可放弃的底线。由于人的自主性的运作，人类文化并不是 “建立在某些固定不变的原则之上的封闭的、紧密编织成的、整 种整体” 合得天衣无缝的系统”，而是“远为松散、脆弱的大有问题的一 。它诚然有若干占统治地位的、持久不衰的共同的文 化导向，但是这些文化导向不仅彼此之间矛盾冲突，而且每种 导向内部都充满张力。于是，这些导向往往会转化成问题意识， 围绕这些问题意识展开了不间断的持续的对话。史华慈认为这 正是思想史家和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不同之处，后者往往把文 化视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作为推动“轴心文明”学说的史 学家，史华慈无疑是一位文化多元主义者。但是，和某些后现 代主义的多元主义者不同，他坚持人类有某种共同的关切和经 验，不同的文化并不是完全散立的系统，而是有通约性的，可 以相互沟通的不同的人类集体经验。他还指出亨廷顿的“文明 冲突论”正是建立在文化是铁板一块难以沟通的整体这一错误 概念上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史华慈在人类起源这个棘手问题上，也坚 持人的自主性。格尔兹曾经臆测经过漫长岁月，把灵长动物塑 造成为人类的是一种叫做文化的“外在的力量” 。正是由于 氏采用了“文化创造人”的观点。但史华慈宁可采用一种人与 文化并进，乃至近乎“人创造文化”的观点。他说：“我们可 以将从灵长动物中涌现出来的人类描绘为发展出某种预见、想 像力和各种不确定性的内在的性向 他对这位新诞生的有了这些性向，文化符号才成为可能。 “人”做出如下描绘： 由此出现的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为了对付他所理解的 新环境，他必须生产出文化。他甚至于是这样一位受造者， 由于对自己而言他多少是个奥秘和问题（麻烦），他总是对 同一个“存在性的” ）问题做出不同的文化解 答。用格尔兹自己的非常妥切的话说，⋯⋯“问题由于是 存在性的，所以是普世的；答案由于是属人的，所以是有 分歧的”。 这段话是史华慈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臆测， 但是和他对人性沉思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一方面，人有基 于普世性人类生存经验和感受的共同关切；另一方面，人由于 各自的文化、历史、身世、性情和利益等等的限制，对同一问 题势必做出不同的，乃至相互冲突的响应。而且更“麻烦”的 是，响应者几乎无一不认为自己的响应如果不是“真理”，至少 也是“真理宣称”。这是人类文化及其困境之所以产生的人性论 上的依据。 我想在这里顺便指出，其实史华慈提出“问题意识”这个 重要范畴也与上述的人性论预设有关。既然人的自主性极为有 限（他无法像斯宾诺莎的神那样“在永恒的相下”，从无限角度 同时思考），既然普世性的问题必然会持续带来不同的解答，这 类问题就极可能不断地转化成无法取得确解的问题意识。史华 慈特有的“巴斯噶式”的运思方式并不是一种奇特的癖好或天 性。归根结底，它是史华慈为了力求摆脱这种人性吊诡所容易 造成的人的思想困局而不得不做出的艰苦努力。 。于是围绕古 史华慈认为文化导向可以诞生于远古时期（如中国龙山文 化中的祖先崇拜），也可形成于有史时期（如殷商的普世王权思 想）。但是，在轴心文明（约在公元前七八百年）以前，各大文 明中的文化导向大体上皆属于某群体共同默认并遵循不逾的、 未明言的预设。到了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 思想家或先知。他们往往由于强烈感受到人们的现实行为和大 家公认的规范之间的巨大鸿沟，开始对于作为未明言之预设的 文化导向做出比较全面的、带有根本性的反思并提出新的“理 想远景”，出现了史华慈所谓的“超越的突破” 而是势将塑造文化导向之演变的思想史。” 老的文化导向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 局面。史华慈说：“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就不仅是文化导向， 因此，思想史家不 能采取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惯用的方法。他说： 与一些文化人类学家不同，思想史家对于提供足以打开 整个文化的某种万古不变、明确无疑的“钥匙”的努力总是 抱强烈的质疑态度，这类钥匙往往导致一些粗糙的总括性的 。其实，和古提法，诸如“西方文化是 ，中国文化是 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 问题提供单一的回答。从各个轴心文明中涌现出来的并不是 众口同声的响应，而是一些共享的问题意识。只有当我们从 总括的文化导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跨文化的比较 才变得最令人兴奋，也最具启发性。真理更多地存在于细腻 的差别之中，而不存在于对甲文化或乙文化的总体性特征做 出的粗糙的概括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尽管更大的文化 导向（按：指各大轴心文明的文化导向）之间存在着更巨大 的分歧从而造成无可争辩的差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 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 这段话说明了史华慈文化比较方法的特点。史华慈在《古 代》这部书中正是“下降到问题意识层面”，进行“跨文化比 较”，并展示了一个“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在这里， 我们几乎随时可以听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墨子和霍布斯 、老子和《奥义书》，孟子和卢梭，荀子和柏拉图，韩 非子和马基维利等等之间的对话。 七、“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当今人类向何处去？ 史华慈对人类管理自己的能力一向期待不高，对人类的命 史华慈认为标志着当今西方文明这种危机之特质的是一种 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溯源 运历来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不敢过分乐观。但是，他对当今 世界由西方主导的某些文化导向却特别感到忧虑。早在 年前 他就说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深刻的精神、文化和政治危 ，这种忧虑到晚年几乎发展到悲观失望的地步。机的时代” 他所谓的“浮士德 普罗米修斯精神（ 。这种精神指的是一种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 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 神、道德品质的提升” 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 横决天下的动力、自我肯定、积极行 其强势形式可以将其动、无限扩张是这种精神最珍视的价值。 他价值包括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统统边缘化，视之为 达成上述价值的工具。它的恶性发展则不仅导致天人关系断裂、 精神价值源头枯竭，而且造成纯粹的物质享乐主义泛滥，自我喂 养的消费主义失控。浮士德精神一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某种民 族主义的思想情感相结合，更造成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之间为 争夺财富、权力、荣誉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 作为思想史家，史华慈深知浮士德精神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是近三百年来西方出现的若干思想趋向相互激荡、会聚所致。 我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思想趋势归纳为以下四种，史华慈分别称 之为“化约主义的自然观”，“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社会 技术工程取向”和“社会环境决定论”。 （如某种粒子或连 化约主义的自然观指的是一种对宇宙真实的本体论看法。 它把丰富多彩的宇宙或自然最后化约为只具有简单的物理性质 （如广延、质量、运动）的某种素料（ 有人把这种化约主义上溯到古希腊的自然 续性实体）按数字方程式组成的结构，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牛 顿式的宇宙范式”。 世纪科学冲动才 哲学。但是史华慈指出古希腊人探索自然往往带有深厚的人文 关切，并非完全出于科学的冲动。直到 ）中的那位钟表匠 成为压倒一切的驱动力。这种变化和号称“近代哲学之父”的 笛卡尔有密切关系。笛卡尔把宇宙看成一架完全可以用数学和 物理定律加以描绘的巨大机器。“诚然，在笛卡尔那里，自然 宇宙的背后还站着一位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很快就变成神理论 。于是，宇宙本身变成毫无意义与 价值意味的，只供科学家探索和工程师开发的对象。笛卡尔曾 自豪地宣告：“给我广延和运动，我可以建构这个宇宙。”笛卡 尔这种从零开始建构整个宇宙的理性建构主义很快就导致了史 华慈称之为“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 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指的是“把种种品质、价值、意义⋯⋯ 从‘外面存在’的世界中全部驱逐出境，一股脑儿注射到人 的主体性之中，使人的主体成为这些现象所能找到的唯一容 器” “整个‘象征世界’和‘价值世界’全都坐落在人的 主体性领域或人类文化的集体心灵之中，被视为一种‘附带派 生的现象’或者另外某种对已被化约的自然世界的无法解释的 入侵 。人不仅具有了解和控制整个宇宙奥秘的能力，而且成 了一切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源泉。可以说，化约主义的自然观和 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两者相结合给浮士德精神提供了宇宙论和 人生观的依据。 到了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 世纪的启蒙运动，上述的笛卡尔／牛顿式的自然观 被大量应用到人类社会这个“第二个自然”上。于是在物质的 技术工程取向之外，开始流行一种“社会的技术工程取向”。这 种工程取向是认为人类的困境基本上可以通过重新设计社会、 经济和政治的秩序而最终得到解决。其实，这种取向由来已久， 但到启蒙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变成了高度自觉和备受瞩目的思 想趋向，和物质工程取向一样，社会工程取向也必须预设自己 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简单的、完全可以预测的“素料”。于是一种 极端简单化的人的模式应运而生。根据这种模式，人首先需要 的是安全和满足自己的起码的生理需要，然后就是追求最大限 度的快乐和争取最小限度的痛苦。 择还能算是选择吗？” 们则主张任何有理性的个人都是在尽量扩大利得和尽量降低代 价两极之间移动。史华慈说，“诚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移动） 叫做理性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已被压缩到一个如此窄小 的沟槽里，人们实在可以追问：在这个框架中的真正理性的选 。史华慈语带讽刺地指出：“在这种模 式中，个人是一种徘徊挣扎于‘应然’与‘实然’这两个领域 失 。 之间的受造物这样一种奇特的道德主义者的看法，干脆完全消 这里，史华慈似乎在强烈暗示，真正称得上区别于动物 的人的选择，是一种建立在明辩是非（求真）基础上的道德选 择（欲善）。它是人的自主性的表现。 例如，伏 社会工程取向把人性单面化，实际上已经为“社会环境决 定论”铺平了道路。这种决定论认为人（最少绝大多数人）的 行为乃至思想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决定的。 人间的悲苦大部分也是由于社会环境或生理 尔泰就采取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一切感觉和思想归根结底都来 自外部世界。人只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高级动物。他和其他动物 一样有一定的需要和欲望，只要这些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他 就可算是幸福的。 ）甚至认为人的邪恶也 不适造成的，只要改善社会环境，采用科学成果就可以大大减 少痛苦。孔德塞（ 世纪后期，部分由于达 可以通过消除愚昧、改造社会得到消除。人似乎可以不必致力 于自己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提高，只需等待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 秩序出现，加上高度发达的科学，就足以保证自己的幸福和高 贵。不过，这种理论遇到一个难题，即如此美好的社会环境如 何产生？大体上，启蒙的思想家们，不论伏尔泰还是卢梭，都 认为得依靠一批具有非凡智能和高贵灵魂的立法者或教育者， 由他们设计一个良好社会的蓝图，领导大众，付诸实施。但是， 这种解答留下了另一个难题。如果用马克思的话，那就是： “谁来教育这些教育者呢？”于是，到 尔文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更加严格的社会决定论。史华慈称之 为“乐观主义的社会演进的决定论”。正像任何一颗原子都无法 。新教伦理的内在张力 “对外物的忧虑”和对内 摆脱物理规律的控制一样，任何个人（包括教育者和立法者）也 都无法摆脱控制人的社会选择的社会演化进程。并且依据这套理 论，这种演化进程终将导致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史华慈还指出， 的客观的”）社会演变规律，绝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 深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或我们称之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史华慈 说，当今席卷全球的现代化理论家中许多人都认为自由市场和 资本主义是社会长期演变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种理论的斯宾 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版本，甚至于“可以期望达尔文的自 然淘汰机制终将自发地把‘非理性的’演员从舞台上完全消灭， 剩下的是一个经济人的世界，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以各种不同 的程序，做出理性的选择” 如果说化约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的主体主义切断了人 和超越的联系，断绝了人间价值的超越源头；社会工程取向和 社会环境决定论（或社会演变决定论）则消除了个人转向自己 的内心世界，提升人的精神与道德素质的必要性。两者结合构 成了浮士德精神的主要思想史背景。但是，浮士德精神还有它 的更加直接的现实灵感来源，即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但是，当初无形中推动现代化的新教伦理还维 关于“现代化”一词，史华慈采取韦伯的界定，即把现代 化过程看成是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法律、军 事等等领域）中借由工具理性达到控制、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秩序的目的。 持着与超越实体（上帝）的某种联系，并从中汲取一定力量来 进行“个人的自我转化和伦理修身”。而浮士德精神则继承了新 教伦理中征服、主宰外在世界的强烈欲求，却逐渐抛弃了其中 的精神道德的内心追求。它不仅从古老的财富与权力的追求中 得到驱动力，而且从失控的自我喂养的消费主义中获得新的巨 大推动力。于是，韦伯的可怕预言终于实现：“对外物的忧虑 本应是披在圣徒肩上的一件薄薄的外衣，可以随时脱去。但命 运注定这件外衣将变成一具铁笼” 向往“上帝之城”和控制人间世界 式就几乎断绝了这种可能。 心的关切之间的矛盾终以上帝之城的幻灭和“逐物不返”的压 倒性优势告终。 在这里也许有必要提醒一点：即史华慈对启蒙的反思和对 现代化的批评绝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它们取得的成果，更不反映 任何回到“前现代”的怀古幽情。且不说史氏对现实当有公允 的观察，光是盘踞他心中的问题意识概念和他的习惯的运思方 。另外，他还认为在法治 首先，他指出：“科技进步与经济 成长已经使培根‘缓解（自然界中）人类这一高阶层之痛苦’ 的梦想有可能部分实现。全世界已有很多地区有可能满足大量 人口的基本经济需求并改善其健康情况，还让许多人可以得到 新的舒适条件，如感官与审美的愉快。”他说，只要不是禁欲主 义者，“都必须在衡量技术创新和脱缰般的经济成长带来的恶 果时，非常重视这些好处的分量” 基础上建成的宪政民主和人权保障是近代的另一项辉煌成就， 尽管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启蒙之前。他个人还认为这些政治成就 收。 具有普世性意义，并希望它们能被东亚社会以某种形式加以吸 在此，史华慈批评启蒙的全部主旨只在于通过比较文化研 究，寻求更多的人文主义资源来补救当前西方文化的单维度的、 问题。 偏颇的弊病，以响应当今人类向何处去这个涉及人类命运的大 史华慈正是带着这种迫切的寻求，走进古代中国的思想 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最能引起他内心共鸣的可能是孔子和孟子 的“敬天崇德”的思想。 孔、孟的“敬天崇德”思想的回响 唯独对孔孟，特别是孔 在先秦诸子中，史华慈似乎独钟孔孟。他对墨子之功利主 义，法家之行为科学，老庄之神秘主义，乃至荀子之徘徊于功利 主义与道德主义之间皆有不满与批评。 ， 以 子，则几无微辞。下文只能简单介绍史华慈对孟子的道德主义动 机论和孔子的天、命范畴所做出的“韦伯式”的移情理解 进一步说明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的特质。 史华慈在提到“卢梭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道德主义者” “只要人 语）时解释说：“道德在这里指的首先并不是 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技术手段所产生的可欲的社会成果。 它指的是人的贴身的道德素质。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有道 德的’ ）动机。这不仅是因为好的社会效果最终只有 在一个由有道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才能实现，而且还因为构 成社会幸福最关键的正是人的贴身的道德品质。” 史华慈对卢 梭的道德思想绝非完全同意，但是从总体上史华慈反对功利主 义伦理观，比较同情道德主义伦理观，并将“善的”动机作为 伦理观的关键，则似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在他讨论孟子的义利 之辩及其与墨子的区别中可得到印证。 它 与孟子关于 史华慈认为“义利之辩”触及“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 构成了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争论的焦点。在宋 ，双方都主张弭兵，但是，双方的理秦楚弭兵的著名争论中 史华慈在这里似乎在暗示一心追 据完全不同。宋拟使秦楚之王“悦于利”而弭兵，而孟子则准 备使他们“悦于仁义”而弭兵。史华慈说，宋很可能会指出战 争将耗费大量财力人力，使生灵涂炭，国家贫弱。史华慈则在 孟子的反驳中突出一点，即孟子认为：“一旦把人的心思完全集 中在所设想的‘功利的’后果上，则由此而得到的各种满足（如 安全、财富、权力或荣誉）其性质本身就势必导致人们渴望在此 时此地为自己取得这些后果。 逐财富、权力和荣誉其本身势将腐蚀人的道德品质。 换言 的心思完全钉在安全、财富、野心或名誉上面，则对大众普遍利 益的追求势必会不断瓦解、蜕变为对特殊利益的追求。” 之，孟子的逻辑是只要你一心追求的是“利”（哪怕是“天下 之利”），而不是“义”，则你终将陷入为我的私利（或与我有 关的小集团之利益）的窠臼之中。墨子的“兼相爱”既以“交 相利”为最终目的，则兼爱的理想，势必落空。史华慈接着似 效 。 乎在赞扬孟子，他说：“孟子的论证在反驳梁惠王时尤其有 当梁惠王问孟子：“亦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断然 纠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接着孟子是这样论证 ， 而且他也指出孟子并不是不讲社会效果。 的：“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以事实说明只要你 的动机是功利主义的，终将造成你争我夺的结局。在此，“‘有 道德’的动机是关键的”。史华慈还指出，正如罗尔斯（ ）所言：“功利主义者之所以强调同情在培养德性中的作 用，以及仁慈在德行中的中心地位，是因为不广泛深入地培育 同情和仁慈就会危及正义概念的稳固地位。” 当然，史华慈本人绝不是“唯动机论”者。他对人性之复 杂性的深刻理解不允许他做出如此简单的选择。作为宪政民主 的坚定的拥护者，他一直深信在位者必须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所 产生的后果负责。 孟子和孔子一样，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讲究社会效果是必然 的动机论。 的。孟子只是从长期的效果，乃至解决人类困境出发提出自己 由于史华慈强调道德乃至一切价值的最终源头在 于超越，他势必会注意在孔孟“崇德”思想背后的“敬天”思 想。实际上他在《古代》中曾用很多篇幅讨论先秦诸子对天与 道的种种看法。其中对孔子的天、命范畴尤为关注。 关于孔子心目中的天，近年的争论集中在这个天到底是一 位有意识的、类似西方的人格神，从而是全然“超越”的？还 是某种等同于自然宇宙秩序，乃至人类社会的或个人心性之中 的规范，从而是纯粹内在的？抑或是两者结合或关联，即所谓 “内在超越”？ ，与 史华慈似乎认为孔子心目中的天有其文化、历史甚至个人 的特点，不宜简单套用直到近代西方才流行的“人格的神 “非人格的自然秩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首先，他 认为考察孔子的天，应分别从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层 面着手：即当天只涉及循环不已的自然（宇宙）秩序时，可以 说它是内在于宇宙自然之中；但是一旦涉及人类社会时，由于 人有一种从指导其运行的规范中堕落下来的致命的能力，天势 必需插手人间事务的进程，因为天总是站在人一边的。这时天 神论的关切”。 不仅会干预政权的转移（“天命靡常，唯德是从”）而且还会赋 予个别人（如孔子自己）以特殊的使命，从而表现出“某种有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点，史华慈详细分析了“论 语”中著名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章。 史华慈认为此章既然是由孔子自己提出“予欲无言”所引 发，全章主旨不应落在天而应落在孔子自己：孔子但愿道行于 天下，自己就可以像天那样沉默无语，而天下（人类社会）仍 像宇宙万物一样生机盎然地有序运转。孔子在此是以天为自己 的楷模。因此，这个作为自然秩序的天（或作为天的自然秩序） 绝不可能像理神论说的那样是一架巨大的钟表。孔子“七十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孔子虽然按一定的规范（“矩”）反复践 履，但孔子的“活生生的在场”并没有从中消失。同理，当天 按一定规则反复运行时，这个天（或天内在于其中的自然秩序） 也不是“无心”、“无灵性” ）的死物（ 在此指 意义、心智、目的性、价值等与物质或肉体有别的事物，暂译 为“灵性”）。史华慈还说，我们当然可以把《圣经》中超越的 上帝和孔子心目中的天作种种对照。但是他认为不应把这种对 比“绝对化”。例如《创世记》中的上帝面对自己所创造的世界 时曾称颂说：“看啊，这是好的”，从而揭示了自然秩序是充满 价值意味的。当孔子面对“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秩序 时，很可能也会发出同样的赞叹。因此，不论《圣经》或《论 语》都没有把丰富多彩的宇宙化约为一些只具有物理或数学性 质的素材。再则《创世记》虽然说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但这 并不意味着上帝为了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必须不断地“言”。 最后，史华慈断言：“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我们完全有可能认 为那个在四时运行中默默呈现自己的天就是那个‘知’孔子并 赋予孔子以历史使命的天。 但是，史华慈同时也指出，“在自然范围内的这个天的心 ）和灵性的属性，似乎更像斯宾诺莎心目中的神的心智和 意志所具有的属性，而不像《圣经》中的神所具有的那种能斟 使孔子足以和苏格拉底媲美” 。史华 酌考量、可创造万物的、具有目的性的意识”。史华慈说“如果 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我们也许可以说孔子的天只就其和自然 的关系而言就像是‘神已经将他全部的赦令都穿越永恒，来自 永恒，颁发完了。因为否则，人们将可以辩说神是可变的和不 完美的 再则，史华慈在诠释孔子的天时，似乎凸显了天对孔子的 不可测知性。他认为孔子无能也无意去测知天的全部意蕴。相 反，他有时会被天的不可测知性所困惑乃至感到痛苦。例如， 天为何要让颜回短命，夺去他最心爱的弟子？如果天有意把 “斯文”交托给他，又为何使他无法彰显“斯文”？为什么在众 多的当权者之中，竟没有一人能真正“理解”他？但是史华慈 指出“（孔子）并不怨天，因为在天的经纶中总有超出人所能理 解者” 。总之，孔子以天为楷模，以天赋予的使命作为自己 的终生事业，以及感到天的某种神秘性等等，都表明了孔子的 敬天情志。但是，这种情志还有其亲切的一面，这就涉及孔子 提出的仁的概念。 这 史华慈认为孔子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阐发天的概念，“而 在于提出了仁”的理念，从而把焦点集聚在道德精神生活的主 观的内在的层面。正是“这种向伦理的内在源头的转向 种向内收摄的超越 。史华慈似乎在暗示孔子“践 慈说，孔子没有提出神正论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他始终相信天 意难以全部测知，另一方面也由于仁的内在的斯多亚式的忍辱负 重的能力使他有可能面临种种挫折而处之泰然。史华慈认为孔子 的仁有时“几乎是指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的实在，其上达的境地 超越了夫子自己所可把握者” 仁”可以“下学而上达”，从而使他和天有某种亲切的沟通。 史华慈对孔子思想中“命”这个范畴也有独特的诠释。他 认为孔子的“命”指的是天颁发的不可更改的赦命。但是吊诡 的是，一方面命是指人生中人无法或无需控制的各个领域，但 是另一方面它恰恰又是指人生中行动应该发挥其作用的领域， ， 行动所能及的真正的领域” 或者说是指天赋予人的某种持久的终身任务，即所谓个人的志 业。因此，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可能是指他在五十 岁才“清楚地理解什么是他自己所无法控制的，什么是他自主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甚至在 他自己所特别关切的伦理政治这个领域中，君子也是在各方面 实 都受制于“命”。人们常说孔子对道德的影响力过分乐观，其 子生不逢时，深知历史的命运常会给这种影响力带来诸多 限制。即使他退而传道授业，他苦心孤诣培育的弟子中也不乏 辜负夫子的期望者。“到头来唯一真正无法侵犯的，可以由他 自主的领域就只剩下修身律己以影响他人”一途。但是即使如 此，孔子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天赋予君子的道德使命而感到欣 慰。 史华慈对孔子天、命范畴的诠释是否正确，是否受制于他 的犹太教背景而有偏颇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从他的诠释中我们 可以感到孔子的崇天思想已穿越巨大的时空间隔在他的心中激 起了回响。在结束他对孔子的长篇讨论时，史华慈写下了下面 一段话，透露了这种跨文化的回响： 进 总之，虽然天在许多方面不可测知，虽然命所管辖的 范围非常广阔，而人力所能及之处十分有限，可是天在自 然中所体现的秩序和它给人所规定的秩序，仍然得到了肯 定。天最少赋予某些人一种能力，使他们得知在人类事务 中应该取胜的秩序是什么，而且这种秩序在过去也确实曾 经实现过。天还赋予某些人以带头实现这种秩序的能力， 尽管天并不保证这种努力一定成功。一旦这种良好的秩序 得以实现，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参与这种秩 序的具体运转。同时，天也使君子有可能通过仁在面对挫 折与不幸时，完全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将来仍有希望在 人间恢复道的主要风貌。到那时历尽苦难、尝遍辛酸的人 类大众就有可能回到芬珈莱所谓的“礼仪群体”之中 “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 入安宁、和谐与福乐之境。 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 如果史华慈的确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有何特色？能否 予以某种定位？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试图把他的思想称为 。史华慈 一直谨慎地避免使用“人文主义”这个已被滥用了的词。在提 到孔子的天、命时他说： “人文主义”这个词的极成问题的一面，当然是它和后 笛卡尔西方一直被称为人文主义的整个思潮之间的紧密联 想。可是在《论语》中似乎压根找不到这样一种看法，即把 人的主体视为一切意义的唯一源泉并将一个以此主体为中心 的人类世界和一个对人类漠不关心，毫无价值含量，乃至敌 视人类的宇宙彻底断裂甚至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 后笛卡尔的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人类中心的化约主义， 它将天人（或神人）关系完全断裂，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 前中国内地学人所熟悉的人文主义多属此类。但是在指出人文 主义一词的问题所在之后，史华慈仍然称他所心仪的一些轴心 时代的思想家，如摩西、孔子、苏格拉底、佛陀等为“人文主 义者”或“人文主义的实用主义者” 主义”一词。 在《千文》（即注释 正面竖起“人文主义”的旗帜对开始泛滥当今世界的“物质主 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批评。看来，史华慈用“人文主义”一词 是取其广义，即指一切把中心关切放在人世间及人的命运的思 想。按此义，则称史华慈的思想为“人文主义”，他本人当可接 受。本文在此词前冠以“史华慈式的”作为限定语，是为了凸 显史华慈人文思想的特质。史华慈的人文主义不是逻辑建构的 结果，而是对人生、历史、思想、文化长期观察与思考的产物。 ，并采用“孔子的人文 中所提文章）中他更是 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史华慈认为 其中固然有脉络可寻，但不易描述。本文无法深究。不过，我 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特点做出各种归纳，例如：对人的关注 与对超越的渴求相结合，“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对 人的困境与人性奥秘的关注，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潮流精神， 对道德伦理与个人“修身”的强调，对古老的轴心文明中精神 道德资源的开掘等等。上文对这些已经有些描述，此处只想揭 示其中两个特点作为全文结束。 ）一词 。此 对人生奥秘的沉思：史华慈人文主义的出发点 在史华慈的著作中频繁出现“奥秘” 它和人在运用其理智 词在史华慈不仅是一种修辞学上的隐喻，而且有其实质含义。 的过程中由于遇到了两难、吊 史华慈心目中诡、悖论从而造成思想上的挫折与困惑有关。 的奥秘当然不限于人性一题。 人（首先是他自己）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奥秘之中。不过， 本文认为人性的奥秘实是史华慈人文主义的出发点或基石。它 是区别史华慈人文主义和其他流行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 后者往往把人性简单化，例如，视人为一种高级动物，一种具 有理性的动物，或是只知求生避死、趋乐避苦的动物等等。本 文把史华慈对于人性的思考称为“沉思”，是因为他不仅扣紧人 生经验执著地思考，而且还不间断地对自己的思考进行第二序、 第三序的反思与再反思。 对人性的这种沉思表现在史华慈思想的各方面。例如，在 史学思想上表现为对人的全部意识世界的极大关注，对一种自 称能解释历史文化的宏观模式的疑惧，以及无形中将问题意识 融入思想溯源之中的做法；在社会政治层面，则表现为对一劳 永逸的社会工程设计的排拒，主张渐进主义，对“制度论”的 不满和对人的有意识活动之作用的反复强调；在伦理道德层面， 则表现为对道德行为内在驱动力（动机）的重视，对幸福观的 复杂的解说，以及强调“修身”在解决人类困境中的重要作用； 在运思方式上，则走上一条巴斯噶式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在处 “后退一步并 世待物上，则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谦卑的心态，突出 对话的独特作用，甚至给他的人生观投下某种貌似怀疑主义的 乃至悲剧的色调。最后，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人性的沉 思把他引向宗教信仰。 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操的结合：沟通天人（或神人）之 间的桥梁 ）的作用。因此，称之为理性 史华慈全部著作透露了一种非常冷静、犀利、细致的理智 思考，反映了他特有的学术性格。这种性格可称之为理性主义 的。但是史华慈的理性主义既不必与经验主义相冲突，也不必 与存在主义相矛盾。其实，在史华慈那里与其说它是一种哲学 上的“主义”，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上的取向。它指 的主要是一种在探索人类困境和宇宙奥秘中充分发挥并依靠作 为人的一种性能之理智 精神也许更妥。在史华慈看来，这种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操（或 对超越的渴求）非但不是势不两立，而且“本是同根生”。 史华慈的弟子孔斐力在哈佛举行的史华慈追思会上曾指出： 在古代思想家中对史华慈最具吸引力的是那些“后退一步并远 眺彼方”的思想家。孔氏还非常中肯地点出：“这种‘后退一 步并远眺彼方’正是史华慈先生的本质所在。 远眺彼方”原是史华慈对轴心时代“超越突破”的界说。“后 退一步”是为了尽可能拉开和现实社会与人生的距离，对之做 出全面反思、质疑和批判，是理性精神的大发扬；“远眺彼方” 则是在怀疑批判的同时，寻求新的精神愿景，它指向对某种超 越性之真实的渴求，意味着新的宗教性或宗教信仰的诞生。对 希伯来的先知、佛陀、苏格拉底、孔子、老子而言，这两方面 本是齐头并进、同时展开的。追求人生真谛是人的多种固有的、 内在性能的全方位使用，理智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 用。 我想提出的是，史华慈似乎强调在追求人生真谛中，除了 需发挥理智和意志的作用外，还必须注意发挥被史华慈称之为 度去把握仁 “对整体的直觉把握的能力”。例如，史华慈曾详细讨论孔子的 他认为孔子在“学”与“思”时固然是首先“学”与“思 ，。 从人的具体经验出发（“多学而识”）；但是，孔子又非常强调一 种“整体性的直觉领悟能力 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一种足以涵盖‘道’的全局的 就是此意。史华慈鸟瞰式的眼光” 还说苏格拉底的真理“接生法”，虽然诉诸辩证的逻辑推理，但 并不限于经验知识与事实的积累，其主旨乃在于通过不断揭示 对话者的定义与概念中的片面性和错误从而指向某种涵盖整体 的“至善”。孔子对仁的许多指点语也是为了引导弟子从不同角 这个与“至善”一样涵盖一切的目的，不可名 状地作为整体的终极“真实”。 老庄的神秘主义虽然依靠理智 去解构错误概念，但是最终“悟道”还得依靠对于道本身的整 体性把握，好让自己终于能像“一滴水溶化在大海之中” 史华慈认为墨子的不足恰恰在于他缺乏孔子这种“整体性的把 握”，单纯依靠智性的推理，终于无法解决善的意志的源泉的问 题。 这种思想在印度、西方和在中 如果说这种“整体”在孔子是天（或仁），在老子是道，在 苏格拉底是“至善”，那么在作为犹太教诚信者的史华慈应当是 《旧约》的上帝。如上文所言，史华慈不赞成在后笛卡尔西方出 现的那股截断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信仰，人与神之间的一切联 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不但不足取，而且并 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指出：“认为真知（不管对这种‘知’如 何理解）必然会导致价值的实现（不管这些价值的内容会如何 随着文化不同而大异其趣） 但是，在史华慈看来如果没有对终极国一样都可以找到。” “整体”的追求，则经验性的学习难以导向“价值的实现”。例 如，史华慈说：“（孔子）似乎有一种热切的信念，即积累性 的、经验性的‘学’，如果按照正确的精神进行下去，就会在人 们心中产生某种整体的景象。同时孔子还使人感到如果一开始 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念，没有对整体的哪怕是最起码的某种预期 他还从正面指出：的直觉，则整个追求都必然不得要领。” 的相下’去看待世界从而具有某些天的气象。 “孔子的圣人和君子由于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天的观点在‘永恒 “在永恒的相 史华慈也许不会完全同意孔子、老 下”此处是采取斯宾诺莎的说法，指的是从无限的角度来观察 每件具体的事物，从而加深对上帝这个整体的理解。史华慈非 常注意中国思想传统中“有为”和“无为”的争论。“有为” 指的是人有意识的活动，“无为”指的是进入类似“从心所欲 不逾矩”的圣境、化境。 子肯定人能完全进入这种化境。但是，他似乎和孔子一样深信 只要通过不断的、点滴的学与思，通过决心与笃行，并且把这 一切努力和贯穿其中的某种超越的真实（无论是天、仁、道、 至善或上帝）相关联，人就可以架起天人或神人之间的桥梁， 逐步逼近这个超越的真实，从中汲取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增进 人的智能和勇气，来面对由痛苦与欢愉，罪恶与善良，伟大与 可悲交织而成的人生奇景和困局。这也许就是史华慈式的人文 主义给当今世界带来的核心信息。 注释】 本文原载于《世界汉学》第二期， 日中年 月页 给我，建议并希望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萧延中先生 代序”。由于史华慈先生已于 把该文作为史华慈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的“中文版 年仙逝，而这部著作又是美国，乃至西方 学术界此一研究领域中的开山之作，所以，为全面理解他的观点，的确有必 要对其历史背景、思想理路和研究方法做一较全面的介绍。基于这一考虑， 经再三斟酌，我同意了延中先生的建议。本文刊载于此，征得了《世界汉 学》杂志主编刘梦溪先生的允诺；延中先生根据编辑体例，对该文的注释做 了统一的规范，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 林同奇于哈佛大学东亚系 此文题为“中国与当今的千禧年主义 事”。其文由林毓生翻译并撰写了一篇介绍性的导言。 ， ， ， ， ， ， ， ， 墨子刻（ ）在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时 曾指出：“多年来有一批才华卓越的学者，他们代表了哈佛大学学术造诣 的最高理想而且转变了中国研究的面貌，史华慈和费正清、杨联升一起处 于这批学者的中心。”如果说费的主要作用在于组织、推动，杨联升的作 用在于“把二十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中较成熟健康的成分 （如训诂治史）引进海外汉学研究（见余英时：《犹忆风吹水上鳞》， 页， ，史华慈的贡献则在于发挥哈佛汉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引 ；关于考释问，见王元化：《“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清园夜 页， 史氏《古代》的长篇评论；对史氏比较思想研究方法最集中的批评可见 ）史华慈的一些学生在他 岁 寿辰时编了一本带有戏谑性的小册《史华慈式的论语》（未出版），梅谷 ）在她写的“编者按”中说：“本（史华慈）真称得上是我 。”此言虽是谑语，但也道出师生之间的真情。们的‘伟大导师和舵手 这 例如关于对芬珈莱（ ）的评价和墨子思想的理 解，见 ， ；对轴心时代中国“超越的突破”的理解，见 和 ，一书中张灏的文章“的 对严复思想的分析，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论》， 页， 与黄克武著《自由的所以然》，台北， 以上所引墨子刻文是一篇对 导哈佛中国研究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思想视野中进行，使研究向广度、深度和 精密度发展。与费正清、杨联升相比，它是一种更加无形，但可能更加深远 的影响。（以上墨子刻引文，见： ）提供的，谨此致谢。本小册是柯文教授（ ， ， ， 读》， 页）。既然如此，他决定干脆 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史华慈非常强调原典文本的掌握，但训话考据非 其兴趣所在，也非所长。在《古代》中，他说，对先秦原典的训话诠释即 使在中国传统学者内部已经足以“令人望之生畏”，至于任何现代的西方 翻译更“必然是一种诠释”（《古代》， 墨子刻文， “主要依靠自己的翻译，同时也尽量着重借重他人的翻译”（同上）。因 此，有些译文未必都能经得起专家严格推敲，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宜因为这 个弱点而忽视他的思想洞见。另外，我同意墨子刻对史华慈的一点批评， 即史华慈对中国近现代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生疏。他多半在解决一些技 术性问题（如文献年代）上才采用他们的意见，始终未能和任何一位中国当 代第一流思想（史）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人展开深入细致 的对话（尽管他也引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见上引 “个人之间与群体之间人际关系无法穷尽的奥秘 史华慈常说自己学习汉语起步较晚，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无论如何，我认 为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方法问题》，载《近代 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 关于史华慈的知性追求中的存在感受可参看上引 世纪 “忧患意识”一词最初是徐复观提出；经牟宗三推广， 年代后开始在中国流行。牟强调君子所忧不是财富、权势之未 页， 足，而是德之不修，学之未讲。甚至于也由于有见“人生宇宙的确存在缺 憾”。它是“终生无已而永在于坦荡荡的胸怀之中”（牟著《中国哲学的 特质》， 。这些都和史华慈的“关切”完全一致。史华慈 曾列举一系列普世性的关切，“包括生死爱欲这类人生头等大事的奥秘 “在一切人际关系中权 力和身份认同所扮演的角色”；“人和他周围的浩瀚的不属人的真实世界 之间的关系这个无底洞般的奥秘”。史华慈还指出在最后这项我们称之为 “天上”关系的关切中还包括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关切，如“维持生存的技 巧”的关切；“对于自然现象之千差万别及其运行的带有工具性与不带任 何工具性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的神圣的、审美的，和令人恐怖敬畏 的性质的关切，甚至于人类在处理这些奥秘的过程中想像和礼仪所扮演之 角色的关切”等等。（见史华慈著， 年（二）其中译文载于《二十一世纪》， 月号），上面引文是我根据史氏给我的英文版本译成中文的。 ，” 华慈著“ 民族主义及远景理想，苏联模式等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可参看史 关于驱使毛泽东采取政治行动的种种目标，如权力欲、现代化、 ， 等等。史华慈专门说明他为何用此词，，毛泽东的 一词（可勉强译为“远景理想”或“愿景”）， ， 史华慈常用 如孔子的 而不用 （学说，教义）。因为此词“所涵盖的空间充满了各种问题 和富有成果的模糊性”，而 泽东为例，他的 一词则把所有空间几乎都撑满了。以毛 并不是事先固定好的一套明确的理念。其中有的因 页）因为，在史华慈看来“有意识 素比较稳定持久，有的则是在特定的环境（如政治运动）中才提出来，逐 渐明确的；有的则可能失去作用变成纯粹为权力辩解的遁释。和“导向” 一词一样，此词反映了史氏对人性的看法，即人的有意识的信念可以指导 人的行动，它是人的自主性的组成部分。史华慈甚至说：“认为纳粹党人 有关犹太人的有意识的信念可能确实曾经决定过他们行为的这种看法并没 有什么‘软心肠’之处。”（《古代》， 页），他指出“人有一种巨大的犯 的态度、导向和远景理想，在更多情况下，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是一种 极具摧毁力的悲剧角色”（《其他》， 错误（铸造错误）的能力”（《千文》）。远景理想不但和意识形态难解难 分，而且本身就已孕育着巨大的危险。 史华慈指出“处境”一词既可以指诸如生死爱欲一类的历久弥新 的超越时空的普世性主题，也可以指特定时间、地点的具体的特殊社会、文 化处境。有人对前一种处境反应敏锐，如莎士比亚、斯宾诺莎（王国维可属 于此类）；更多人则对后一种处境反应敏锐（参看史华慈文， 。史华慈在“三角互动”中把处境和 ， 仰的重要因素。在他 意识隔开是因为人有一定的自主性，外在的处境不能完全决定他的意识；他 又把意识和行动隔开是因为人的自主性毕竟有限，他的意识世界内部充满张 力，不能全部超越自己的处境与利益，完全决定自己的行动。 ， ： 我个人初步认为这个“人性之谜”是支持，甚至促进史氏宗教信 岁时所写的讨论巴斯噶的学士论文中，他说：“巴 （见 斯噶的目光注视着人。他正是从对人的恰当研究乃是人这个前提出发的。他 所作的辩解，并不是想从自然秩序或形而上学的根据出发来证明基督教真 理，而是主要从人性出发。他的中心关切不是形而上学的真理本身，而是人 的幸福。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是蒙台涅为我们所描述的软弱可怜的动 物，一种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的受造物，一种注定永远愚昧无知的、可鄙的 自我中心的受造物呢？还是爱比克泰德心目中的受造物，一种只要自己愿意 就能够做自己命运主宰者的超级的存有呢？⋯⋯巴斯噶主张人两者都是，他 是一个活生生的吊诡，是对立的统一。⋯⋯那么什么哲学能对这个吊诡做出 适当的解释呢？巴斯噶说：‘我们发现只有基督教能作出这种解释 ，现存哈佛大学档案馆）。 年前作为大学毕业生的史华慈写下的他对巴斯噶思想的理解，但是 史著， 这是 我推测它大体上反映了史华慈终生未变的对人性和宗教之关系的看法。他在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创世记》的宇宙论背后的关切显然是宗 页）。值得注意的是， 教和道德的关切而不是科学的关切。”“人是由地上的泥土造成的，但是上 帝却从他的鼻孔里吹入了生命。”史华慈指出“‘气息’（吹）一词在希伯来 文中，和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一样，具有灵魂的诸多品质之意。”因此史华慈 接着说，“这里的关切似乎是对受造物之奥秘的关切，这种受造物既是被造 成的，又有神的气息使它具有灵魂”（《其他》， 史华慈在他的学士论文中已经指出巴斯噶由于历史的限制对基督教以外的文 明，例如中国和埃及文明都没有多少了解，因此在涉及其他宗教的文明时采 取了武断的态度，受到伏尔泰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他同时指出伏尔泰对人 性和人的命运的极为简单化的理解，显然不能和巴斯噶提出的带有悲剧性的 吊诡的理解相比。史氏这些早期看法虽然此后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其深 度、广度和精密度则不断得到强化。史氏学术思想和他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 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法细究（有兴趣者可参看 ： ）也和史氏认为诠释文本的过程是“文 ， ： ， ， ： 颇为反感。（《古代》， 史氏的哲学立场和珈氏有根本分歧，而且对珈氏诠释学的末流 页）例如，史华慈由于预设存在着跨越历史与文 化的人类共同经验，就不可能同意珈氏把理解完全本体化，把人类经验彻 底历史化的观点。但我认为剥离了这些哲学预设后，珈氏对具体诠释过程 的某些描绘，史氏是可以接受的。再则，近年来对珈氏诠释学的解读有转 而强调文本中所透露的“他者的声音”的趋势。（参看 ）按照这种解读， 诠释者需下苦功深入具体把握“历史视野”，并将“视野融合”理解为历 史的和现在的“两种声音的对话”。因此，我们不能说只要诠释者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所言具有连贯性，其诠释就能成立。珈氏的这种看法和史 氏要求比较史家“应尽可能深入地把自己沉浸在两个世界的种种特殊具体情 况之中”是完全一致的。珈氏提出的著名的“诠释就是和文本会话”的断言 （见本文所引珈书， 本和诠释者之间的不间断的辩证的互动过程”（《古代》）如出一辙。 史华慈：《全球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研究》，载《二十一世纪》 （香港）， 关于“不确定性”含义上文已有解释。这里史氏使用的 一词指的是人类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的倾向、能力、品质，有时接近中国 传统中的“性”（人性），可译为“性向”。史华慈强调此词含有的“内在 性”及其和活生生的人的意识世界的联系。它和芬珈莱与英国分析哲学家莱 尔（ 页 ）。和 ）等人把此词基本上指向外在行为的取向迥然相反（参看 等词一样，在史华慈的词汇《古代》， 中也反映了人的内在的自主性，没有这种自主性，人类无法创造文化。 ）这个概念是史华“超越的突破” 慈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文明学说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论断。但是他在这里提出 的“超越”一词曾引起不少误解。史华慈指出“超越”“在此指的是接近 页）。糊的分析批评（参看《寻求富强》， 看《寻求富强》， 页），但也有对史密斯 穆勒思想中的张力和概念模 其中最著名的是史华慈对斯宾塞思想中的矛盾所做的分析（参 其词源学上的原意，即一种后退一步并远眺彼方 一种对现实（存在） 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质疑和对远处那边的新理想的憧憬”。史华慈说， 这种“超越”“从思想一面说，可视之为‘智能’与‘怀疑’，从精神性 的理想憧憬一面说，可视之为‘启示’，尽管此词在更加特殊的情况下指 的是希伯来传统中超越的神向人类露他自己”（参看“ 。因此，“超越”在此是指从两方面同时“跨过’，现实 世界：一是从理性的反思中“跨过”，二是从新的理想远景的追寻与确立 中“跨过”。理性的思考和新宗教性（或宗教信仰）的诞生在这里本是一 件事，“同根生”，难以区隔。这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史氏最心仪的思想 家多是诸如麦蒙耐连斯（ 、巴斯噶和斯宾诺莎这些既有强烈 的智性追求又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物。史华慈此处对“超越”虽然采取比较 宽泛的界定，它足以涵盖轴心文明中多种超越突破的方式，例如，亚伯拉罕 抛弃一切，离开他的故乡吾珥，奔向神所指引的方向；佛陀舍弃人世间一 切，追求寂减；孔子目睹天下无道而寻求内在的仁与某种外在的秩序；老子 则向往不可名状的道；希腊人追求超越荷马诸神的宇宙秩序；苏格拉底则转 而向内心世界寻究“至善”等等都象征着不同方式的超越突破。 再则，“启示” ）一词在犹太传统中有多种诠释。史氏所 选择的“保守犹太教”（其实此教派并不“保守”，它相当开放，只是不 激进而已），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和史氏在这里一样把“启示”解释为“神 向人类露他自己”。据此，“启示”指的并不是神直接用人的话语向人间 颁发训令，而是指神在和人相遇时通过互相沟通和理解使人经历或感受到 他的在场，然后人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对启示的这种理解 自然会突出人神对话的重要性，并且给宗教信仰与《圣经》诠释带来浓厚 的人文主义色彩。（参看 ， ） ： ， ， 世纪发端的欧洲近代文化的“灵魂”，涵盖了建筑、音乐、绘画、文学、 中提出。他用此词来象征一种从方的没落》 ）在他的《西“浮士德精神”首先由斯本格勒（ ， ，成 数学、物理学、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神学等文化的各个侧面。它的 氏书，卷 核心含义是指一种指向无限空间，具有无限潜力的动态的精神状态（见斯 页），史华慈在《严复》中首次正式提出此词。他认 为严复的深刻之处就在于通过对西方政治的洞察抓住西方力量的最终根源 在于西方文明的本质。史华慈借用斯宾格勒用语把这种本质称之为“浮士 德精神”（但他申明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斯氏以此词包罗万象并认为它起 本是着重指一种深沉的内向意义（同上， 源于德国原始森林之中的说法）。另外，“浮士德精神”在斯宾格勒那里 页），进而表现为文化的各个 页）。但是，史氏所言的浮士德精神则主 侧面，而且，在他的那里浪漫主义运动也是浮士德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 史华慈也曾指出“浪漫主义和现代化共享某种浮士德式的力求控制主宰的 努力，但在浪漫主义那里，如其说主宰物质的社会技术的机制，不如说是 主宰感情的世界”（《其他》， 要是指一种外向的以物质的与社会的工程取向为代表的“浮士德／普罗米修 斯的精神”。普罗米修斯，由于雪莱的名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掌握自己命运， 页）。 开闭地上千禧年时代的象征。史华慈说：“西方文化之浮士德的性质已导 致普罗米修斯式的对外在自然的征服和人类社会中社会、政治力量的巨大 的增长”（《寻求富强》， 早在 年史华慈就指出卢梭思潮在当时美国“新左派” 的激进主义中延续下来。他们和卢梭一样不仅认为工程取向未 页）。 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而且使道德生活更加败坏。这些人寄希望于政治 革命，坚信唯有通过政治革命的救赎，才能协调发展科技和建立道德群体 之间的关系。史华慈敏锐地指出：其中有一些人甚至深信只有通过恐怖才 能刺激革命，让革命去催生一种桀骜不驯的社会。尽管他们自认为自己的 最终目的是为建立充满人间真情的无为的社会清除“路障”，但是他们对 生活意义的真正的感受很可能是来自一种强悍的自义感和一种从事共同冒 险事业和分享共同风险的心态。而这种“革命伦理”本身已变成了某些恐 怖分子集团中正在发挥作用的道德原则（《其他》， 事件”之根源时，提供一条埋藏史氏这段分析可能给我们寻索 得更深的线索，它是三百年来未能解决的“卢梭式问题意识”的恶性发 展。 蒂利希那样将页）。史氏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像保罗 实 ： 坚持人间价值具有超越源头是史氏人文精神的重要特点。在 《千文》中他曾把那种视自然世界为充满价值与意义之世界的看法直接称 之为“人文主义的自然世界观”。不过，史华慈并不认为寻求价值之源的 努力只能向外、向上，从而只能落实在西方的上帝上，而不能向内寻求。 例如，他指出孔子固然曾仰望一个外在于他的天帮助、支持自己，但孔子 同时提出“仁”，显示他向往一种“向内收摄的超越”，即向人的内心去寻 找价值的超越源头（见上引 不过，无论向内或向外，人间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源头必须来自某种超越的 实体或境界。史华慈似乎认为这一点是一切宗教最根本的特质，舍此则无 看法的是它深信（或在‘神知’意义上知道）真实 宗教可言。从正面说，他曾指出“使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宗教 这个不可言状的真 乃是人类一切意义的泉源”（《古代》， 页）。从反面说，他曾指 出“对客观世界采取化约主义的看法，再加上把一切宗教现象彻底主体 化，（从而断绝了价值的终极源头）就给我们提供了对‘非宗教’的最明 确的定义”（《其他》， 页）。史华慈非常注意鉴别化约主义，因为他认 为化约主义是斩断价值之超越源头的祸根。他认为“像爱因斯坦一类人 物，尽管把其他一切全部都主体化了，但是仍然把世界的数学结构视为客 观的，并充满某种迹近宗教的意义”，这类人也许不应该归入化约主义者 之列。但是，对更多人说来，宇宙并不具有任何他们所珍视的价值与品 质，只不过运行起来酷似数学一般美妙而已。这些人则仍然应归于化约主 义者。因此，承认或不承认外在的或内在的超越具有价值意味，从而成为 人间世价值的源头，似乎是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根 本区别（同上， “终极开怀”作为宗教的标志，而特别强调以人间价值的终极源头来自超 越明示为宗教的标志，这点也许可以说明他的关切更多的是集中在人与某 种超越实体的关系，而不是超越实体的本身，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侧面反映 他的人文主义立场。余英时曾指出“（西方）十八世纪思想家开始把自然 法和上帝分开，转而从人具有理性这一事实上重建自然法的基础。但是西 方近代文化在人间世寻找价值源头的努力仍然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难。社会 契约所说所假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乌托邦，不足以成为道德的真源⋯⋯ 的现代诠释》， 页， 功利主义的快乐说过分注重效用与后果，又有陷入价值无源论的危险。在重 要开头西方人往往仍不免要乞灵于上帝的观念”（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 。史华慈的“超越”当然不限于上帝，它仍然 是基于轴心文明的多元超越观。他的视野比一般西方人要广阔得多，例如， 约主义（《其他》， 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虽有强烈的内在超越倾向，但可以说并没有出现过化 页）。史华慈曾讨论了孔子，墨子，老子，荀子五 页）。至于史华慈为何坚持必须有超越的源头， 行之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王充，张载与王夫之，戴震的“气”的概念， 朱子、王阳明、陆象山的思想，认为尽管中国有一股强烈的“非天意”的宇 宙观，甚至可以说有某种“唯物主义”的思潮，外加一股强大的主体主义传 统，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抹杀宇宙中千差万别的现象，将它们 全部化约成牛顿式的物质，并把一切意义与价值从宇宙中排除干净。“万物 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宇宙绝不是一堆死 物、一架大钟表，而是充满生机与意义的过程或秩序。只有这种宇宙才能构 成人间世价值的源头。中国的主体主义者（如王阳明）尽管突出心性的作 用，却从不意味着有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他而言，“宇宙的内容无 比丰富，它是一切价值之源，而人总是与这一切无比丰富的内容无法分隔地 连接在一起”（《其他》， ）之父”。他指出“社会性 他似无正面解释。但他可能会认为超越的源头最少可以给人的内在的道德倾 向提供一个超越的支点，可以协调天人（人和自然的）关系，减少人的盲目 的傲慢与怠惰，给人提供了较大的自省空间。因此，他反对形形色色的以人 类为中心的宗教。他批评卢梭不仅是“作为宗教的民族主义的真正鼻祖”， 而且是“一切近代的社会性宗教（ 页）。他还对汉那 宗教”其实是“把人的宗教感情从一个具有意义的宇宙引开，把它引向某种 人类的集体”（《其他》， 阿伦特的“政治的宗 教”提出长篇的严厉的批判。（见上引史华慈批判阿伦特长文）。 ： 年出版。谨此致谢。主编，华沙，由 页。蒙朱政惠告知此文后载于页，引文见第稿由史氏面交给我，共 ”一文。此文的英文底引自史华慈著“ ： ， 视为人 按我个人理解，史华慈心目中的人的自主性包括智性的独立思 考（这里的“独立”不仅指“独立”于外在压力或他人的思考，而且指一 种“独立”于思索者自身“成见”与利益的反思能力）和独立做出裁决并 据以行动的能力这两方面。前者涉及智力（ 及意志 （或理性），后者涉 。史华慈指出关于“意志”与“理性”何者应居优先地位， 在西方一直争论不休（《古代》， 页）。而且，即使就所 页）。但是，他本人似乎更倾向孔子和 苏格拉底的看法，即认为运用思维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取得关于“至善” （苏格拉底）或“仁”（孔子）这类最终往往不可名状或无法界定之事物 的“真知”。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被认为有一套取得真理的辩认的，可按逻 辑推演的所谓真理的“接生法”，而孔子则更多就弟子的具体经验加以指 点。史华慈显然绝不否定所谓“超脱利益的”，纯出于好奇心的对真理之 智性追求的价值。但是他似乎并不像国内有些学人那样热心推崇这种追 求，并认为缺乏这种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史华慈指出，其实 对千差万别的世界抱有好奇心是人类共有的特点，中国在这方面并不弱于 其他文化。诚然，这种“超脱利益的”追求在希腊人那里可能特别强烈。 但是强烈到何种程度，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例如，对苏格拉底以前 的某些希腊哲学家或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而言，可能是如此。但是，对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则很难说是如此（《古代》， ”而言，“如果说这种态度是可能谓“超脱利益的态度（ 页）。本文无法的，它本身也是以一种道德的态度为基础的”（《古代》， 深究史氏的个人宗教信仰与其学术立场的关系。因为个人信仰涉及极为困 难的内心世界。不过，我推测史华慈也许会欣赏巴斯噶这句话：“再多的 独断论也无法否定掉我们根本无能证明任何事物，再多的怀疑也无法否定 掉我们具有真理的观念”（见 。其中的后半句肯定了理性和人的自主性：前半句则 指出了当它们面对着人所面临的一系列奥秘时的限制与无能。史华慈似乎 像他所心仪的犹太教中古哲学家麦蒙耐德斯那样把智力（ 一） 的本质之一（在麦氏看来这是因为智力是神赐予世人的神自身的属性之 ，因此，在此意义上可 以说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拥有理性。理性虽然无法对许多宇宙人生之谜给出圆 满答复，但它绝不是信仰的百依百顺的婢女。它既是信仰的挑战者又是信仰 的支柱，甚至于还可以把人引向信仰。因此，史华慈虽然认为许多人生宇宙 的奥秘无法取得确解，但他并不是一位激进的怀疑论者，他深信对这种奥秘 。更奇怪的是 的探索有助于改进人的处境。柯文和梅谷曾称史华慈的运思方式中有一种 “健康的怀疑论”（见二人著“ 。我认为这是因为和他的不断质询与怀疑同时 并存的是他对宇宙和人的信念。他堪称一位既坚定又清醒的理性主义者。 ， ： 布伯的“我一你” 史华慈认为人不只是一种高级动物，因为他（她）蕴涵着任何 动物都没有的一种吊诡。因此，人的幸福也不可能等同于满足生理的或物 质的欲求所带来的不带难质的快感。这是人无可逃脱的命运。他说：“大 部分储存在人类经验中的信息不是建立在对人类成就所作的‘物质主义 的’说明之上，而是建立在远为复杂的对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的’说明 之上，在这种人类命运中追求幸福与此种追求所包含的吊诡（悖论）两者 是分不开的。”（见中译《千文》）这是人性的“全部带有悲剧性的复杂 性”所注定的。其次，他似乎认为人的幸福固然和物质享受有关，但是归 根结底往往取决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人际情感状况。人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增进自己和周围同胞的感情纽带而感到幸福，也往往因为处理不好 这种感情关系而深感痛苦。史华慈常提到马丁 这种人与人的亲密的心灵沟通，并认为布伯这种人际概念和《圣经》对生 命概念的理解是相通的（见 页）。因此，追求“百优解”带来的“物质主义的”单纯 人往往在欢愉中同时会由于感到命运多舛或万事转眼成空而使欢愉蒙上阴 影。（以上可参看《千文》）史华慈认为巴斯噶正确地指出了伏尔泰所忽 略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人就在享受快乐的过程中可能是很悲惨的”（史 氏学士论文， 的、无反思的满足终将是缘木求鱼。史华慈说：“一旦他把事情想透了， 他就会发现从改善与妻子的关系上可以比从‘百优解’所带来的暂时性苏 解中得到更多的欢愉，尽管如此做可能让他饱受压力乃至极度痛苦。” （见中译《千文》）上述思想也许可以说明史氏幸福观的某些特点。 世纪末与史华慈曾指出到了 世纪上半叶，又出现了史华 慈称之为“列宁主义的症候群”现象，开始转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例 如，列宁和卢卡奇都认为单凭社会力量自身无法在无产阶级中自发产生阶 级意识，必须有一批先进分子向无产阶级灌输这种意识。不过，历史长河 的大方向仍是注定不可更改，只需要有“伟大的舵手”指引航道，绕过其 中的浅滩暗礁而已。在这种症候群的影响下，“社会工程师”的概念又再 韦伯与资本主义精神》，载《文化：转引自苏国勋：《马克斯 ， ， ： 中国与世界》， ： 史华慈对上述诸子的质疑，可分别见《古代》， 页， 度兴起，在集权国家实行了全面的“社会工程设计”，在西方民主国家则 将社会区隔为若干领域，分别由不同的“社会工程师”或某行业的专家们 负责设计。在这种社会决定论的指引下，政治上的民主也往往被解释为各 种利益集团之间无人格的势力的平衡。人的政治参与受到很大限制。史华 慈指出，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人们只能在最大利润和最小成本之间选择， 在政治领域将选择交付各种利益集团的势力去平衡，在社会领域则听由社 会工程师们去选择，门外汉不得干扰，在个人领域又有各心理与社会心理 技术可以代劳，那么号称开辟了人类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近代事业似乎没 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性空间了。 参见史华慈：《全球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研究》，载《二十一世 纪》（香港）， ， ， 页， 页， 页。 史华慈曾说，他“深信对他人的信念系统进行韦伯式理解（ ）的可能性”（《古代》， 页）。韦伯式理解的一个重要 预设是，人类尽管受到不同的文化、语言与历史的限制，仍然拥有某些共 同的关切和经验。这个预设使研究者有可能以某种程度的精确性在自己的 想像中再生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因此，韦伯式的理解又称“移情理解” 。韦伯自己也用过此词（见韦伯著， ， 页）。但是，韦伯认为移情理解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经验性 。史 氏也说“我们可以希望通过移情的想像去理解和我们很不一样的人” （《其他》， 分析”上面。用史氏的语言，即必须采用上文所介绍的“三角互动”和尽 史华慈当然不是禁欲主义者。他曾指出犹太传统不仅不鄙视谋 求生存，而且视之为“圣化”之事，犹太传统还高度赞扬“好的名声”并 《孟子》， ， ： 宋 虽非纯粹墨者，但在行为与思想上最近墨子（见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大纲》， 页， 页， 可能沉浸在研究对象中的方法。因此，移情理解是一种“设身处地”的理 解，并不意味着价值认可。史华慈对孔孟“敬天崇德”有移情的理解，但 他对“天”与德的内涵乃至“敬”与“崇”的感受与理解都未必尽同，也 未必全部赞同。本文采用“回响”一词指的是在主调上引起某些共鸣。我 想在此指出一点，即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关切和经验这个预设是史氏史学思 想和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之一，本文无暇详论。（有兴趣者可以参看《其 他》， 页， 页， 页， 页， 页， 页， 页，《古代》， 页， 页。）为了维护这个 预设，史华慈曾分别对文化相对论（《其他》， 页），语文 页）和绝对历史主义（决定论（《古代》， ）进行了分析批评。 赞成《圣经》中神要人“择选生命”的意旨（《申命记》， （见 古代》， 。他还指出轴心时代的多数传统都认为 “在当时限度内的世俗欲求是好的” 页）。他曾告诫，在美国 页）。总之，史华慈所反对的是把全部或过 的许多犹太人把这种犹太传统重新诠释，以适应一心追求物质享乐的所谓 “郊区价值观”，“给首先强调物质好处及取得这些好处的手段涂上一层薄 薄的上帝的祝福”（同上， 多的心思精力放在物质的追求上。 《孟子》， 《孟子》， 也就是人性善 ， ： 页，还 史华慈把义利之辩作为“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是因为在史华 慈看来，义利之辩势必触及道德行为是否有内在动力这个道德哲学的核心 问题。墨子尽管提倡兼爱，但是“兼相爱”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交 相利”，则道德行为的最终动力依然是外在于人，不是内在于人的。所以 墨子认为必须使人了解“兼爱的功利上的必要性”（《古代》， 可参考《古代》， 页）。于是追问道德之动源何在 页， 恶的问题，势必浮现出来。孟子的四端说和他的整个“哲学人类学”以及 他的“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都是为了说明道德行为之动源的内在性 及其本体论的超越依据（《古代》， 页）。而史氏也是 页）。孟子由于时代不同，对管仲采取了比 从他自己的人性论及本体论，及至他的宗教观念出发来考察道德主义的动 机论。人一方面是由“地上的泥土制作的”，他是极为有限、卑微的；但 另一方面，“上帝从他的鼻孔吹进了一股气息”，使人具有某种超越卑微 有限的处境并做出辉煌的道德业绩的内在动力。在史华慈看来人性中的这 两方面的内在张力只能靠内省自诘不断缓解，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良方。 这种比较复杂的动机论可以在《古代》有关管仲的讨论中得到印证。在 《古代》中史华慈曾就此问题讨论不下五六次。他指出在对管仲的评价中 似乎透露了“一种以纯正动机与意向为基础的个人道德的概念和一个雄才 大略但个人德行很差的政治家所达成的良好的社会政治‘效果’之间存在 的深刻的张力”（《古代》， 页）。从整 孔子更为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似乎认为管仲这种“没有仁的动机而连成的 仁的效果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非常皮毛的成果”（同上， 的看法，他指出体上看，史华慈似乎倾向于孔子的比较复杂灵活（“权 页， 君子在天下无道的社会里几乎“无法避免对复杂流变的事件做出复杂的道 德判断”（同上， 页）。（关于此问题可参看李明辉著“存心 年伦理学、责任伦理学和儒学”，载《台湾社会科学学刊》， 月， 期， 页。） 页，“存心的伦理学，形式伦理学与自律伦理学”，载《国立政治 大学哲学学报》， 《论语》， ： ， ： ，， 《论语》， 页。期， 参见孔斐力：《史华慈的历史贡献》，载《世界汉学》，第二 世纪》（香港）， 参见史华慈：《全球意识形态和比较文化研究》，载《二十一 ： ， 英文第三版序 本书的写作已经过去 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 党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共产主义所有各 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于这一运动的历史和源起又有了 更多的研究，并且又有许多新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中国共产党 自己也对自身历史的正统说法进行了新的详细阐述，这些阐述 与先前的说法在一些显要方面有所不同，并且披露了新的证据 资料。 鉴于这些进展，有理由对这本书中的一些解释作一重新考 察。尽管，一定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在这个简短的 前言中我将只涉及一些看似基本的问题。 思想与实际之间演进关系的问题。在这个 正如在序言中指出的，写作这本书我主要关注的，首先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关系的历史以及整个运动与克里姆 林宫关系的历史；其次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密切相关的问题 思想在共产主义历史中如果关注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些大量断言感兴趣。理想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自 有什么不同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关于后一个问题，我并不只 关注中国的事件本身，我还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说成一种 为它选中的初学者不仅提供理解过去的钥匙，而且提供解决处 于急流险滩中的当前社会、政治事件绝对可靠技巧的占统治地 位的科学 我形象（至少直至最近）是那种对周围环境了如指掌的人。他 是所有仰视他的人的精神主宰。在任何特定时刻他都能对当前 形势做出绝对正确的社会一历史分析，而他的策略决定完全建 立在这些分析基础上。将马列主义学说经常称为“方法”而不 苏区设法控制了重要权力，在 可能曾经一度衰落。 是“教条”与这种自我形象无干。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考察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大量的断言。 如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第一个关注 政治史 关注运动内部的 现在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在本书中的叙述“朱毛 的领导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完全胜利，可以说是在 了”是需要修正的。现在清楚了，毛泽东直到 年期间中央委员会将其总部由上海移至瑞金时就已经实现 年的遵义会 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如博古（而不是王明） 议才获得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完全优势地位。也清楚了， 年之后在 年期间毛泽东的权力 年期间复杂的派系斗争依然是 集团的成员清晰可辩的。对于为什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能够在苏区保持了权势地位，我们可以想出许多原因：他们仍 然享有他们的党内职位的崇高威信以及可能得到莫斯科和克里 姆林宫派驻中国的代表如神秘的李德将军的充分支持，他们可 能还能够与苏区以及红军中并不完全服从毛泽东优势地位的高 级将领有十分有效的联系。 尽管必须进行这个史实上的更正，我仍然坚持认为对其中 的基本要素的分析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对我来说，似乎新证据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分析。中央委员会集团与 毛泽东领导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个见解，现在从许多原始材 料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中央委员会集团最终失败的原因是它在 苏区没有坚实的权力基础这个猜想并没有动摇。对我来说， “权力重心转移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环境 与权力关系的结果，不是莫斯科任何决定的结果”这个观点， 似乎得到了开始利用的新证据的支持而不是削弱。最后，中国 共产主义者自己现在坚持认为在中央委员会集团与毛泽东领导 之间思想上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涉及思想的范围内）是红军用 于保护农村根据地还是作为工具用来重新获得运动的城市根据 地的问题。 产业工人阶级完全分离的可能性打 关于思想发展问题，我并不打算修改本书中的任何基本主 张。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许多人坚持认为列宁本人为共产党 与它所设想的阶级基础 开了大门。然而，虽然列宁打开了大门，但是恰恰是毛泽东迫 于中国的状况 实践了它。 本杰明 日月年 史华慈 导 言 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 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由此，从 促进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或者从运动对 群众的影响方面研究，不是该书的主旨。本书也不对可能有利 于运动发展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作任何详细的论述。无需 赘述，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当然，不了解中国的 客观环境或它的文化遗产，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形成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信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中国共产党内各派之 间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是这样想， 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至今被特别 忽略的领域。 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怀疑这样一个考察 的价值。对于那些谈论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地缘政治学的、 历史哲学的假想的奥林匹亚顶峰的人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于“客观形势”。对这样的人来说，共产主 义运动领导人思想的先见似乎是过于空谈事实的表面，而他们 之间政治关系的细节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过于小的话题。 当然，否认客观环境先验的重要性是绝对愚蠢的行为，所 有的政治活动一定是与实践客观形势所赋予的任务有关的。然 而，我的确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形势”自动引起结果的万物有 灵论。无论任务完成与否，其中的方法和取决于任何其他因素 一样，也取决于最终承担完成任务责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图 和抱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各种预设，已实现了 应付这些艰难险阻的责任，我以为，在决定未来客观情况方面，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们并不打算孤立地考虑学说，而是把它看作是由 活生生的人形成并改变的，是在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是受各 种动机驱动的学说。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者 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它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 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但是，忽略了领导 人的学说又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对意识形态问题极端鄙视，除了“客 观”因素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因素的人，经常付出的代价之一就 是对意识形态的主张特别天真。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考虑学说问 题，他们经常倾向于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语言的意识形态主 张的表面。只有通过研究学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才能够 学会区分已经死的教条与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进一步反对的是，在关注少数领导者的思想和 意图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这些事实：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 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起来的运动，而领导者仅 仅是这些民众要求和愿望的代言人。现在，虽然我们确信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人民运动的高潮逐渐拥有了权力，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征性体现，或者 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特 别是在共产主义信条里，基本的历史性决策将由政治领袖而不 是由群起的民众做出。 我认为，在考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 明的小的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过于简 单化的观点。一方面，一种倾向认为，由于这些群体已经学会 了用外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他们完全与民众脱离，而 且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必 须指出，即使这些人向国外寻求解决方法，他们并不能完全脱 离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形势。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倾向认为，亚洲西化的知识分子政治 家的声音完全是被明确表达的群众的声音。这个观点忽视了，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们信奉的外国哲学 的影响又受到他们自身抱负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 上看，这些群体与民众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 们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众相关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 民众又是疏离的。 至于民众物质和经济需要之外的愿望，除了我们进入中国 农村与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当然，或许 在渴望摆脱当时的悲惨境况之外，民众对于他们希望过上的那 种生活是完全困惑的。无论事实如何，我们理应以一种谦逊的 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就“群众的愿望”这个说法而 言，我们完全意指民众的政治领袖知道什么是民众最需要的， 政治领袖将使他们自己的愿望成为民众的愿望，那么，我们就 这样说说吧，但是不要满足于感情上的言语。我们知道民众希 望摆脱他们当时的悲惨境况。然而，不了解情况，我们无权说 中国的民众希望在中国再造一种底特律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的模式。但是，我们却能够很好地研究他们的 领袖的抱负和愿望。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次民众自发的 奋起，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集团逐渐掌握权力。它 们是两个既相关但又独立的事实。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马克思一列宁主 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 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 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学说的细节，我们才能尝 试判断哪些学说内容仍然是行动的推动力量，哪些学说内容已 经成为掩饰学说危机的过时的赘词。 大体上，我们的观点是，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 “成功的”，它在东进的过程中 的环境 进入它最初假设所没有预料 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 伴随列宁本人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并且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 这个过程可能走的距离更远。在最初的学说中，有机联系的不 可分离的内容伴随着列宁已经被分离并且被彼此孤立。当然， 这个过程伴随着斯大林走得更远，并且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就 是表明这个过程如何由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再推进了一步。 诚然，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强大的“正统意志”（与 有关集团的权力利益密切相关）的约束和抵消。无论何时环境 最终导致了一个先前学说没有预料的行动方针，就会尽一切努 力证明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预先设想的，然后新的合理解释就会 构想出来，以使新的经验与精心构筑的一贯正确和始终高明的 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动看来与正统信条相一致， 这些信条就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 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 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 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 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那么它对克里姆林宫与中国共产 党的关系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何影响呢？如果毛泽东主义战 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的，如果毛泽东的领导不是直接由莫 斯科选择的，那么，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就要考虑一些历史因素 的作用。然而，必须强调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取决于 过去继承下来的因素一样，相当有可能取决于当时和后来的一 系列因素。 这个虚构信 另一方面，这个结论的确更直接地对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 为一种预先计划他们宏伟的全球战略，并且不给出人预料的偶 然事件留有余地的不可思议的科学的大量断言产生了影响。正 统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正在极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是 斯大林的自我预知和巧妙计划的结果。奇怪的是 念已经被许多认为自己是克里姆林宫最仇恨的敌人的人所接受， 甚至强调。然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与成功一样， 常常是未曾预先计划的。 低估苏维埃领导者的精明或他们对于自身目的的执著追求 都是绝对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依据 绝对正确的历史科学进行活动的超人的“社会工程师”同样是 危险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形象对于不顾一切地寻找救命稻草 的大多数近代人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形象对于那些 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并且不相信它能够在 一个仍然充满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陈独秀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 年，第一卷，第四期， 页。）已经提到卡尔第 马克思。他的名字出现在下面一段： 九世纪之初，此主义 鉴于 年之后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 们惊奇地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几年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 少引起关注。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 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 《新青年》在 斯密、 年之后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绝对喉 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中的评论，我们会发现对亚当 然而，我们找 尼采、米勒、托尔斯泰、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罗素、孟 德斯鸠、克鲁泡特金以及许多代表人物的讨论。 ，也不到对马克思的讨论。这个忽略不能解释为纯粹的无知 不能解释为害怕任何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总体上摆脱中国传 统和过去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西方所给予 的最“时兴”的和最极端的解决问题方式。 斯麦尔这些名字几乎像那些伟大人物的名字一样经常出现。布伦斯基、塞缪尔 把许多西方思想家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人，在开始时，对于翻译著作的选择是 完全不加区别的。 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 ）及傅里耶 ，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 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 ）及马 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广大之 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 克思 财产所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 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 工人，限制兼并”。换句话说，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贡献在于他们帮助工业领导者 具有了更社会化的意识。 第一章 政治经济评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 运动中处于完全左倾 立场的普列汉诺夫在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 基 本 问 题 》 页年，纽约， 一书中也指出： 目前历史呈现为全部 极为重要的革命性变 革正在最发达的国家 酝酿，并且我们认为 这个变革将通过暴力 实现⋯⋯这就是正在 西方而不是俄国进行 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分散地提及 这个问题，其中有下 面一段关于加利福尼 亚黄金的发现所产生 的影响，它是在《新 莱茵报 论》上的一篇文章中， 加利福尼亚黄金源源 不断地流过美国和亚 洲的太平洋海岸，将 那里未开化的民族卷 入世界贸易体系，纳 入到文明世界中来” 对于这个忽略的解释，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心 前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中国的处境于自身的处境 因为在列宁主义的主张出现之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 前，由于歪曲的解释和明显的忽略，所有人似乎都清楚马克思 预期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在它的最高度发达时期 因 ，“在它们所能 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部门。 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将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工业化的西 方。在马克思有关世界“落后地区”的分散的论述中没有提及 这些地区在即将发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起主要作 用。在原始积累时期这些地区是商业资本残酷剥削的场所；在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猜想，资本主义不久将把这些地区纳人 “文明”的轨道，并且以它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他们。 然而，这个重要剧情是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不是在落后 地区上演的。总之，这就是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观 点。列宁在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现实过程中采取的创新 和变通，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在当时没有提及组织完善的由 职业革命者领导的人数少的无产阶级能够在“落后地区”掀起 世界革命，没有提及“落后国家”在世界革命中的战略作用或 托洛茨基设想的“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完成前社会主义的任务” 的可能性。简言之，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与中国知识 分子自身处境直接相关的启示。 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那几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思想历程更好 的方法了。他们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建立者，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中国的发起人，而且也是完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中仅有 的几个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他们与他们北京大学的学生 之间的关系很难按照西方的学生与教授五四运动中的学生 的关系去理解，它实质上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圣人一弟子关系。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反应，在某种程度 上代表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感受。 世纪前的任何事物中探索西方的奥秘。 年之前致力于一在《新青年》评论的创办者陈独秀 种建立在“民主与科学”两大基石之上的相当和谐的哲学。从 否定方面讲，这个哲学完全摒弃所有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的、道教的和儒教的。佛教和道教以其彻底地反世俗的倾 责任的网络的关系中。 向使中国几个世纪失去活力，儒教则将个人窒息在家庭和社会 最终的结果是，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 民主与科学。这里可能值得注意的是， 处于被动、停滞和无力的境地。应对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从西 方本身去寻找。如何解释西方突然迸发的活力，它的精神和物 质动力是什么？西方有而东方没有的究竟是什么？按陈独秀的 看法，答案非常清楚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叛逆者，作为一个执著的“现代主义者”， 陈独秀并不倾向于从 在这点上他准确地反映了全部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 那么陈独秀的民主的观念是 陈独秀充分意识 什么呢？它本质上是曼彻斯特自 由主义的概念。由于除去了传统 加于个人的桎梏，给予了个人追 求进步的利己主义的自由，并且 以法律保障这个自由，民主解放 了个人的活力。 到现代西方的许多成就存在于富 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领域，并且他 相信除去了儒教的桎梏，解放了 个人的活力，就能够在中国产生 相似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他所信奉的那种个人主义不是浪 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而是受经济驱动的曼彻斯特自由 主义的个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是一种受社会驱动的个人 《青年杂志》创刊号， 后改名《新青年》。 等同于某种形式极其原始的自然主义。 李大钊， 年生于河北省，在北洋大学法律管理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来在 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在刚回国时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年 毛泽东成为该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年他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这一时 期，他帮助陈独秀和胡适编辑《新青年》，还帮助学生社团编辑《断潮》评论。 年 年底他与陈独秀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实际领导 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的部队逮捕，并被立即处决。他曾经作为一名中年人。 主义，因为按照陈独秀的看法，个人的解放将使中国社会得到新 生。人们不能不相信个人必须维护社会秩序才能够证明自身合理 性的古老的儒家情感依然无声无息地潜藏在这一切的背后。 陈独秀关于科学的作用的观念使人们首先想到了俄国无政 府主义者的这一观念。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视科 学为武器，为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当然，他意识到了科学 在征服自然中的动力作用，但是他特别感觉到科学是反“迷信” 的武器。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陈独秀的解释导致了他将科学 通过用科学的权威高声 宣布物质的原子是唯一终极的实在，陈独秀很快破除了“礼仪 信仰”的全部基础以及佛教和道教的神秘主义。 简言之，这就是陈独秀希望以此改变中国社会的哲学方案。 它建立在同时代西方一种极其乐观的观点之上，并且充满乐观 地相信启迪的全部过程以及民主政治形式的移植将在中国的土 地上创造出相似的奇迹。 李大钊 以及爱默生和黑格尔的思想。 是根本不同性情的人。当陈独秀偏重于关心具体 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时，李大钊就以偏重思辨哲学而著名。在他 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期，他就形成了一个似乎是中西因素 奇特组合产物的含糊但意义重大的“体系”，人们可以发现这里 李大钊重复了释迦牟尼和屈原 和《今》这个体系的要点体现在两篇文章《青春》 中，它们写 于不同时期，但说明的基本上是同一个主题。 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先驱者受到崇敬。 一前屈原，楚怀王（前 年）时的大臣，他是非常典型的忠臣。然而由于 宫廷内的阴谋诡计，他受到怀疑并遭到流放。在长篇抒情诗《离骚》中，他倾吐了对天 命和宇宙的不满。 。正是在现在，宇宙的青春的精神不断 李大钊说，“实在”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连续变化。从 绝对方面讲，这个实在的运动过程是一个绝对的过程。然而， 从相对一面讲，实在表现为无数分立的现象（中国传统哲学中 的“万物”）。单个的人自然是相对的现象世界的一部分，因此 像所有其他现象一样是短暂的。然而他的“自我”是绝对实在 的一部分，因此“自我”是永恒的。“自我”是宇宙，宇宙即 “自我” 虽然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说明，但是这里暗示了这 个绝对实在是绝对精神。贯穿实在的运动过程的是一个由此每 个现象都走向它的反面的二重性原则。“于是有生即有死，有 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吉即有凶，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 壮即有颓老” 至此，李大钊的哲学完全在极其古老的中国思维方式范围 之内。这里人们可以发现，尽管经常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李大 钊仍然是重复屈原、佛教、道教的思想。然而，正是在这一点 上李大钊与过去彻底决裂，爱默生鲜明的乐观主义及西方“先 进的进化论”理论开始显露出其权威性。虽然上述实在的观点 总是带有悲观意味，总是导致人的有限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信念， 但是在李大钊看来，实在的观点开始与积极的乐观主义相结合。 虽然现象世界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连续变化，虽然青年 与老年，生与死似乎是彼此相继毫无意义的重复，但是它的中 心，宇宙是永远年轻的。“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 尽”。这个永恒的青春超然于现象世界的所有变化。“盖天之 行也以其动” “因为‘现在’ 李大钊哲学另一个新奇的特点是他的时间概念。谈论“无 穷变化”、“不停变动”的哲学通常否认现在时刻的存在。但是 李大钊却说“有的哲学家说，时间有‘过去’与‘未来’，并无 ‘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 ‘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是有些道理” 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 没于‘现在’的里边” 陈独秀（ 字仲甫，安徽怀宁 （今安庆）人。五四运 动的主要领导者和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 李大钊（ 河北人，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早期领导人。 中国的困境对于他的触动比起寻 实现自我更新。作为世界精神一部分的人类精神也在现在具有 了自我再生和摆脱过去已死的梦魇的力量。这个哲学的乐观主 义色彩，由于李大钊接受了先进的进化论的主张而进一步增强。 宇宙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在一个更高层次 上 ，仍然极为 在永远绚丽的“现在”自我更新的力量。 尽管这个思想大部分是受爱默生思想的启发 重要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抬高个人。对爱默生来说，世界精神的 实现在于个人的活动，对于李大钊来说，个人的意义只存在于 世界精神中。关于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注意李大钊是一名历史 学教授，他略懂德国哲学史，他由此形成了与历史发展动力的 个人作用观点相对的历史发展动力并非人的作用的观点。中国 传统的思想与黑格尔的思想都为他从容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这个方面作了准备。 尽管李大钊的思想具有思辨的特质，我们依然很快发现， 像陈独秀一样，当务之急 找哲学真理对他的触动更直接。李大钊的全部哲学基本上是他 对于指责中国是一个没有更大发展前途的僵死文明的言论的反 驳。中华民族与所有民族一样，能够摆脱过去的梦魇，体验现 在的新的青春。“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 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蔽者⋯⋯然而吾族青年 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 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如何产生这种再生呢？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是含糊的，他 没有像陈独秀那样致力于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他没有依 靠个人或明确的社会经济方案产生再生，而是依靠历史过程本 身。按照他的观点，中国当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作为 现代世界特征的所有巨变和战争，必定是一场中国必然参与其 中的巨大的全球再生来临前的剧痛。由此，李大钊以一种热切 期望的态度期待未来，代替了致力于寻找明确的解决方法。 在这里通过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在 世界列强仍然继续侵蚀中国的政 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期待西方理 秀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中国问题 论上的指导，并且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个指导。然而，当陈独 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 的 明确的解决方法时，李大钊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宇宙视角 上，盼望某种宇宙解放的行动。我们毫不惊奇，李大钊是第一 个接受十月革命的救世主启示的人。 扼要地，这就是 点。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 年前陈独秀和李大钊思想的主要特 年期间他们思想的 急剧变化，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生活的压抑的社会环境， 以及外部局势的影响。因为必须强调，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是 悠闲的思想家，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愿望深入思考终极问题。更 确切地说，他们是抛弃了中国传统的解决方法而正渴望向西方 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对自己国家的处境有着深刻责任感的人。 因此，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即使在哲学范围内）不能离开当 时直接的政治环境。 至 年悲哀地写道：“中华民国的假 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变得日益明显，孙逸仙领 导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共和国的思想、立宪 的思想并没有使孙逸仙的后继者重整旗鼓，同时，也没有尝试 在群众中宣传这些思想。袁世凯之死留下了权力真空，权力被 转移到各军阀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军阀操纵了全部 立宪机构。正如陈独秀在 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 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 治经济生活，而日本的“二十一条”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软弱无 能。同时，贪婪的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横征暴敛以及家庭 手工业的衰落，造成农民阶级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 这个希望不久也破灭了。 陈独秀曾经希望，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摆脱积袭 已久的惰怠，开始民主与科学之路。 正是在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气氛中，列宁在俄国夺取了政权 并宣布了他的救世主的启示。虽然在遥远的彼得格勒发生的事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 专号。 。换句话说，他依然认为历史 年 件在中国知识界立刻引起了震动这种说法是极其不准确的（特 别是自从列宁最后胜利占领白宫之后就一直受到怀疑），但是有 一个人，即李大钊立即响应了列宁的启示。 月写的在李大钊 中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 ，我们已经发现，他抓住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他正在等待的 真正宇宙解放的行动。他解释说：“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 是 因，⋯⋯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 的胜利⋯⋯因此所有国家的界限，所有阶级的差 别，所有自由的阻碍都将被打破。” 宇宙的永恒的青春精神通 过这一行动摆脱了过去的陈迹。用他最喜爱的春、秋作隐喻， 李大钊大声疾呼：“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 叶罢了。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 可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然而，有意思的是 虽然李大钊接受了俄国革命的救世主 的主张，但他还不是一个任何严格意 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篇文章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了“人类 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一 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 征兆” 过程是世界精神的运动，他依然没有 将“黑格尔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用 马克思的话说，他依然是一个“唯心 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似乎没有认识 到，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启示包含着接 受它的学说基础。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反应相对较 慢，他太坚信他的民主与科学的方案， 以至于被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事情弄得 不知所措。由此，在刊登李大钊欢庆 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中国人很早时候就表现出对俄国的兴趣。 。似乎是在热切等待 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文章的同一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陈独秀 年巴黎和的一篇文章《克林德碑》 会休战协定期间，北京民众借此机会拆毁了为在义和团运动中 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存在长期 以来被爱国的中国人视为一种耻辱。陈独秀利用这个机会提出 了他对此次事件及义和团运动本身的意义的看法，他说克林德 碑的确是中国的一个耻辱，但是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耻辱。义 和团运动背后的力量是道教的迷信观念，佛教超自然的幻想以 及儒教权力主义者的奴性。不幸的是，这些力量仍然主宰着中 国人的生活，并且仍然是进步的障碍。他总结说：“现在世上 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 生，希望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 当然，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与其说接近 即没有试图进行“阶级分析”。像伏 马克思，不如说更接近于伏尔泰，因为没有提及外来帝国主义 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 尔泰一样，陈独秀在他的国家传统文化明显缺陷中发现了他的 敌人，并且像伏尔泰一样，他大声疾呼“我感到羞愧”。 西方自己进攻自己的壮观 虽然如此，对于俄国革命的兴趣在全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 渐深化。如果在立即接受俄国革命启示方面，李大钊是独自一 个人，那么在对俄国革命兴趣方面，他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在 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大国，由一小 群人完成的历史巨变的壮观场面 世纪著名翻译家林纾将托尔斯泰的著 世纪初中 作译成文言文，伟大的改良者康有为被彼得大帝的个性所吸引。特里悌亚可夫（ ）在他的《谈实话，一部中国的圣经》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俄国文学对 国年轻人的吸引力。《新青年》上也有大量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及其他人的译著。这种 特殊的吸引力无疑源于中国与俄国形势的某些相似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像俄国的知识分 子一样，脱离农民群众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俄国文学中所描写的俄国知识分 子的内心矛盾完全直接地说到了他们心里。此外，两国都遭受了一大堆相似的政治弊病。 因此，在俄国进行的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无论它的性质如何，都不可避免地被思想上 政治上鲜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兴趣予以研究。 它在许多人中引起了某些补偿的热情。 陈独秀在他的《五四运动的评价》一文中，提到在俄国革命之后，最大的保守党 进步党开始用社会主义的字眼攻击军阀。 在俄国革命之前，孙逸仙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教导理论中政府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观 国人几个世纪处在专制的统治之下，长期的精神奴役的痛苦不会立刻治愈。点，他主张 政治教导阶段在他们的头脑中去除这种落后的陈腐观念”。在这个教导时期，相当于列宁的 职业革命者”的是那些起到启蒙和创造作用的孙逸仙称为 场面 不会不唤起最广大范围内人们的最广泛兴趣。由莫斯 科发起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攻，不一定以它们影响西方 保守者的同样方式影响传统思想的中国人。相反，有证据表明， 赞同西化的知识分子 （除了一些如陈独秀那样更极端的代表之外），对西方既是所有 启迪的源泉也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这样的事实感到极大的困窘。 然而，现在有可能从一个西方的角度评价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西 方。结果是，当孙逸仙卷入获取政治权力的实际斗争时，他不 能不对列宁的成功特别感兴趣。有一些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 党真正建立之前，孙逸仙就领会了列宁的政治哲学。 李大钊是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这种广泛兴趣最早的具体表现之一，就 年春天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很快认识到，人们完全忽略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可能依据的 学说假说，就不可能接受俄国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研究会就 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同时，尽管陈独秀似乎并不积极参与 研究会的活动，他仍然以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对研究会 给予了默默支持。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学生，其中许多人如张 国焘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毛泽东，后来都在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是然而，在开始时，研究会似乎只是它的名字所揭示的 知者”的人。孙逸仙所说的 怀疑，即使在 知者”是像传说中疏通九河的大禹和修建长城的秦始皇那样的人。鉴于这些观点，毫不 年会见俄国代表之前，孙逸仙就聚精会神地关注列宁的政治方法。列宁 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党的纪律的概念以及精英分子革命的说法似乎正是孙逸仙概念中 所缺少的。因此断言，早在陈独秀或李大钊之前，孙逸仙就把列宁主义当作一种政治组织 方法来理解并不为过。据汪精卫说，在十月革命后，孙逸仙立即给列宁发去贺电。参见 ）， 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惊奇地发现， 刊登在 年 研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而变得如此重要的那个学说的研究会。 月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的研究 越得很。但 成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专题讨论中不 是充满了激烈的派别之争，而是充满了审慎和冷静的学术争论。 李大钊在其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之《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写作态度更冷静。他在文章开头坦率地表露了他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文如下：“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 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 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架子，德奥 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 ‘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 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 世纪前，宗教和政治 它基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愿放弃他的人类精神是人 类历史中具有创造性的主导力量的观点。他没有把俄国革命本 身当作人类精神的创造性潜能的明证来欢迎吗？他愿意承认经 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除非经济结构的变化 同时伴随人类精神的转变，否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是毫无结果 的。（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本身将产生人类精神 的转变的观点不同。）此外，在文章最后的分析中，李大钊指 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时代的产物。在 年 是欧洲社会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制度的兴起，经 济因素开始起主要作用，而宗教和政治被抛到背后，正是在这 个社会环境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因而它们 必然被认为是时代的产物，当历史进入新的时期，这些观点自 然会被取代。简言之，这些就是直至 月李大钊关于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 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一期上刊载的其他文章，大 多数是在客观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许多在语气上是高 度审慎的。人们从这些文章中很难得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确 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这样的印象。 由此看起来， 简言之，我们发现，在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李大钊毫无保 留地接受了俄国革命救世主的启示，但是尽管他感到有责任研 究这个启示的学说基础，他仍然没有接受它。而陈独秀虽然以 极大的兴趣注视俄国革命的局势，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民主 与科学的信仰。然而， 年底，陈独秀、李大钊都坚定地站 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并且还有一群当时追求每一种令人 信服的学说细节的学生弟子追随他们。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是他们思年至 年学生一代爱国 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在中国学生分 子中积聚的民族主义火焰终于燃烧起来。北京政府对日本压力 的妥协态度以及在凡尔赛威尔逊体系的暴露是最终引发一场抗 议示威形式的激烈反抗运动的导火索。尽管我们说李大钊、陈 独秀是学生一代的精神领袖，尽管他们经常被说成是五四运动 的领袖，仍然极为明显的是，他们在引起 主义的反抗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虽然 他们都为自己国家的问题全力以赴，但是他们都没有期待一个 民族主义的解决办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传 月年 日，北 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 运动，这是北京大学 学生的示威游行队 伍。 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年和 统的继承者；是对纯粹民族主义热情并不敏感的思想传统的继 承者。外来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生存环境的一个抹不掉的特征， 但是，他们都并不倾向于从帝国主义那里寻找中国困境的主要 原因。陈独秀在他所有的著述中都暗示了如果西方能够剥削中 国，那么中国自己要负责，西方的活力本身是值得模仿的良好 品质。另一方面，李大钊总是从宇宙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普遍 的解决办法。他一直认为中国的再生一定是世界再生的一部分。 的确，在欢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他明确表达了消除国家界限， 建立联合的全人类的信念。 年学生一代爱国主义的启示源因此，我们所应看作的 这一代总体上泉，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 是与李大钊、陈独秀一代完全不同性情的。从总体上看，学生 一代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很少，并且表面上学生一代更熟 悉西方思想体系。他们不用继续与在陈独秀、李大钊著作中经 常感受到的古典教育的情感纠葛作斗争。因此，他们更易于受 到在欧洲特别是日本兴起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 事实上，作为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独秀越来越深地卷 入了他的学生们的民族主义行动中，以一种他一生中特有的道 德勇气，在学生们与北京政府的冲突中坚定而忠实地支持学生 们，甚至为他们被捕入狱。正是由于这件事以及他在新文化运 动中的领导作用，他后来以五四运动领袖而闻名。然而，事实 上，就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方面讲陈独秀称不上是领袖。 或许说正是他的学生们的行动最终迫使他开始直面帝国主义的 全部表象，并最终导致他拿起了列宁的武器。 年已经出然而，虽然迫使陈独秀倾向列宁的影响力在 杜威现了，但是这些影响力的作用被一股强大的反影响力 的社会哲学延缓了。 罗素和杜威分别于 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方面绝非不重要的事件，这两个人在五 四运动的思想启迪中的亲自出现，所产生的影响很难用“访问 世界’ 期）文 《学生界应该排斥 的日货》（《新青年》， 第七卷，第 章中，陈独秀特别指 责民族主义情绪的学 生过分的沙文主义，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 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 百姓，都只有　　 或‘天下’的观念， 不懂得国家不国家。 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 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 开口一个国家，闭口 一个爱国；这种浅薄 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 国主义，乃是一班日 本留学生贩来的劣货 （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 丝毫没有学得，只学 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 义）。现在学界排斥日 货的声浪颇高，我们 要晓得这宗精神上的 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 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 斥的吗？” 国印象的描述见他的 罗素关于中伯兰特 杜威在北京约翰 停留期间的形象记述 见 他 的 ）。他在北 京期间作了如下演讲： 《中国问题》 ）。中 国 许多前卫的知识分子 被他们所认为的卢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 找有用东西的荒谬倾 向所激怒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 学； ）教育哲学； 思维方法； 我们时 代的三位哲学家（伯 克 森 、 卢 梭 、 詹 姆 斯）； ）关于伦理学 但是杜威教授 ，教授”的词语表达。虽然罗素的影响被证明是有限的和短暂的 则如果不是在中国社会哲学领域，那么就是在 中国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想史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然而，确切 地讲，正是这个社会哲学被陈独秀用来支持他的被大大动摇的 民主信仰。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杜威教授概 括了民主的概念，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陈独秀对这个词 的任何理解。他立即意识到民主没有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可能是 误解也包括他本人。不久，在《实 月）一文中他虔诚地接受了杜威现民主的基础》 中国对整个概念的误解 年 教授更为宽泛的民主概念。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 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气短， 所以我不抱悲观。” 。民主 如果民主失败了，那么是因为中国人只是 从上层统治阶级强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虑民主。杜威充分说明 了“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 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内容的 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 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民主态度，没有参与到民主生活进程 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集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 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连起码的人民主权含义的概念都没有的 政党，以及在共和招牌后继续搞专制主义老一套的军阀是不能 寄予任何希望的。 在过去，中国在专制官僚政治统治下，它除了税收和司法 职能外与人民很少有直接关系，政府这种薄弱控制的一个积极 影响就是，它使得各种地方互助会和乡村互济会得以产生。虽 然这些组织远比不上人民主权的现代目标，但它们的确为中国 的草根民主提供了一些历史根据。 这 这里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机构中发现积极要素 的倾向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相当新奇的特征，而这种倾向本身 可以追溯到杜威教授更为公正地评价了传统的作用的影响 年的世 月 位都相差不远” 。在 阶级的陈独秀，在 年 会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由此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并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 义运动的原因，然而，即使当陈独秀试图将杜威的公式用于中 国的现实的时候，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反向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 响。 年 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不同，列宁在比较早的时期就 开始致力于“落后地区”的问题。尤其作为一个从政治行动方 面考虑问题的人，他意识到了世界“落后地区”初期的民族主 义本身可以用作实现世界革命的力量。由此，他在 当然，这一政策在列宁主义著名的帝国主 的“社会民主”一文中写道：“我们不仅要坚决实行我们全部 的最低纲领，而且要立即逐步开始鼓动目前尚处在沙俄压迫下 的人民以及所有亚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印度、中国、波斯 等等）起来反抗。” 年这幅图景的大致轮廓似乎足够简单了， 义理论中可以找到其理论框架。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中 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一幅庞杂的充满纷争的世界图景，在这一理 论中，“落后地区”所遭受不幸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被归咎于国 际金融资本。 一方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另一方是代表了劳苦大众以及 所有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利益的工农苏维埃国家。 界图景似乎最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难道同盟国在 凡尔赛会议上没有联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吗？难道苏联在加拉 年 个特征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而完全彻底地消失了。 杜威教授使陈独秀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民主问题，由此陈 独秀特别提议建立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遍及全国的工业组织。 在这些组织中，人民将最终享有自己的发言权，民主将从这些 组织扩大到政府的最高层。我们有些惊奇地发现，直到 月陈独秀仍然没有认识到设立生产者和管理者分离独立的组 织才是合理的。“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 年年底才看出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 月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 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个纷争李大钊甚至在 罕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吗？ 年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也开始感到这个景象的 的景象，把它想像为过去已死的幽灵与人类的自我新生之间的 斗争。在 强大吸引力。 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清楚地表示他反对人类 政治、经济难题的包罗万象的解决办法，他将人类经历看作是 单个问题的海洋，明确指出对于人类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是 “依据时间、地点的要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然而，确切地说陈独秀向西方寻找的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 解决方法。尽管他在《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中所概括的民主 方案的实现相反需要长时期的平淡而单调的工作，他还是希望 “民主与科学”具有西方技术的效用。它需要知识分子“到群众 中去”，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按民主的路线组织起 来。还需要知识分子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没有希望立刻得 到引人注目的结果的情况下甘愿尽到一种适当的职责。它是一 种陈独秀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准备承担的职责，也是一种中国 传统文化中没多少先例的职责。事实上，列宁主义也要求到群 众中去，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指引许多青年学生投身事业献出 生命。然而，它给予俄国知识分子的是在充满即将如愿以偿的 年不能低估加拉罕协定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月的一期《新青年》刊登了 我们不要仅仅援助工人 协定的翻译件以及来自全国各组织团体的赞同意见。见《对于俄罗斯工农政府通告的 舆论》。这些组织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 协会。在通告中加拉罕说： ⋯每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人民 们从今以后放弃所有前沙皇俄国政府通过侵略方式获得的中国满 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该完全自治。我们宣布所有在革命前沙俄与中国和日本或同盟国 签订的秘密条约从今以后全部废除。”然后，他特别指出废除所有给中国主权造成危害 的不平等条约。 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土。⋯⋯总之，从今以后我们放弃前俄国在中国获得的所有最惠 国待遇⋯⋯如果作为我们的通告的结果，中国人民希望成为自由的民族，摆脱巴黎和 会上所安排的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和朝鲜的厄运，那么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与 苏联的农民、工人以及红军进行共同的事业，为自由而奋斗！”来自各组织的声明都充 满了最热烈的感激，并且所有这些组织不顾各自的不同政见都一致公认，苏联的这一 举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对列宁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深 希望氛围中承担引人注目的领导者的职责，它要求知识分子去 鼓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领导由此形成的组织。后来孙逸仙 年 发现，“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模式与他的精英主义主张不谋而 月陈独秀的一段陈述大意是说“政治革命是要合。 动者” 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 。表明在这一点上他清楚地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含义。不 必赘述，像列宁一样，陈独秀意识到社会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 为先导。 扰乱世界和平，天天 刊载了陈独秀《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的同一期《新青 年》，也记载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陈独秀在对时局的各 种评论中，大声疾呼：“都是说 反对 在那里侵略弱小国家的土地利益的各强国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 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 舰，又拿中俄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恐怕正是反对 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月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志 切感受不久抹去了杜威影响的所有痕迹。 年 李大钊接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那些哲学困惑也不再是他实现最 后跨越的障碍。“民主与科学”失败了，杜威教授的方案需要 数年自我奉献的单调工作才能实现，即使那样也没有任何全部 如愿以偿的希望。最后，这里是一幅激烈的纷争的对抗与完全 如愿以偿的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所面 对的戏剧情景是一幕全球的戏剧情景，最终将中国带入世界历 史的舞台。 促使陈独秀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的局势和环境同样也 帮助了李大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战胜了最后的犹豫。然 而，在 月发表在《新潮》评论上的一篇题为《物质年 中，我们仍然看到李大钊的思想矛变动与道德变动》的文章 盾的迹象。在文章中李大钊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力量的狂热信 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他重申他的信仰“道德心的存 明确地攻击社会达尔文 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 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以及“我们心中自然而 。然而，道德情感的来源不必追溯 到任何超自然的本源，而是存在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 的社会本能之中。由此他以他的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这是一个与赫胥黎的观点以及其他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激烈对抗的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 然而，虽然道德情感本身可以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 但是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 能解释。人的确可以做事没有责任感，但是他对于他的责任的 概念是由他生活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的。 正是在这个观点上，李大钊最终与马克思达成一致。当然 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道德情感的存在与宗教和艺术 一样，道德也属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是强调在 一定社会中传播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那个社会行动的依据，则 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 人自身异化的概念。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部意识形态活 动的作用就是使人看不到自身的真实存在。由此，儒家道德并 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动的有效依据，而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 表现，它用来掩盖行动的真正本质。 李大钊由于在生物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学领域寻找他的道 德情感的基础，从而更进一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 喜欢在他的概念与达尔文的概念之间寻求比较，他仍然并不接 受达尔文主义者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现象的倾向。意大利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布里奥拉（ 主义为社会现象的解释派（出自《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 文）。社会事件的解释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寻找。 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而自愿与马克思主 义达成一致之后，李大钊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宣称自己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了。在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 一文中，他宣布自己的彻底转变。尽管有学术性标题，这篇文 图回答他在 章背后仍充满了一种愤怒和反抗的思 想。虽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 文，是他对新生力量的热情欢迎，但 这篇文章代表了他对所有恶势力的彻 底否定。和陈独秀的情形一样， 年和 年的局势（国内的和国外 的），使他内心极度痛苦，以至于抛弃 所有的保守思想。 当时李大钊坦白地说，所有前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都是统治阶级用 来迷惑人民的工具，只有历史唯物主 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未来新生活的可 能性。他并不试图将这个新的思想观 念作为一种欺骗手段与新近宣称的人 类良知自由的信仰相调和。他并不试 年表述的有关马克思 主义的疑问。由于他已经将自己与新生力量联系在一起，他就 不由自主地接受了有关这些新生力量的学说。 在讨论李大钊、陈独秀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我至此还没有讨论中国劳工运动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对一些人 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遗漏。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 战为中国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并且随之而来的是工人 阶级的异军突起。我也知道五四运动伴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自 觉性的成长，工人阶级产生之时正值世界上“工会主义”运动 高度发展，正值赞扬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哲学在 全世界盛行，因此，从产生之日起它就受到这些影响。我们还 知道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中国劳工就是它的庞大的跟随 者，然而，仔细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的著作，看不出中国工人 阶级兴起本身是他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准确地说， 是列宁主义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国工人阶级而不是中国工 东。 年在长沙的毛泽 ，周佛海的确 参见埃德加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人阶级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列宁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的 年 胜利》一文发表之前李大钊从未提到这个问题，而正如我们所 月还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中国看到的，陈独秀直到 社会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这并不是暗示陈独秀、李大钊在 年之后对中国产业工人悲惨生活状况的关注是不真实的； 然而，它确实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外来思想 的根基。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带动了 他们所有的学生，毫无疑问这些学生都是受到他们绝对知识权 威力量的影响的，在他们直接影响下的人中有张国焘、瞿秋白、 李汉俊、毛泽东和周佛海，这些人都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我们试图追寻其中一些人在五四运动酝酿时期的思想发展时， 我们发现，他们轻信有说服力的每种学说。我发现，当时俄国 文学专业的学生瞿秋白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著作 据毛 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实际是英国式的工会社会主义者， 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新的官僚政治蒙骗长期饱受官僚 主义之苦的中国民众，至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它是单方面的 唯物主义，并且赞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 李大钊喜欢的学生之一张国焘，是李 泽东自己讲，像一些在法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曾经一度 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早期的合作者，并跟随他的老师 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馆员，处于 学术活动边缘的毛泽东深受这位导师的巨大影响，李大钊无疑 年 月的一期《新青年》几乎完全是劳工问题的专题，其中刊登了李大钊的 《五一运动史》一文以及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的讲话。陈独秀在讲话中要求劳动者 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并且准备管理社会。列宁主义的影响由此看来十分明显。 页。也好像是毛泽东当时受到了波 民学会”的及很广的联省自治运动的很大影响。在组织和领导方面都活跃的湖南 年纲领中一个目标就是湖南“独立”。李昂在《红色舞台》一书中指出，甚至到 毛泽东仍然是一个狂热的湖南爱国者，他喜欢将湖南在中国的作用与普鲁士在德国的 作用相比较。 杜威的民主概念的宽泛定义。然而杜威的单调的渐近的方 毛泽东承认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他说： 李大钊手下任北京大 学图书馆馆员的时候，我很快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在这方面的许多兴趣也得益于 这时起（ 是他接触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被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权威带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人不 久就与运动发生了矛盾。另一些人如毛泽东不久证明他们自己 比李大钊或陈独秀能更好地理解作为严格行动纲领的列宁主义 的含义（也可以这样说孙逸仙）。然而，毫无疑问李大钊和陈独 秀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列宁主义之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人。 那么，回顾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发展我们看到他们从自 觉的反传统倾向出发，都向西方寻找真理。尽管他们的思想倾 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那种提供包罗万象的万能的解决方法的 世界观。李大钊含糊但乐观的思辨哲学的观点为他接受布尔什 维克革命的救世主的启示作了准备，而随后局势使他的信仰达 到如此坚定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久实现了与所有哲学保守思想 的决裂。陈独秀将他全部希望寄托在自由的民主与唯物的科学 的结合上。然而，他的热情，急躁的天性，不久就因“无神的 共和主义”的无法实现而受挫。他的挫折曾经一度归结为约 翰 案，不能以其单纯的二元论和对革命知识分子引人注目职责的 许诺长时间地抗拒列宁主义世界图景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由此，正确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救世主的启示以及列 宁的具体政治纲领之后进入中国的。 陈独秀⋯⋯陈独秀坚定的信仰在或许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诺说：毛泽东在他的官方传记中提到他曾经对埃德加 年 ） 我越来越相信，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毛泽东 在这里没有提到列宁主义政治行动准则的唯一一个重要因素，即群众的行动必须由一个 高度训练有素的党的精英分子领导。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当陈独秀已经完全献身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时候，他似乎 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献身中所涉及的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 令整个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困惑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避 免性”的全部问题，曾经长期困扰列宁的如何对待民族因素的 问题，对陈独秀来说似乎是并不存在的。毕竟，确切地说是逃 避了曾经如此强烈地吸引他的作为所有恶的根源的资本主义与 作为所有善的前兆的社会主义之间明确的对立所导致的复杂性。 年由此，在　 月，我们发现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 这段陈述表明，陈独秀并不知道列宁 “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 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以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 资本家的国家底下。” 正在竭尽全力将“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热情投入到世界革 命中去。 陈独秀有关资本主义阶段及资产阶级作用的观点同样是简 单的。 年后半年，罗素和一名中国年轻的记者张东荪，在在 才能够缓解，然而，许多人可能站在 上海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主张中 国所有灾难的根源在于贫穷和生产力低下，这只有通过工业化 而不是通过“空谈主义” 伦理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看起来好像是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 实现这样的工业化。 这些争论激怒了陈独秀和他的年轻弟子。他激烈地反驳道： 他的对手还迫使他不 “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 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 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 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 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过去的大战争 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市场，这是人人都知 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建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 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 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 他拒绝对剥削的外国资本主义与进 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加以区别，他说：“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 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只 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 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 夺中国人。” 虽然如此，陈独秀的对手迫使他面对马克思主义中的“资 本主义阶段”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俄罗斯共和推倒了 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 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情愿地承认：“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 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 人⋯⋯吾党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 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由此我们发现，在服从第三国际教导之前的这个短暂时期 里，陈独秀的观点最好被说成是“原始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在 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出现之前，陈独秀应原 本是一个本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缺少托洛茨基天才的理 论推理。只是想到资本主义的暗无天日，他才献身了社会主义， 只是对被迫区别外国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恼火，他才 献身了普适的、救世主的信条。 在情感上说，陈独秀的基本观点与列宁的基本观点很 跃的潜在力量，列宁仍然倾向于在总体上把沙皇俄国 月 近，或许并不为过，列宁的一生都在与对他自身马克思主义正 统信仰的诘难作斗争。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列宁赞成陈独秀 对中国和俄国做简单比较的尝试。尽管高度赞扬了落后地区活 一个 的世界帝国 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人数少但充满活力的无产阶级已经出现 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如果 格区分开。在 不是根本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严 年，列宁还在嘲笑对中国跨越资本主义的 可能性看法同样感兴趣的孙逸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年 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当列宁焦急地搜寻地球上世界革命迹象 的时候，他的看法开始变化了。十月革命对亚洲年轻的知识分 子的深远影响，以及在印度和中国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最初迹 象，正在唤起其他可能性的希望。由此，虽然在 ，但是过了一个月，在听 《论殖民地与民族问题》文章中还承认“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 然而，将要注意 取了印度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罗易乐观的报告后，列宁表达了这 样的希望：“如果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它们进行系统的宣 传，各国苏维埃政府尽自己的能力给它们帮助，那么，说落后 民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不对了。” 。这个看似清楚的论述在随后的几年中 的是，这种可能性是基于假定“苏维埃政府”已经存在的基础 上的，或换句话说，是基于假定世界革命已经在拥有大城市的 几个国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的。阐述了这种可能性之后，列宁 又回到了他的论题，在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 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同盟，但不要同他们 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 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围绕“暂时的”、“独立的”这些词的含义出现了多种解释。 然而，无论这个论述多么意义含糊，它都很难证明陈独秀对于 中国完全自由地选择走资本主义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是 正确的。 名共产名无政府主义者和 下，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才 有所了解。 年离开北京的逆境前往上海更自由的环境当陈独秀于 陈独秀与他们 时，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在上海也和在北京一样，五四 运动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狂热的行动，来自西方的每一种令人 信服的“先进的”学说在上海知识分子中间都会找到一派支持 者。陈独秀由于在北京五四运动中的英勇表现而极大地提高了 的威望，不久就使他成为上海这座城市里知识分子生活的中心。 若干无政府主义者、孙逸仙的追随者知识分子戴季陶，以及各 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不久都聚集到他周围。 他似乎愿意与所有那些赞同这个观点的人共事。由 进行口头上的辩论，但似乎很愿意在实际中与他们共事。他的 观点很明确，“有良心的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 人阶级。 年此，我们发现，陈独秀最终于 月组织的“社会主义青 在北京对党组织的含义比陈独秀可能知 年团”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儒家学 者”组成的松散集合。 之更少的李大钊也组织了一个由 主义者组成的劳动小组。 年然而， 月一个新的因素出现了，即共产国际代表 魏金斯基的出现。魏金斯基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他在 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且被李大钊介绍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 魏金斯基在上海建立了他的总部，并且立即开始了建党的任务。 完全可以设想，与陈独秀的多次会面魏金斯基都是为了向他解 的作用。在陈独秀 如果陈独秀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仍然阻碍通向社会主义道 路的巨大困难，那么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党在列宁主义体系中 年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他与无政府主 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激烈辩论，却很少讨论共产党的组织原 则。毕竟，陈独秀和他的弟子们都不是过着俄国式的职业革 命者的生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应该起到的作用还需要一些 时间。正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优林和马林的帮助 开始对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的概念 廷康， 魏金斯基，中文名吴 年作为共 产国际代表赴华，帮 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简明 史》，出自《苏联阴谋 文件汇编》第二卷分 册， 页 。这些是 年张作霖在搜查 苏联使馆时没收的文 件。虽然经常指责所 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 的，但是对其中一些 文件仔细调查并没有 证实这个说法。凡是 能够用其他记述核实 “简明史”的记述的地 方，每一处都证明了 它的正确性。 试，但是 ＊ 年期间 出版的一期《改造》 刊载了戴季陶和胡汉 民大量关于马克思主 义的文章。这里我们 找到了中国和日本现 代思想独特特点之一 的保守主义马克思这 种特殊现象的起源。 月的虽 然 年 文章《用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研究中国历 史》是在中国传统思 想中发现马克思列宁 主义先兆的开拓性尝 年 月胡汉民的《历史唯 物观批判之批判》一 文比我们能够在李大 钊或陈独秀的著作中 所能发现的任何论述 都更彻底地讨论了这 个问题。 戴季陶　 生于四川广汉，国民 党重要理论家。 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 ， 释共产党不是致力于组织劳工的一般性任务的“有良心学者 的某种松散集团。虽然如此，最终在魏金斯基的财政支援下于 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一个 十分模糊不清的集团。这种对最反列宁主义的非正统的宽容可 能反映了魏金斯基可以将这些盲目的、年轻的激进分子中许多 人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想法，不然它可能只反映了外国人没有 能力辨别一群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观点上的细微差别。 甚至在 例如，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一 戴季陶 年陈独秀转变之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年年底开始在 晨社》上发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他与另一名孙逸仙的亲密合作者胡汉民都在 国民党的机关报 年 然而，他们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列 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含义，由于它适合中国， 才将他们吸引过来。正是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掌握权力的、训练 有素的精英群体的主张，使孙逸仙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理论明确 化，才吸引了他们。 月戴季陶指出“至于说到‘革命 。对戴季陶、胡汉民来说， 事业’非是要革命者的团体成为有力的团体不可。⋯⋯这就是 二十世纪‘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 最重要的问题是获得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由于冲淡了阶级 斗争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真正感到马列主义可以作为他们民族 主义方案的思想基础。 “共产主义者”到极端的“反共产 从这个基础出发，戴季陶有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活动，甚至与陈独秀合作在青年团中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 研究小组”。然而，正是在此时共产国际开始宣布其领导地 位，陈独秀与戴季陶之间出现了分裂。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戴 季陶片刻也不能容忍外来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鉴于这个观点，戴季陶由 主义者”的转变似乎并不像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彻底。重要 的是，戴季陶后来与共产主义者的一些辩论仍然使用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内容。 不同意见者中最不服从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发现在 清除不同意见者的工作开始了。由于在上成立真正的共产党。 年年底和 了” 年年初，陈独秀的著述多数是针对这些否认 年 “强权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 月，陈独秀对这些年轻人令人的年轻人的。至 由于 恼火的反对意见越来越不耐烦，以至于他大声疾呼：“近来青 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 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的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对陈独秀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生活中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传统 中共一大会址现景 年 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在明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 无论如何，在魏金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的知识进展很快。 ，我们有些震惊地发现，即 更令人讨厌的了，因此这个指责足以反映出他的憎恶。然而， 他没有意识到他轻易相信善心的精英分子本身可能反映了他如 此坚决否认的儒家传统的影响。或许害怕国家权力的无政府主 义，本质上将在中国保持一种孤立的发展，而相信掌握在“适 当人手里”的国家权力能够将人们带入一个美好的社会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将赢得广泛和持久的认可的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中 国人生活中儒家思想传统的恒久影响。 在与罗素的追随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 民族主义者及其他一些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涌现了未来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核心。在 年初，陈独秀接到广东军阀陈 炯明的邀请，为他所占据的广东省改组教育制度。陈独秀抓 住这个机会，开始在广州进行建党的组织活动，并且很快就 组成了一个以陈公博和谭平山为中心的党小组。在北京，李 大钊也组成了一个类似的小组，其中包括张国焘、何孟雄、 罗章龙和邓中夏这些后来的著名人物。在湖南省，由于大量 的组织活动而颇有些声誉的毛泽东，据他自己讲，早在 年冬季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组 织劳工的活动。 月，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表面上有了至 年 共产党，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创造了条件。由少数人参 加的这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秘密召 开。然而，会议的讨论被租界巡警发觉而中断，会议代表转移 到南湖船上结束了剩下的任务。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保存下来任 何记录。 当我们查看与会者的名单时 使这个人们坚信不疑的共产党员的核心中仍然包括陈公博和周 佛海的名字，后来证实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动机与其说 接近陈独秀那些人，不如说更接近戴季陶那些人。 此外，我们有一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报告，如果 它是可靠的，它将表明这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核心仍然是十分表 。此次大会上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 面的。这个报告指出“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陈独 秀提出的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提议被认为有 些过于激进⋯⋯李汉俊的建议与众不同，主张派代表去德国和 俄国考察德国和俄国革命相关的优点。他得到了陈公博等一些 人的支持” 由此看来，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信奉共产主义仍然是非常 暂时的和表面的事情。他们仍然是五四时期的年轻人，试验各 种学说但没有笃信一个。他们以先前接受基尔特社会主义，托 洛茨基主义或博爱理论的同样的态度接受共产主义。列宁主义 的帝国主义理论，加拉罕提议以及由十月革命而在世界范围内 激起的救世主的希望，只是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学 说的情感氛围。只有通过艰苦实践，他们才会明白在思想和行 动上全部信奉的含义以及铁的纪律的含义。 而 颇为重要的是，从后来事件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这些早期 党员中少数几个凭借经验意识到列宁主义是一种组织方法 仿制嘉兴游船 中共一大旧址，浙江 不单纯为实现革命性变革容之一 不单纯是另一种学说的人中的一个。虽然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 的接触使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在湖南组织活动的 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 能实现革命性变革”。当然，这个见解是列宁主义方法的重要内 而是为获得权力。 然而，党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同 然而，尽管党的建立者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党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仍然标志着他们在知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国顾问 帮助下，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中国共产 党当时开始明确为一个政治实体。据波多野说，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成立了党的机构以及由陈独秀任书 记的中央委员会。 盟。虽然我们发现在有关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陈独秀把组织劳工看 作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工人 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在代表大会 之后不久，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目的是组合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分散的、松散的劳动团 体。 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赢得的领导地位， 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动纲领和“到群众中去” 的路线之后，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 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这个任务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铁 路工人工会中的迅速扩大，由年轻的天才组织者李立三在汉冶 萍铸造厂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 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陈独秀的希望。 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 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 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 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 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 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 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 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 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 联系的工具。 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然而，在 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 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 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 是完全可能的。 国共合作的序幕 在克里姆林宫，对于重大政策的考虑完全是另一种倾向。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可能发生的世界革命之外，列宁本人对落 后地区共产党即刻革命成功并不乐观。此外，从共产国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尖刻的话语判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并不享 年 月召开的陈独秀亲自出席的这次共 ，中国年轻的代表刘仁静争辩说，香港罢工 已经表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 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 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 在苛刻的反驳中，拉狄克叫喊着说：“同志们，不要把事 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 出来发言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 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 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在 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那里 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 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子一样。⋯⋯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 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 国都没有提上日程。⋯⋯但是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组织年 轻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 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拉狄克关于共产党员没有发动群众的指责显然是不公平的 有很高的声誉。在 产国际代表大会上 ， 第三章 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因为正是在 者 这 日程的讲话，可能正是针对 展。然而，拉狄克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共和国都还没有提到议事 年期间陈独秀所持的这 种观点。克里姆林宫在当时没有意向把它在中国的所有希望都 有力的同盟者 寄托在年轻的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苏联需要亚洲的同盟 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学生和教授。 它在寻找同盟者过程中也不过于需要技巧。早在 年，苏联 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借助克里姆林宫划定阶级的 特权，吴佩孚从一个封建军阀转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者。 后来，当马林会晤了孙逸仙后开始对国民党的潜力有所印 象时，克里姆林宫的兴趣就转向了国民党那里。 年就认为绕过 在理论范围内，在亚洲寻找同盟者的这个迫切需要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重新强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强调与“资产阶 级”联合的必要，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的必然性。事实上，在俄国，列宁早在 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联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的。然而， 在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里，必须联合尽可能众多的阶级 反对共同的敌人。 包括坚信这个战略和理论表述自然使党内的那些人 年中国党内极力抵制这个表述。 “社会主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陈独秀在内感到震惊。拉狄克 讲话中特别气愤的语气使我们发现的一份原始材料中的记述显得 可信，这段记述声称， 他将不得不再次与 份原始材料指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为两派， 苏联大使积极支持由邓中夏和李大钊领导的较“温和派”，“温 和派”自然是接受“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观点的一派。反对派由 陈独秀支持，包括张国焘、罗章龙和何孟雄。据同一段记述称， 只是由于共产国际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陈独秀才最终被说服接受 了这个说法。毕竟，他是在一种启示希望的情绪中投入共产主义 运动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似乎都是即刻。然 而，此时他被告知社会主义不会即将来临 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民族主义的势力妥协。这是一个需要某些调整的重新定向。 年的启示 正如他先前被迫放弃“科学与民主”将拯救中国的简单希 即社会主义在迫不望一样，他当时被迫放弃 得已与这些邪恶妥协之前将清除所有邪恶势力的希望。他只能 这样想，失去了即刻成功的希望，换来了学说上的一致。此后， 他的学说著述正好适应了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年 无论如何，清楚地知道陈独秀如此不愿接受的是什么是至 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第一次宣言”关重要的。在 月召开）中年 一系列概括的主张体现了新方向，大意是说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 统治下，而且“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 的实力，因此中国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 “第一次宣言”还建议，召开一 封建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且在“无 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之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 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 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 次会议以形成一个所有民主团体的联合战线。 年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认可了最终出现的国共联 盟形式吗？所有这些声明与陈独秀许多年后的争辩，即他曾经 激烈反对马林于 月提出的国共联盟形式相矛盾吗？这 里许多东西要根据“联合阵线”一词的含义确定。毫无理由认 为“联合阵线”对陈独秀来说不是意味着追求某种共同目标的 独立政党的合作。事实上，“第一次宣言”列举了一连串中国 共产党有可能与国民党合作的共同目标。 同一个“第一次宣言”依然充分清楚地阐明“中国共产党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补充说：“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 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 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 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 学生时代的张国焘 义的社会 月在杭州召 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 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 由此，党在表面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定政党代表特 定经济地位的阶级，以及阶级不会彼此融合的概念。陈独秀怎 么会预料到马林的意见竟是“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 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呢 没有理由认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使用的“联合阵线”一词不是应该意味着在某种总的民主框 架内与国民党有限的合作。 然而，那时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正与孙逸仙讨论寻求国共联 合。似乎是尽管孙逸仙对苏联怀有刚刚建立起来的热情，事 实证明他仍是一个完全不妥协者。据陈独秀说：“他只许中 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 合。” 然而，来自莫斯科的国共在一定基础上合作的压力似 乎并没有减弱。 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林突然决定于 。马林于是利 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体会议。所有记述都称， 这次会议非常出人意料。据陈独秀的记述说，马林提出了一个 动议，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个阶级联 合的党”，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阶级应该进 入国民党并将它转变成一股革命的动力。陈独秀指出他和李大 钊、蔡和森、高军宗都激烈反对马林的建议，理由是“党内联 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被迫服从了党的纪律。 一份日文的记述补充说，陈独秀甚至给列宁发了一份电报，抱 怨说：“国民党内存在很大的思想混乱，其原则极其模糊，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是非常令人苦恼的。 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文 这里必须注意到，陈独秀对这次会议的记述是在许多年后 他最焦虑地捍卫自己的名声反对李立三领导权时写的。由此， 或许有理由怀疑陈独秀的记述可能是有目的的。此外，很难找 到外部证据证实或否定陈独秀的记述。 ，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会址。 。在 年 月他 献，大多出自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之手，其时陈独秀是国共合 作的首要合作者已经成为正统历史的一个定论。虽然如此，正 统历史学家华岗的记述指出：“当时党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 织十分怀疑。” 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 陈独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记述中，但是在 这里陈述的问题与陈独秀记述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甚至完全 不情愿地服从了这个可能性，但是主张与“资产阶级”联合，甚 至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是一回事，而主张共产党员真正加入国 民党是另一回事。毕竟，“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些模糊和抽象的 实体，而国民党是一个与陈独秀及其支持者有着长期交往的十分 具体的政治家团体。北京的知识分子与孙逸仙之间的关系从来没 纲领格格不入。 有中断过。唯有陈独秀的态度总是 冷淡和冷漠的。我们知道，即使他 青年时在日本期间，他就与他视为 狭隘反满的同盟会 年 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他总体上倾向 于鄙视中国的各政党。在 他写道“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 家的思想” 写道“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 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 在那个时期，当陈独秀轻视民族主 义时，孙逸仙却强调民族主义高于 一切；当陈独秀致力于根除中国传 统的任务时，孙逸仙却试图在中国 传统中为他的纲领找到依据；当陈 独秀视所有军阀为中国三大痛苦根 源之一时，孙逸仙却与军阀妥协。 在国共联合的表述之后写的一 即使当时就要求建立联合阵线， 月 月讽刺的话所说：“阶 篇文章中，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 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 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 然后，他接着列举国民党过去的缺 “推翻满清”的狭隘口号；点： 单纯依靠武力； 妥协倾向，他说“即使孙逸仙都过于倾向妥协”。他在文章 结尾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将在今后克服这些过去错误的希望。 日的“第一次宣 言”还是强烈地批评了国民党，它不满地指出：“中国现存 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 主派⋯⋯但是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 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它还指出： “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 策，实有改变的必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理论框架中，政党只是集中体现了 鉴于这种态度，陈独秀及许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完全惊 愕地看待马林的提议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此外，除了他们 对待国民党和孙逸仙态度的问题之外，马林的提议似乎完全使 这些刚刚开始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主要信条的人们感到困 惑。 特定经济地位阶级政治权利的政治上层建筑。列宁主义的“党” 的概念，由于强调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关系，如果有什么 不同的话，则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事实上，在 年列宁敦促英国共产党进入英国工党。然而，他特别否认 然而，在俄国，理所当 这样会引起阶级混乱，理由是英国工党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政 党，它只是缺少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 ）代表资产阶级，后来，当布尔什维然地认为军校学生（ 年 克宣布代表工人阶级时，孟什维克被认为代表小资产阶级。无 论如何，在中国，随着“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党”概念的出现， 党和阶级的组织关系的全部概念就受到了挑战。当时它表现为， 国民党被认为是一个处于其他三个阶级之上或之外地位的自治 的政治组织，正如托洛茨基在 年回苏联。 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年起被任命为共 马 林 ， 荷 兰 国 籍 ， 级来来往往，但是国民党永远继续” 地攻击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一样的态度” 后来在就这同一个问题与斯大林的争论中，托洛茨基不断 ，攻击他看中国民党 是一支独立于它所依存的阶级之外的力量的倾向。像在别处一样， 这里托洛茨基是更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坦白地说，斯 大林的政治直觉更准确。在通过控制一个有效的政治核心组织逐 渐掌握苏联政权的过程中，斯大林可能已经潜意识地认识到，原 来政治权不仅仅是经济权力的附属物，一个组织完善的政治核心 组织本身就是用来斗争的社会力量。克里姆林宫看中了国民党是 现成的植根在中国并移植生长的政治组织。在遥远的莫斯科看来， 论如何，在 国民党在中国的影响原本可能确实会比它实际的影响更显著。无 年，与国民党这个政治力量联合的可能性一定是 最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有望为苏联的影响在中国传播提供坚实基 础。后来鲍罗廷对孙逸仙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赢得 的战略地位，一定进一步增强了直接控制国民党的希望。 我认为，正是这种战略考虑促使克里姆林宫为建立一个联 合阵线与孙逸仙的苛刻条件妥协，并且构想了令人疑惑的“四 个阶级的集合” 理论。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斯大林的错误 与其说在于他直觉地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自治的政治核心组织这 个事实 ，不如说是在于认为他能够控制一个按列宁主义路线组 军阀视为一个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社会群类。 政治因素或许更贴切。我认为，必须将中国的官僚和别众多的国民党本身是一个社会 国历史 一部政治权力本身构成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真实来源的历史来看，认为派 产阶级的代表”。从中动实现他的野心而试图证明他代表农民和工人更足以证明他是 时，与上海的银行家和企业家建立了密切关系。然而，这并不比他先前为了利用民众运 年政变种经济地位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多样的。由此，毫不怀疑，蒋介石在 级分析”的变换过程中，国民党的领导成员依然格外的稳定。当然，国民党的官员与各 和工人的联合（新民主主义时期）； ）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分子的联合。在所有这些 还是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陈独秀）； 和工人的联合； 资产阶级政党（托洛茨基、）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的联合；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程中，共产主义者不失时机地认为国民党等同于 仅是具有一定经济地位阶级的上层建筑或具有一定经济地位阶级的集团。在它的历史进 对于一个并不接受马克思一列宁主义前提的人来说，似乎一定怀疑国民党是否仅 尽管两党之 织起来的由他人领导而按他自己意志决策的核心组织这个简单 的设想。 虽然这些可能就是马林提议背后的战略考虑，但是这些战 略考虑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框架对于刚刚放下马列主义教科书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一定是十分迷惑的，确切地说，陈独秀所 反对的正是这个难题。肩负各自历史使命的两个经济地位的阶 级，如何融合在同一个政党内？ 从这些因素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出陈独秀后来的记 述具有真实成分的结论。 然而，无论陈独秀的记述反对的是什么，中央委员会都被 迫接受马林的提议。在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李大钊受到国民党 忠实成员张持的邀请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回复说，在允许他保 留共产党员身份的条件下，他才会加入国民党。由于在广州失 去权力而态度更加容忍的孙逸仙同意了这个条件。 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之后才正式形间的联合直到 成，但是联合的方式已经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但是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性。 第四章 国共合作 国共合作时期（ ）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混 乱和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几乎所有的原始资料都有待于严肃地 质疑。此外，在混乱和错综复杂的时局中，是否任何一个重要 参与者都执行了一个明确的一贯的政策，还存在一些怀疑的余 地。虽然如此，我认为弄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主要趋向 的概况是可能的。当然，不用说这是一个莫斯科在影响中国共 产党的命运中起了最直接和最细微作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里， 中国在许多共产国际代表的包围中，莫斯科的领导人和反对派 都凝神注视着中国的局势。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将注意力集中在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趋向上，同时清楚地牢记这些趋向大 多不能与莫斯科方面的进展割裂开来考虑。 所谓的“右翼” 在 年后斯大林主义学派的共产党文献中，习惯上将这 个时期的陈独秀以及党内的那些他的最亲近者称为“右倾机会 主义者”。据称，他是一个对国民党消极的投降者，在克里姆林 宫已经转向更大胆和激进的立场很久以后，他还摇摆不定地固 守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依据这种观点，在整个国共合 作时期，陈独秀故意地以一种保守的观念错误地解释克里姆林 宫的大胆指令。 月杭州特别会议与 年年 毛日 这个在 年期间疾呼即刻实现社会主义的人，这 个对与国民党融合的政策感到厌恶的人，真的突然变成可耻的 投降者了吗？ 这些表白常常揭露比证实更多。通过对比和细查这些原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面临一个特殊的难题，陈独秀毕竟是这 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和共产国际政策的执行者。那么我们 如何使他自身的观点与他作为党的领导人被迫表达的观点区分 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有“给我们同志们的信” 中陈独秀自己的表白。我们有了陈独秀及其亲密盟友彭述之当 时的一些著述。最后，我们有中俄批评家的反对意见的表 白 始材料，我们至少能够尝试重建这个动乱时期陈独秀自身看法 的全貌。 毫无疑问，在 月党 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一些因素促使陈独秀和他的同事们对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理论，甚至对克 月年 左七邓中夏。 泽东（左四）同进步 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 陶然亭合影。左六罗 章龙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四次代表大会（ 年 里姆林宫的国共联合方式采取了赞成的观点。 年 首先，我们知道陈独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 月），会上拉狄克对中国共产党关于 的幻想给予了尖刻的指责。我们不能不 认为许多压力暗中作用使陈独秀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观点。 然而，更重要的是“二七”惨案。 月 日，声势 浩大的北京一汉口铁路工人联合罢工被吴佩孚血腥镇压。这次 事件的结果如此削弱了革命士气，以至于整个中国工人运动高 潮就此结束了，并导致了工会组织者的大规模被捕。用邓中夏 的话说：“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 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 于消沉期了。”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势力” 据蔡和森的反对意见的记述，“假若在一九一 九一一九二二年陈独秀看中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那么，到 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他就跑到孟什维克的根本立 场 《简史》补充说，“平汉铁 路工人罢工失败促使了国共合作运动” 陈独秀当时得以洞察在 尽管蔡和森的叙述中有出于反对立场的夸张成分，事实依 然是，如果在“二七”罢工前陈独秀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前 景”有些敷衍，那么在“二七”罢工后就很少这样了。由工人 运动高潮所激起的过度希望已经消散， 他当时准备面对实 中国年轻的工人阶级身上所有被先前的救世主的幻想或多或少 遮蔽的那些点，他当时写道：“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 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 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 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的环境绝缘，不感 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离神权帝王之迷信。” 现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长期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甚至进 而以可以称为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是一个与新的 共产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观点）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 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产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 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 以发生的，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 蔡和森指责在 月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对无产阶 级的“家长式的宗族观念”长篇大论，而对资产阶级作用有些 评价过高。陈独秀宣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 起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 念 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 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 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 陈独秀不仅重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作用，而且他被说 成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毫无保留的赞同的口吻谈论国共联合。 由于他恰恰是刚刚在莫斯科领教了拉狄克说教式的训斥归来， 所以他的这些言论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虽然如此， 陈独秀后来的诋毁者蔡和森、李立三都特别依靠陈独秀在第三 次代表大会上的言论为证据，证明陈独秀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 首要合作者。他被说成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 诞生过早，所有活动应该在国民党框架内进行的言论。 现在我们从陈独秀本人那里获知，这个时期原本标志他接 受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高峰。然而，他补充说这里由于当时 “中共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 政策” 为了证实陈独秀的说法，必须了解，这是一个国民党改组 为一个列宁主义类型的组织严密的政党之前的时期，由此是共 产党开始服从改组了的国民党的“民主集中制”之前的时期， 是蒋介石崛起之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制 定自身政策上能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独立性是很有可能的。 此外，尽管陈独秀被说成是“投降主义”，经过陈独秀同 意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仍尖锐地批评国民 党以往的缺点，要求工人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 合”。宣言补充说：“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主义革 要在不久的将来起到重大的 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 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标；而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 。由此充分清楚地表明，无论中 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自身必须始 终坚持的独立目标。 我认为，确切地说，这里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在整个 年期间陈独秀及所谓的“右翼”真实态度的答案所 在。这里也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在这个时期“右翼”与克里姆林 宫领导权之间任何紧张关系的真实根源所在。陈独秀已经真诚 地接受了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注定 甚至是主导的作用的理论。然 而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 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确是年轻的、不成熟的，没有政治意识。 使工人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民众肩负他们的历史责任还需要一段 时间的准备，但是，确切地说这是共产党的最高任务。由于共 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共联盟的框架内进行活动，所 以只要这个联盟不妨碍中国共产党追求陈独秀所认为的党的基 本任务，他是愿意那样做的。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关心的是全 球政治的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来说，通过在国民党内实现“无 产阶级领导权”（共产党领导）而无论最初直接地还是后来间 接地把国民党当作一个有效的政治核心组织来控制，是其所有 政策的至高至上的目标。 这个论题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 民党改组之前召开的。我们知道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其他人是 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国民党的“改组”委员会成员。虽然如此， 所有原始材料都一致认为，在商议改组问题中主要起作用的是 鲍罗廷和孙逸仙。改组这个想法本身似乎都是由鲍罗廷发起的。 孙逸仙后来气愤地否认国民党右翼所指责的“国民党的政治纲 领完全是由陈独秀的共产党制定的”，他指出，“草案是由我和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年 汪精卫起草的，我怀疑是否陈独秀听说过它” 年 。而汪精卫明确 月在鲍罗廷建议下进行”指出，“本党的改组于 黄埔军校的组建也完全越过中国共产党由蒋介石、伽林和鲍罗 廷等人完成。 许多共产党员的确在 会执行委员会中赢得职位，并且在孙逸仙和汪精卫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框架内仍然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自己的活 动。虽然如此，通过加强过去相对松散的组织和集中领导权， 国民党的改组为即将出现的所有不幸埋下了祸根。 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是如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政敌分别 在与国民党决裂之前和之后所指责的那样完全丧失了它的组织 独立性吗？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国共 产党尽其所能保持自身独立性，虽然在国民党旗帜下也组织了 群众并在国民党框架内保持对这些群众的领导。 在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性问题上一些国民党的右翼领导人 年开始攻击两党联盟，以前并不反对与共产党联合的右 张继、谢持、邓泽如于翼领导人 月发表《弹劾共产 党案》，公开指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不是以“个人”进行活 动，而是听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们非常容易地证实 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所做的就是制造了一份题为《社会主义青 年 月，国民党年 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 在孙中山寓所合影。 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言行上一致。” 年年团的决议》 月）的共产党文件，其中写道：“当 我们的成员加入国民党时，他们必须遵守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 规定⋯⋯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有要求要求自己，与 《弹劾共产党案》还指责李 大钊没有遵守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许诺，共产党 反而是以党中之党在活动。 在这些文件空白处所加的附注中，孙逸仙试图以“经验丰 富的苏联领导人感兴趣的是与我们的政党合作，而不是与没有 经验的以学生为主的共产党合作”这样的评论来安慰右翼领导 人。然而，他并没有否认文件中根本性的指责。 实际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进行政治活动的概念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陈述。党员的共同行动是列宁主义共产党及其原则 概念的最精华部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了足够的时间领会它。 尽管在其内部可能存在分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在整个国共合 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是表现为国民党内部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 集体。的确难以找到中国共产党上 层人物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 党员身份活动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 成功地赢得了群众运动中的主导地 位，而且尽一切努力保持了在国民 党框架内对运动的独立控制。 年“五卅”惨案事实上， 所激起的群众力量的极大高涨，某 种程度上是自发的爆发。由青岛和 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唤起的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沿海大城市， 不久又在乡村掀起了一股群众的民 族情绪，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唤起 了中部和南方地区处于麻木中的贫 海。 年，毛泽东在上 年共产国际代表曼达连（ ）在他的小册 在 提出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张。 苦农民阶级。 然而，中国共产党迅速利用了这个民众力量的高 涨，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狂热分子不久在组织群众方面抢在了 国民党新三民主义之前。因为尽管孙逸仙的演说有所涉及，国 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纲领即使在这一国共合作早期，仍没有对群 众力量的潜能给予适当的评价。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群众活动方面赢得最初优势之后， 陈独秀的领导就尽一切力量保持对群众运动的控制。尽管是在 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陈独秀的领导仍然尽一切力量保持对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新成立的“农民协会”的共产党的完全领 导。 年 月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农民问题决议》 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人的态度。它指出 “农民协会对国民党关系，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可成为党的附 属品”，它还补充说：“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 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党支部的组 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 年的一本回顾性小册子《中当时的叛党分子施存统在 国革命的问题》中指责说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存在 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虽然中国共产党大声宣布其国民党应该拥 有群众基础的主张，但是它并不愿将对群众的领导权让与国民 党。当时官方的党的路线的代表，而非陈独秀的朋友的恽代英 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否认施的主张，而是仅仅指出，“党拒绝 鼓励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是害怕他们可能受到资产阶 级影响”。 子《为什么共产党失败了》中引述陈独秀的话，意思是说陈独 秀不想让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右翼影响。 即使托洛茨基和艾萨克斯在他们所有对斯大林路线的攻击 中，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群众运动的有效领 导。的确，如果托洛茨基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对群众的充分 领导以至于可以在政策上做出根本转变，那么他就不可能在 月之后年 一次开始变化是在 日发动政月 由此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组织上的独 立性，并没有放弃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相反，在国民党的 “新三民主义”纲领在组织群众方面显示出任何效果之前，中国 共产党设法在这些活动中赢得了主导地位。然而，在政策领域， 中国共产党被其与国民党的这种特殊联盟捆住手脚。如果有任 何“机会主义”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它的根源。因此，在评 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问题时，他对于国共联盟的态度，必 然成为我们的主要标准。 据陈独秀自己的记述，他对于国共联盟相对友好的态度又 年戴季陶的反共产主义小册子出现之 后。 他声称，在 年 。这里 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 议上，他指出了“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事件，乃 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 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 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我们再次在曼达连小册子中找到了陈独秀。曼达连说：“从共 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刻起，右翼就时刻想着退出国民党。他们 的耻辱。” 的理由是他们不想与资产阶级联合，因为这种联合是工人阶级 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地方曼达连都十分清楚地表明 他认为陈独秀是右翼的开路先锋。 年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在蒋介石于 ”事变之后，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 变掌握了实权，解散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将许多共产党员从国民 党内重要位置上驱逐出去之后，陈独秀派他的年轻的代理人彭述 之到广州，敦促至少部分从苏联运来的武器要发给农民阶级而不 要给蒋介石的武装。他声称，鲍罗廷的答复是“武装农民不能去 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 陈独秀还补充说，在“三二 告中表达了个人观点，与其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不如“由党内合 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 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 形成鲜明对比。在李立三的著中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投降者” 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 ”事变这个记述与后来蔡和森所指责的陈独秀在“三二 年 月 月述中，我们发现关于这个指责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似乎在 日，党内已经形成了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广州的国民 党广东省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这个矛盾很可能是关于 个人的，不是关于观点的。毫无疑问，它反映了陈独秀与鲍罗 廷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因为广州的国民党委员会以与著名的 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密切关系过于得意。据李立三说，国民 党广东省委员会的观点是“退出国民党就是放弃广大的劳动 群众，就等于将国民党革命的旗帜让与了资产阶级，这将是 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修好政 策，同时积极准备为争取领导权的新的斗争”。李立三补充 说：“另一方面，上海的一些同志认为，三二 。我们的确有刊登在 事件是工人阶 级的耻辱，希望撤出国民党，而陈独秀及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是 党应该投降” 日党的机关 报《向导》上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从而证实了这个记述， 信中陈独秀愤怒地否认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员阴谋反对国民党的 指控，并且谦恭地表示：“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 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 反革命的团体 斯大林和鲍罗廷都没有放弃仍然可以控制国民党这个组 从这个混杂着相互矛盾的证据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是否 可以得出任何结论？虽然这里没有十分肯定的根据，但是我们 必须记住一些明显的事实。首要的事实是，虽然鲍罗廷最初被 蒋介石的政变极大地困扰，但是他后来却与蒋介石达成一致甚 至同意蒋介石尽快开始北伐的要求；其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拒 绝任何条件下改变国共联盟政策，事实上，它对广州事件的第 一反应就是否认所发生的事实，把它当作帝国主义者谣言不予 理睬。 织的希望。在这个希望中，他们因蒋介石的完全愿意使用世界 ， 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 革命的语言，因他对国民党右翼的攻击，而更加放松警惕。 由此，明显的是，作为共产国际政策的执行者，陈独秀没 有选择，只有讨好国民党的实际领导者，因为蒋介石被不止鲍 罗廷一个人视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者。更重要的是，李立三被 迫承认，“广东派”也是反对脱离国民党的。然而，虽然称广 东派的态度是“一种修好政策”，但是李立三使用了“投降”一 词，以说明它与陈独秀使用的是同一个政策。有理由认为，陈 独秀“给蒋介石的信”是陈独秀以共产党书记身份的一种表示， 月扩大会议上的言论，而不是个人的观点。鉴于他在 年 他的个人观点最接近李立三记述中提到的那些“上海同志们”， 似乎完全可能。 陈独秀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充分证实了他事实上并不认为 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柱石”。这里我们还是根据当时的可靠证 据，毕竟，陈独秀成长的环境中军阀割据势力一次又一次破坏 了所有建立平民制度的尝试。他的民主主义的所有著述都充满 了对军队的仇恨，他认为军队是中国灾难的根源之一。在国共 合作前共产党宣言中对国民党的批评，经常指责孙逸仙依靠不 可靠的军阀的支持。它是一种可能远比他对马列主义体系的忠 诚更深刻的根深蒂固的厌恶。蒋介石是一个军阀的事实比他被 认为是一个“国民革命阶级”的领袖的事实，或者他非常愿意 使用革命用语的事实，更逼压在陈独秀的心头。陈独秀在 月的一期《向导》上不满地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年 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 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 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求解放：全民 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工农平民迫切的困苦。⋯⋯若其 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 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在国民政府内 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 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 尚未成熟。⋯⋯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 同年‘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现在的国民政府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 月，他就这个问题继续说： 。陈独秀的 害怕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已经被他恰当地或不恰当地视为是 “新军阀”的人所掌握，无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哪个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影响国民党的左翼重新得到权力之前，任何由 这些军阀进行的北伐都将只是导致另一个军阀统治的结果。 北伐依然在得到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最终同意的情况下开始 了。然而，它的结果完全出乎陈独秀或克里姆林宫的预料。它 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冒险，因为它为共产党的激进的组织者开 辟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它极大地增强了蒋介石 的力量和威望，使他更加独立于鲍罗廷和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正如蒋介石渴望接受苏联的物质援助一样，此后他更渴望摆脱 克里姆林宫的控制。 年 由此，中国的新形势使莫斯科的领导面临新的压力，可感觉 到的共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扩大，蒋介石叛党的态势的日益增长 以及托洛茨基对国民党联盟的攻击，这些因素使得需要对政策进 行新的说明。这个新说明最终在 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论中国形势》中表述出来。 在讨论这个说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前，我们必须 再次指出在中国实行的共产党路线有其独特性。本书使用的 “党的路线”一词是指用来概括特定时期内特定战略方法的理论 体系。不用说，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中最重要 的内容，因为，人们认为党的领导者的政治行动来源于他们对 历史进程的理论认识。 大体上，当我们考察一条特定的党的路线时，我们发现它 由一些不变的基本原理构成。首先，是有关历史性质或一个特 定历史阶段“内容”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还是社会主 义阶段，或者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其次，是有关特定阶段 “阶级构成”的理论。哪些阶级是历史地注定完成特定阶段任务 与此同时，认识到此后将不可能直接控制蒋介 的阶级（列宁主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不再像前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一样由生产方式判断“阶级构成”）。再次，我们以 “上升”、“下降”或“高潮”、“低潮”这样的词语表达对任何 特定阶段历史进程方向的估计。总之，政党关系问题可以被认 为反映了阶级构成的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处于组成它的各阶级之上及之外的政治组 织，国民党的概念在通常的党的路线概念中引入一个新的变化， 不再可能从对国民党的态度得出“阶级构成”的分析或从阶级构 成的分析得出对国民党态度。“阶级来来往往，而国民党永存。” 由此，作为第七次全体会议论题的核心，事实是决定继续 与国民党联合。莫斯科有些意识到蒋介石是一个可疑的同盟者， 但是这个疑虑完全被成功地推进民族主义力量所带来的巨大外 交好处所抵消，被“国民政府用非常有效的方法联系农民阶级” 的信念所抵消。 阶级领导权” 石，共产国际当时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直接争取“无产 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 后半截的话显然是要 然而，这个事实实际上被一个更“革命的”阶级构成关系 的理论掩盖了。论题宣布中国革命依然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 “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国民党内部阶级构 成已经发生变化，“在这一阶段，新的运动的推动力将是由依 然非常革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 着革命的部分大资产阶级组成的联合。” 使继续对已被划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的支持合法化， 最后，论题宣称，“在这一阶段，运动的领导权越来越转到工 人阶级手中” 由此，论题完成了重新肯定国民党联盟，通过提出一个更 “革命”的阶级形势分析反击托洛茨基的挑战，以及使中国共产 党担负起夺取国民党的任务的使命。实际结果是使陈独秀的领 导比以前更脆弱，如果它继续反对与国民党的联合，它可能被 谴责为放弃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实现夺取国民 。他进一步指责说：“右翼反对共产党领导人进入国民政 月 党领导权，它可能被谴责为破坏了真正革命的共产国际纲领。 我们将看到这两个指责是同时出现的。 年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右翼”领导人暗地里比以前更不 愿意继续与国民党的联盟。由此曼达连指责说，在 陈独秀拒绝让工人加入国民党，理由是“他们将受到右翼的影 它的活动要在国民党内进行” 年 响”还说“只是由于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认可 。陈独秀声称，虽然他和彭述 月命令上海工人藏起武器以避之、罗亦农对共产国际 年 免与蒋介石的部队发生冲突感到震惊，但是他再次服从了共产 月，他与汪精卫共同起国际的纪律。他进一步声称， 草的“可耻的”联合声明本身是共产国际压力的结果，与他的 意愿相反。 。他进一步声称，在军阀许克强 蒋介石在上海的四月政变之后，陈独秀声称他像以前反对 与蒋介石联合一样，反对与“左派国民党”联合。对他来说武 汉政府的政客和军阀似乎一点也不比那些右翼国民党更值得信 任。他声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于汉口召开的一次政治 局会议上，他主张“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 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 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 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 月 日在长沙发动反共的军事政变之后，他第二次建议共产 党撤出国民党。 这个记述在最终与国民党正式决裂之前曼达连写的小册子 中得到充分证实。曼达连指出：“直到现在，陈独秀这个中国 共产党内最明显和最明确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仍然叫喊退出国民 党” ，。 府机构的政策，因为它希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原则的 纯洁性 进一步证实这一时期“右翼”态度的是彭述之的理论著述。 像他的竞争对手瞿秋白一样，彭述之在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到俄 湖南邵阳人， 彭述之（ ），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因进行反党活动于 年被开除出党。 年年底题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 国学习，他与瞿秋白都被视为党内有前途的年轻人。据李昂说， 他们之间激烈的竞争开始可能是针对个人的，但不久就具有了 名字与陈独秀联系在一起。虽然蔡和森 严肃的意识形态的意味。所有的原始材料都倾向于将彭述之的 、米夫和曼达连的著 述都将陈独秀、彭述之看作同类的机会主义者，但是陈独秀本 人说彭述之是一名忠实的副手。一本日文的瞿秋白传记明确指 论连看也不看” 出：“陈独秀接受了机会主义者彭述之的观点，对瞿秋白的理 。后来彭述之的名字仍然与陈独秀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并且一起遭到贬抑。那么有充分理由相信，彭述之的 理论著述反映了陈独秀本人的观点。由于彭述之不是共产国际 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因此，的确有理由相信，他的著述可能比 同一时期陈独秀自己的著述更直率地反映了陈独秀内心深处的 顾虑。 在一篇写于 者”的文章中，彭述之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资产阶级都变成反 革命的了。银行资产阶级与军阀、帝国主义相勾结，商业资产 阶级成了只关心与帝国主义交易往来的“买办阶级”；民族工业 资产阶级“客观上应该是革命的，但是由于它的软弱性以及由 于帝国主义控制了大部分中国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主观上是胆 怯的，并且倾向于只从自身的自私打算考虑。由此，它不可能 起到自身的独立的政治作用。至于农民阶级，它能够参加国民 革命，但是，正如马克思时常解释的那样，由于它的落后性， 它不可能领导革命。完全与地主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不 可能领导农民阶级。因此，农民阶级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再 有，工人阶级比工业资产阶级更强大，因为在民族企业和外国 企业中都有无产阶级。因此，革命的“天然领导者”不是资产 阶级，而是应该将自己置于群众最前面的工人阶级。然而，如 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天然领导者，那么为什么它不将革命转变 成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因为工人阶级仍然要与帝国主义和军 阀割据势力作斗争，它仍然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其 年 月 所有这些都是在国民党框架之外进行。 我们不能肯定彭述之的理论分析在所有细节上都得到陈独 秀的认可。根据北平一汉口罢工之后陈独秀的反应，很可能陈 独秀一点儿也不像他的这个年轻的同事一样对近期无产阶级革 命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虽然如此，我们有一篇他在 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与彭述之的著述惊人地相似。他写道： “中国目前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为经过一次辛亥革命后，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但同时：第一，因为世界已到了 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二，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表现有独立的 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次，只要革命还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还存在着许多无 产阶级能够领导的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因素。 这个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政治意义。依据彭述之的观 点，唯一真正具有革命的政治能动性的阶级是无产阶级。由是， 为什么无产阶级与它视为完全反动的或没有潜力的阶级联合在 一个政治组织中呢？按照彭述之的看法，国民党甚至并不代表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国民党的军队来自于最底层无产阶级群体， 但是更确切地说，国民党是一个“官僚买办”分子以及“新军 阀”的联合。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数量太小，在经济上还不 ，没有任何政治作用。 由此，我们毫不惊奇，像陈独秀一样，彭述之也反对北伐， 理由是“国民党的军事活动不是武装的群众的活动，而是武装 的土匪和军阀的活动” 。后来当北伐已经席卷北方时，他又 说：“如果革命军队成功了，买办阶级就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 伪装下混入政府。如果它失败了，买办阶级就会脱掉伪装。”据 瞿秋白说，当蒋介石的部队逼近上海时，彭述之开始强烈要求 与上海的商人联合，理由是虽然上海的商人（民族资产阶级） 是软弱的，并且要依赖工人阶级，但是蒋介石的军队代表的是 难以对付的买办和“新军阀”势力。他为共产党提出的方案是 脱离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致力于教育和组织群众的“科学的社 会主义的”方案，迎接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起义时刻的到 来 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月 政治势力且为中国目前革命运动之指导者，所以中国的资产阶 级革命和法兰西大革命是两样的。目前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求 民族独立，推翻封建社会，同时顺应世界潮流，与世界革命势 力联合，铲除一切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以建立无产阶 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认为，基于所有这些，我们至少可以尝试重建陈独秀及 所谓的“右翼”与其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实行的政策截然不同的 真实意向的全貌。首先，“右翼”似乎接受了“半殖民地的中 国必须经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的观点，然而，它并不 愿接受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它的命运与以四个阶级联合政党的独 特形式存在的国民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层含义。相反，它对 国民党极其不信任，并且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新军阀”和 “新官僚”的集合。这些“新军阀”和“新官僚”可能仅仅代表 陈独秀提到的资产阶级，或可能是彭述之断言的“买办资产阶 级和封建分子”的联合，但是他们不代表“四个革命阶级”。在 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任务是保持自身独立性，教育无产阶 级和群众。 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共产党应该充 当一个“参与的党”，支持那些看上去有益的革命政府的措施， 但是，不能停止为准备未来的革命而建立群众基础的工作。 年 这并不意味着“右翼”赞同大胆的托洛茨基主义式样类型 的方案或意味它赞同托洛茨基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号召。 没有证据表明它与托洛茨基工农苏维埃夺取权力的时机已经到 来的主张是一致的。相反，“右翼”被掌握在“新军阀”手中 的军事力量吓得心神不宁，并且更多的是倾向于从维持已经取 得的成果方面，从“保护工人阶级”方面考虑问题，而不是从 夺取权力方面考虑问题。 月，瞿秋白指责说：“实际 这种上在这一时期，我们的政策处处只有本能的自我保护。” “保护”的一个表现是陈独秀决定使城市工人阶级完全处在共产 党的控制下。因此，在 指责说，陈独秀“丝毫没有提出工人控制国民党内阶级联盟的 曼达连的小册子和瞿秋白的著述（见下一部分） 问题” ，曼达连指责说，“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都被视为使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脱离了劳动群众”。这里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曼达连的共产党密切群众的方式是党的活动融入国民党内。由 此看来，“右翼”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讲是保守的，在面对被 认为是难以对付的敌人力量时，它希望为将来保存实力。 无论陈独秀以及“右翼”各自意向是什么，在执行政策中， 他们依然服从了克里姆林宫卓越的智慧。那么，后来正统的斯 大林主义者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之后对于陈 独秀的作用的观点，即认为他是一个故意破坏共产国际真正革 命政策的对国民党的首要让步者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写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最后决 裂之前以及当时正统的观点明确提出之前的对“右翼”的两个 攻击 对“右翼”的两个攻击并没有谴责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让步，相 反，它们谴责陈独秀企图撤出国民党。最后，布哈林本人在 月年 日指出，陈独秀式的机会主义的党的领导主张 撤出国民党。 当共产国 然而，除了这个可靠事实之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的破 坏共产国际的革命的指示了吗？让我们举一个例子考察一下， 正统的说法称 际要求“深化土地革命” 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 在土地问题上执行一个妥 协政策。 对于蔡和森和其他持 反对意见的作者来说，在 陈独秀的著作中找到对农 民阶级充满责难的字句是 十分容易的。然而，这些 责难也贯穿在所有马克思 中共三大旧址。 和毛泽东的组织活 月扩大会议上起草的具 列宁主义的文献中。陈独秀写道：“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 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 者，他们不容易社会化。” 由于是独立的生产 即使陈独秀早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 中 度可能支持了所有这些叙述，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老生常谈。然而，与此同时，陈独秀从列宁那里知道了 农民阶级可以充当革命的支持力量，他指出：“农民占中国全 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 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国共产党非但不“将农民运动让给资产阶级”，反而在这一时期 尽最大努力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彭湃 在内的其他人。 动毕竟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进行的。陈独秀可能对“五卅” 运动时期农民阶级表现出来的活力感到震惊，但是，同样感到 震惊的还有包括毛泽东 实 事实是，共产党的土地大纲与在国民党联盟框架内可能形成 的土地大纲一样革命，因为左派和右派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对特别 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土地大纲的增补不特别感兴趣。 年 际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起草的共产国 际的土地纲领，并不是正好因为这个原因而更革命。由此，如 果比较由中国共产党执委会在 。第七次 体的土地大纲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论题中的 土地决议，我们就会发现，一旦共产国际的声明去掉有关土地 改革迫切性的革命语句，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新内容。七月会议 要求“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 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只攻击反动的大地主” 。后来的决议的确使用了“没 全体会议的“论题”在表达了一些有关彻底土地改革的迫切性 的总的意见之后，建议“没收寺庙的土地以及属于反革命的军 阀、买办和统治阶级的土地” 收”，而不是“攻击”一词，但是明显地补充了土地运动必须 “与国民党奔向同一个目标”。 七月会议要求武装农民阶级以自卫，第七次全体会议也要 。为了实现革命的土地大纲，中 日来信经常被引用月 ， 求在国民党领导下武装“贫农和中农”，但是这些武装须用于自 卫。 陈独秀后来因为发表指责无地农民阶级（在武汉政府时期） “过分行为”的声明而受到责备。据陈独秀说，所有这样的声明 都授意于莫斯科。特别重要的是，发布有关“阻止过分行为” 命令的武汉政府农业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参加了共产国际 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并且很可能是带了克里姆林宫意见的 第一手消息，刚刚从莫斯科回国。 年最后，斯大林著名的 作为斯大林在与国民党决裂之前要求中国采取大胆行动的证据。 据称，他的命令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抵制。这封信的确要 求“自下而上没收土地”，组织一支两万人的共产党的军队， “消灭不可靠的军阀”，并且用进步分子替换政府中的反动分子。 与此同时，它还要求通过农民协会而不是通过国民党部队“阻 止过分行为”。它还规定军队中军官的土地不予没收。它提议反 动军阀交由国民党民事机构审判。然而，它没有向中国领导人 说明，使用什么方法控制国民党军阀的部队，如何阻止农民阶 级夺取军队中军官的土地，从哪里获得用于武装共产党的武器， 如何驱逐武汉政府“反动”的领导人或如何说服他们审判反动 军阀。 简言之，陈独秀在一份声明中扼要地表述了两难处境的关 键所在，“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 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 国共产党要么不得不独立地行动；要么获得对国民党的控制， 如何获得这种控制？国民党或许不仅仅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资产 阶级政党，但也不是独立于那些控制它的人之外的一个抽象的 政党。在武汉政府时期，它被仍然决定保持自身权力的、充分 意识到共产国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计划并完全决定阻止 这个计划的政客和军阀的不稳定联盟所控制。共产党获得对一 个组织松散的对所发生的事全然不知的民主化组织的控制是一 ），瞿秋白（ 江苏常州人。中国无 产阶级革命家、理论 家，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派 国共合作时期的原始材料表明，瞿秋白是 月 月 月回复彭述之的《中国革命的基 回事，获得对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对所发生的事 非常机警并决心予以阻止的集权化核心组织的控制则是另一回 事。 总之，这一个时期共产国际明确的指令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官方政策之间没有多少不同，哪里存在这种不同，共产国 际就会在哪里建议一个比中国领导人正在执行的更“革命”的 路线。对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来说完成这样的建议是不可能的， 因为附加条件经常是利用中国共产党并不控制的一个政治组织 去实现这些建议。 年期间中国共 年初共产党 内的反对派的中心。当然，重新构建 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所有复杂的派别斗争以及个人之间的对立 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后来的原始材料仅仅间接提及了这些斗争， 没有提供有关它们的任何确切的情况。我们已经注意到，李立 三把“正确地”解释了共产国际意向的广东派归为上海派及中 央委员会派的反对派。 年 然而，我们的确有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之 后出现一个“反对派”的更确切的消息。米夫在对 。曼达连经常引述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记述中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的领导密 谋推迟召开那次代表大会，“他们感到各地方组织之反对情绪 的增长，和一部分重要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反对情绪的增长 （这些委员是团结到瞿秋白和张国焘之下） 年 他赞同的瞿秋白攻击陈独秀的话。最后，我们有重要的事实， 标志陈独秀被革除领导职务的 日紧急会议，也标 志了瞿秋白地位的上升。两派之间的斗争开始集中在我们已经 提到的彭述之与瞿秋白之间的个人斗争上。 年由此认为瞿秋白 够参加国民革命”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背 而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的有争议的问题》本问题》 ，就根 本的“意识形态”而言，准确地反映了“反对派”的看法是合 理的。 年俄国革命的唯一不 基本上，瞿秋白的全部态度反映的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 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在“五卅”运动之后中国 农民阶级的明显强大，非常奇怪地成为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用来 攻击托洛茨基要求共产党独立行动的武器。他们断言，农民阶 级的推动力证明中国的革命更接近于列宁所说的“工农民主专 政”形式的革命。然而，中国革命与 就不是不 同的因素是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革命。在 这样的一个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暂时地仍 然具有积极作用。因为，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国民党是一个农 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党，共产党任何 放弃国民党的行为都将等同于在国民党内将日益壮大的农民阶 级丢弃给资产阶级。由此，工人阶级应该努力争取“无产阶级 领导权”即共产党员控制国民党而不是放弃群众。一旦实现了 这样的领导权，革命可以经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 可能的了。 一切都在国民 这个说法给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带来了两个好处。它使斯 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在面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时坚持了国共联 合。同时，它使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在将托洛茨基划为“右倾 主义者立场”的同时，自己以左倾主义者形象出现。似乎是当 斯大林希望获得无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权时 党框架内进行，托洛茨基希望将群众丢弃给资产阶级。 实际上，正是这个说法被瞿秋白用来反对彭述之。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彭述之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无足轻重的阶级， 把国民党看作是一个“官僚买办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这是瞿 秋白极力否认的。他主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仍然 叛革命，但是代表它的国民党“新右翼”（蒋介石）的政治力 由于将北方军阀和北伐军队 量仍然非常强大。由于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由于提出 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实际上使民族资产阶 级夺取革命领导权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瞿秋白接下来指责彭述之没有意识到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都忽视了 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的事实，忽视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越来 越具有农民革命的特点的事实。由此，彭述之将农民阶级的领 导权丢弃给资产阶级。 彭述之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 阶级重要的政治作用的结果是他错误地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构 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能将“军阀”看作一个独立的社会 群类？瞿秋白问：“军阀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呢？”“如果是不能 解释明白这一点，而看着军阀纯粹是一种独立的武装势力，那 么，策略上可以发生许多错误。” 。最后，由于将中国革命 的领导人置于同一类“军阀”名下，彭述之忽视了代表封建阶 级的军阀与代表民族革命势力的军阀之间巨大的差别。瞿秋白 嚷到，“这是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 工人阶级不能起到任何实划分为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理论的反映。相反，共产国际指 际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彭述之暴露 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依据瞿秋白的观点，这是托洛茨 基令人憎恶的“不间断革命” 出，只要工人阶级夺取了革命的联合阵线的“领导权”，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同时进行。 在这一分析的激进的用词背后隐藏了什么具体的政治含义？ 简单地说，它意味着充当共产国际忠实传声器的瞿秋白坚决反 对任何脱离国民党的倾向。因为国民党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 级、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党，因为这些阶级都依然在革 命中发挥作用，所以共产党放弃国民党将被视为是一种反动行 动。总之，人们不禁怀疑，有关国民党“阶级构成”的理论是 从与国民党合作的战略好处演绎出来的，而不是反之亦然。 当然，与共产国际一样，瞿秋白要求党的领导夺取国民党 年俄国革命时 俄国工人阶级仍然具有了解西方工人阶 的领导权，然而，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如何着 手获得对蒋介石的领导权。（瞿秋白的小册子写于四月政变之 前。）他的不断告诫，即共产党在国民党框架内获得对群众的领 导，忽视了前文已经指出的事实，即共产党已经在这一方面很 有建树了，也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仅仅通过影响群众是不会 夺取一个“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依靠武力维持的组 织的。 度上是出于个人野心 正是这个明显的疏忽使得李昂指责瞿秋白的著述在很大程 ，出于对彭述之所受到宠信的嫉妒，显 他们严重地低估 得可信。有可能，在遥远的莫斯科，布哈林甚至斯大林真的相 信共产党能够获得国民党内的“领导权” 了国民党领导者的精明。无论如何，瞿秋白是身临其境的，有 可能完全了解形势的艰难，然而，由于他不是处于主要责任的 地位，所以他能够充分利用党的领导者的这种尴尬处境。他能 够同时使自己既以共产国际政策的忠诚解释者出现，又利用党 在那个政策上的进退两难攻击党的领导。 还有他背后的陈独秀等同于瞿秋白故意努力将彭述之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进一步证实了不可告人的动机 这种感觉。当然，在斯大林眼中，没有更有效的方法怀疑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瞿秋白的攻击依据的是什么？他依据的是彭述之理论与托 洛茨基的“不间断革命”理论假定的相似性。 确切地说“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由于我们在进一步 的研究中会不断遇到这个词，所以适当地，我们试图在这里对它 进行定义。这个词本身来自马克思，但是在 期形成的这个理论，是帕尔伍斯和托洛茨基共同的成果。 尽管它人数少 托洛茨基认为，虽然俄国工人阶级仍然弱小，但是它产生 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时代。在这样 的时代里，不可能希望俄国革命遵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 因为 很危险地接近了托洛茨基的 级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巨大优势。同时，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 级由于独裁政府的强大而力量微弱。由此，可以期望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爆发时，工人阶级将能够轻易地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以 要转入在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手中” 及对非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一旦革命胜利，政治权力需 。此 外 ，工 。因此，胜 人阶级是历史地注定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工人阶级在政治 上的主导地位与其经济上的奴役地位是不相称的” 利的工人阶级必须打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糟粕，将革命推进到社 会主义。同时，成功的俄国革命的火花可能最终点燃西方早已 过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世界范围内 社会主义革命融合在一起。 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权力的理论人们经常指出，列宁在 合理性与其说接近这个理论之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主 专政”理论，不如说本质上更接近这个理论。然而，至 年，“不间断革命”一词的使用开始受到禁止。 如果工人阶级能够赢 那么，瞿秋白指责由于彭述之将革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 阶段，因而他的理论与托洛茨基的理论相似是真实的吗？相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理论的真正本质是否认任何这样 清楚的区分。整个理论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 命的连续性。彭述之的理论只在他坚决主张当时机到来时工人 阶级将成为革命的天然领导者，中国社会的其他阶级都不具有 真正的革命创造力，这些内容上与托洛茨基的理论相似。另一 方面，瞿秋白所重复的布哈林的主张 得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内），那么，资产阶级革命就可以逐 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正相反，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 表述。与其说它接近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不如说它 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说法 理论严格区分革命两个阶段。彭述之基本上并不比布哈林本人 更接近托洛茨基。从所有这些令人迷惑的无谓的细致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瞿秋白多么巧妙地将彭述之的名字与托洛茨基 一个支流毛泽东 年 月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日刊登在《向导周报》上的毛泽东的《湖 （下简称《报告》）是一份内容如此独 特的文件，以至于它使我们有正当理由将它的作者即使在当时 也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独特趋向的代表。 ，他才 认为毛泽东洞察到农民阶级的潜力仅仅是他的农民出身的 结果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他参加共产党之后不久，他遵照执 行了全力以赴投入工人工会活动的明确方针。因为未来是属于 工人阶级的，所以似乎清楚，每个共产党员本应将注意力转到 这个方向。毛泽东自己承认，直到“五卅”运动爆发 认识到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然而，毫无疑问，一旦农民阶 级开始展现它的惊人的革命推动力，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没有人 比他更好地具备了领会它的重大意义的才能，或比他能够更好 地理解湖南农民心理。此外，一旦决定致力于组织农民，他就 用非凡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活动中。《报告》基本上是他在 这一年农民协会取得显著成就。正是一个深年经历的反映 深专心于一项他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容不得任何表面 看问题的事业的年轻人的工作，才开始了那项事业。 《报告》完全是一个率直而热情的请求，应给予农民协会完 秋白对于共产国际的热情，最终在 才得到了全部结果。 诚收到了结果。 年 反过来大大地加强了 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非常清楚的。 月 当然，瞿秋白和他的集团所表现的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度忠 日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莫斯科 年 出现了将责任转嫁到陈独秀的领导身上的一些倾向。这个倾向 月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 然而，瞿 集团的势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迫承认过去的错误， 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和李维汉都进入了政治局。 月国共联盟最后破裂之后 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 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 全的行动自由，应允许农村的革命高潮不受限制地发展。他高 喊：农民阶级“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 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 、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 。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 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 们面前受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 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 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这种热情洋溢的言论非同寻常的特点是它依靠农民阶级本身 完成“埋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任务，它将农村看作革命活动的 重要中心，它通过是否愿意领导农民阶级判断任何革命党派的价 值。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整个《报告》中最非同寻常的陈 述是毛泽东对革命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 果我们以百分比衡量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相对贡献，城市居 民及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农民占到百 分之七十。” 《报告》充满了对统治阶级激烈的仇恨， 只有贫苦农民可以充当农村革命的先锋。毛 泽东极力地否认在一些地区针对农民协会中 出现“流氓和土匪”分子而产生的反对意见。 他坚持说：他们不是痞子。“贫农，因为最 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贫 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现 在多数都变好了。” 至于所谓的农民阶级的“过分行为”，大 多数被证实是完全合理的。毕竟没有人比农 民更好地具有区分“坏的统治阶级”与“好 汉。 年，毛泽东在武 一切所谓 的统治阶级”的能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 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 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上，甚至用脚踏上。所有 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激进的，充满了革命的精神，然 而，从整体来看，它与其说是出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如说 是出自俄国。我们这里找不到那些贯穿在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献中的对农民阶级独立的革命作用的责难，相反这里不断地 暗示农民阶级自身将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打算在后 面一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在这里引述列宁在农村与 城市关系问题上的诸多见解之一，作为对比或许是有意思的。 列宁告诉我们：“城市必然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跟随城市，问 题是农村应该跟随城市的哪个阶级呢？” 诚然，列宁的战术教导的影响在毛泽东那里体现为强调贫 农将成为“革命的先锋”。然而，毛泽东没有补充“在无产阶级 领导下”这一个重要条件。在明显的高昂情绪激励下写的这篇 文章完全忽略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它只关系一个事实： 依据作者的观点，农民阶级已经证实了自己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任何革命的党派如果要赢得革命的领导地位必须以这支力量为 基础。 毋庸置疑，毛泽东当时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者。他完全领会列宁主义职业革命精英从群众的动力出发 的说法；另一方面，他自身的农民出身以及在农民运动中的经 验使他相信农民阶级能够具备所有革命必需的动力，至少具备 “民主革命”的动力。我们没有发现重复列宁主义强调的必须以 产业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主张。《报告》甚至缺乏那种在苏维埃 时期形成的用以掩饰运动缺乏这样一个基础的合理性。为了充 分利用在农村中蕴藏的基本力量，毛泽东当时在面对所有理论 因素时都表现出了对产业无产阶级置之不理的意向。 虽然如此，声言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他全部“成功的公式” 是言过其实了。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军事力量 问题的讨论。在毛泽东的热情中，他似乎感到“疾风暴雨”将 以某种方式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但还没有意识到群众支 持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春 长沙》 毛泽东手书的《沁园 ，但是，斯大林的来信仍然坚持所 斯诺时，毛泽东强调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在会见埃德加 义政策”，并且断言，陈独秀“当时不了解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 。当然这里依然包含 月 作用，并且极大地低估其革命的可能性” 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都会反对《报告》的总体的格调 了大量真实成分的正统的解释。然而，必须指出，任何真诚地信 这 种格调也明显地反映在当时毛泽东其他著作中。一个一贯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者如何能够接受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创造力的 主张？所有陈独秀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反对主要依赖农民阶级 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他自身深刻的偏见，但是这些反对意见也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老生常谈。 年 然而，除了学说上的因素之外，毛泽东完全忽略了陈独秀 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束缚中工作的事实。有的人已经指出，正 是共产国际坚持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国民党的机构才能开展工 作，他们还指出除了原则性的用语之外，莫斯科的特殊指令并 不比中国领导人试图实现的纲领更有力或更激进，以及斯大林 著名的 日来信，仍然使用“防止过分行为”这样 的词。最后，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毛泽东公开要求不允许地方国 民政府官员干涉农民协会 有改革都要通过政府官员进行。公正地考虑，毛泽东的《报告》 不仅仅是一个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抗议，而且是一个对 整个共产国际路线含蓄的攻击。 年 表面上，似乎是鉴于《报告》所代表的趋向，毛泽东应该 属于党内瞿秋白派。难道瞿秋白没有遵照布哈林的指示强调农 民阶级的重要性，强调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 容吗？此外，我们知道毛泽东在 月与瞿秋白联合使陈 独秀的领导失去了权威。 然而，已经指出，对布哈林和瞿秋白来说，对农民阶级 的强调是与国民党是农民阶级的党，所有活动要通过国民党 的组织进行的主张密切联系的。我们还将在后面一章中试图 表明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的主张与毛泽东的农民阶级 年期年至 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主张存在巨大分歧。最后，我们将看到 毛泽东与瞿秋白的联合证明主要是一个很快就会破裂的实利 联合。 必须进一步指出，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及其他“反 对派”的领导人都完全是如同陈独秀一样坚信城市无产阶级 领导权学说的城市化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册子中，瞿秋白完 全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是一个不能代表自己的阶级的 说法。 认为像瞿秋白、李立三这样在 间的阴霾的日子里拼命坚持城市无产阶级基础教条的人，在 年城市工人运动表现出所有成功希望时反而不信仰它， 的确是可笑的。 由此，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在当时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边缘的孤立的趋向。 这里，我们绝不是试图对国共合作时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复 杂的斗争和派系关系给予一个详尽的阐述，但是我们努力勾勒 了它的一些最重要趋向的主要轮廓。 主要趋向的评价 月 当我们试图从最终胜利的前景角度（即历史上的胜利，不 是精神上的胜利）评价前文所述的趋向及莫斯科主要战略意向 时，难以避免他们都同样注定失败的奇怪结论。 或者后来官方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全部建立在直接控制 夺取 年 国民党的这一既定目标基础上。对于最初认为国民党 是一个四个阶级的集团，四月政变之后认为其是一个三个阶级 的集团的这种“阶级分析”，都体现了这个基本的政治目标。斯 大林的设想，即如果一个人能够对国民党这个土生土长的、具 有自身著名的创建之父及自身象征意义的、由有经验的政治家 和军事领袖领导的组织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就会朝掌握中 国命运方向上迈出一大步，或许是对的。直至 。 日，我们发现斯大林宣称：“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依 然能够指挥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人 十分明显，对于已经开始从“一国社会主义”角度，即从 苏联作为一个强国中的强国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斯大林来说，对 一个特别顺从莫斯科意志的强大的中国的期望是一个最有吸引 力的期望。孙逸仙热切地服从鲍罗廷的意见，蒋介石、胡汉民 这些人愿意使用共产主义的词语并且用世界革命的字眼发表言 论，这些事实一定极大地鼓舞了莫斯科的希望。 ”事件后黯淡当直接控制国民党领导权的希望在“三二 下去时，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似乎依然对它通过在国民党内获 得“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夺取国民党这个组织的能力充满信心。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没有深入到国民党的底层吗？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握 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吗？ 这样的话，那么就希望“右派”的 然而，斯大林似乎忘记了鲍罗廷已经按照“民主集中制” 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并且一个人不会仅仅通过影响它的底层 或它的群众基础就可以控制这类组织。此外，他还忽略了处于 这个组织中心的是彻底决心保持他们各自独立的权力，并且敏 锐地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在国民党内获得“无产阶级领导权”计 划的一群政客和军阀领导人这个事实。斯大林不可能说出就像 挤压柠檬一样挤出“右派” 蒋介石实践属于他的职责。当然，与此相反，正处于政治才能 顶峰的蒋介石像挤压柠檬一样挤出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并且将他们无情地甩到一边。 年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忽略了它在任何时候都 不会控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这个事实。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陈独 秀的领导后来受到谴责。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本身并不鼓励共 产党员在军队中活动。直至 月，共产国际还宣称“中 。由于克里姆林宫同意了北伐，因此它不能在军 国共产党及中国已经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仅仅因 为资产阶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是强大的而实行了将会分裂革命 军队的策略” 队士兵中进行激进的共产主义宣传计划，因为这可能会立即疏 远军队的军官，分裂整个北伐运动。不言自明的是，当一个人 关心一支军队的胜利时，他是不会使它分裂的。这个同样自明 之理还表现在，武汉政府时期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保持武汉军 阀力量完好无损。（共产主义影响在蒋介石部队一些分子中的 传播不是任何莫斯科制定的计划的结果。）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 军事力量控制平民力量的国家，所以这个疏忽证明是灾难性的。 简言之，当时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自负地相信他可以远 隔数千里控制并操纵一个中央集权的、其领导人与他一样相当 精明和意志坚强的政治核心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 斯大林领导的政策（以及托 洛茨基反对派 共产国际在中国有许多密使 的政策）是建立在全然不了解地区形势基础上的。由此，斯大 林的 月 日来信，要求武汉政府审判“反动军阀”，就暴露出 他对武汉政府中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关系完全无知。实际上， 如鲍罗廷、米夫、罗易这些人。 然而，所有这些人都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观察报告，以适应当时 的官方路线。虽然一条党的路线可能最初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 之上，但是它一经确立起来，就路线下的人们来说，它变成了 一则先验的真理，直到领导者再次迫于客观局势改变自身的立 场。 。至此， 在中国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是什么？实际上，直到托 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开始呈现出一种激烈的态势时，托洛 茨基才开始形成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明确观点。在战略方面，托洛 茨基要求“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下斗争，决 不将自己的政策和组织与其他阶级的政策和组织融合” 年式的“双 他的战略路线的确与瞿秋白所指责的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倾向相 似。然而，在蒋介石的四月政变之后，托洛茨基发出了建立工 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的号召。他还直率地要求国民党军队 的士兵颠覆国民党政权，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国民革命军中 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士兵苏维埃之前，建立武装的工农苏维埃是 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他直率地要求建立俄国 实 当然，在这点上，托洛茨基提出的大胆 重政权”。如果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苏维埃，一切都好极了 际权力将属于苏维埃。 的行动方针和陈独秀的谨慎小心的“自我保护主义”一点相似 之处也没有。 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国民党由此主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路线理论方面的特点是它强调落后地区资产阶级 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 它的利益已经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密切相关。帝国主义的确 已经使“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乃至农村的主要经济关 系。 的政党。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能够摆脱这个不可靠的伙伴的束 斯大林（ ）， 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主 要领导人，武装力量 最高统帅，战略家， 苏联大元帅。 智慧，他的世界的概念依然与 缚领导群众。无产阶级仍将完成一定的“资产阶级的”任务， 但是它将利用它的政权力量完成。 总之，当时托洛茨基是将他认为已经被俄国十月革命如此 极大地证实了的他的“不间断革命”理论的基本特征用于中国。 托洛茨基无法忘记 年的十月革命。凭借别具一格的经验和 年陈独秀的概念极其类似。 他不愿放弃他的与唯一启示解决唯一纷争直接相关的世界的概 念。另一方面，斯大林实现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苏维埃国家 的大国利益面前消退了。由此，当托洛茨基倾向于将“落后地 区”纳入他所认为的一元历史的发展进程时，当他倾向于夸大 落后地区已经被“资本主义关系”控制的程度时，“经验主义 者”斯大林十分倾向于认为世界进程还没有融为一个单一的剧 情。无论斯大林的“理论”说法如何不实用，它们仍然是用来 说明托洛茨基感到难以接受的那些差异的。 由此，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全部战略是建立在与 年的俄国毫无根据的类比基础上（尽管他自己的类比有些 ，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俄国，列宁夺取苏是非常不恰当的） 年 维埃领导权之前，苏维埃已经作为一个现成的权力工具存在了。 在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行动制造出这一新的国家权力。如果 中国共产党在 月开始建立“士兵苏维埃”，那么将会 发生什么？难道两个月之后搞垮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军阀不会在 开始就彻底地搞垮这个企图吗？难道共产党能够在这些军阀搞 垮这个运动之前，从他们那里将国民革命的士兵争取过来吗 （这些士兵误认为他们是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利益而战斗）？ 此外，即使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已经苏维埃化，难道 “革命的浪潮”必定席卷整个中国吗？在俄国，革命没有打破数 百年来中央集权政府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由此，攫取了彼 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最高权力，列宁就向建立他管理下的俄国政 府前进了一大步。在长期失去了中央集权政府传统的分裂的中 国，在武汉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必定不会在冯 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颠覆这种政治民主。 玉祥或张作霖控制的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后来的历史将十分清晰地表明这个事实。 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中的趋向，我们不需要详细地 研究瞿秋白派的观点，因为瞿秋白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证明他对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后的斯大林主义路线不变的忠 诚上。像克里姆林宫一样，他立即要求更“激进的”政策，要 求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实现这些政策。像克里姆林宫一样，他没 有指明如何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 月 至于陈独秀和彭述之所代表的趋向，它们只有在一个政治 民主的框架内才能够实现。可以回想，陈独秀希望共产党起到 一个独立政党的作用，希望党在“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时机 到来之前，将精力用在“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这样的 方案只有在多党制得到法律认可以及民权得到巩固的国家里才 能够实行。实际上，由于鲍罗廷改组国民党而得到强化了的孙 逸仙的理论，使国民党完全去除了政治民主的观念或多党制观 念。国民党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完全不受合法的观念制约的军阀 手中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它的反民主的本质。事实上，在 ，然而，日之后，蒋介石本人提出让共产党独立地进行活动 有充分的余地怀疑，他是否曾故意让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强大 的独立力量。 简言之，当时陈独秀的方案只有在政治民主的框架内才能 够实行 正如我们指出的，由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所代表的趋 向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边缘的趋向。在中国共产党内或在莫 斯科，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人准备不受其他一切因素干扰将全部 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寄托在农民阶级身上是不大确定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信条反对这样的态度，而且正如我们后来发现 的，它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毛泽 东的《报告》仍然表明毛泽东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环境中军事 力量的重要作用。这还是未知的东西。 完全了解了斯大林领导瞿秋白、李立三甚至毛泽东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从最开始就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那么它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将不进入这样的设想。 然而，我们认为在 年和 年期间形成的国共联盟的特 定的性质，加之国共联盟特有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关系使得共产 党采取的几乎任何战略方法都可能蒙受灾难。 世纪年期间是否产生了任何可以解释在 年代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胜利的那些因素，是有待考察的。 表面上，早期共产党与在毛泽东领导下最终取得全面政权的共 产党似乎很少有相似之处，然而，找到所有差别背后连续的线 索是可能的。 首先，与莫斯科密切接触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机 会充分地了解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的概念以及在理论的具体实践 过程中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实践。虽然陈独秀领导时期更多 的是按照列宁的信仰实践，但是我们将发现后来党的领导 者 的方法。 其次，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领导群众的大量经验， 虽然它对劳工运动的领导证明是毫无结果的，但是它在农村的 活动产生了长久的效果。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学会了 运用列宁主义将革命精英与群众不满情绪的动力相联合的准则。 虽然国民党没有意识到群众力量的潜能，但是用共产主义世界 观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个力量。还有许多以相当多 的思想单纯为代价才能学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准则始终是力量 的潜在源泉。 最后，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经常处在远离 共产主义运动的圈子中的中国全部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后来中国知识分子轻易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假说， 其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奠定的。 第六章 在 新的路线 年 月国共联盟瓦解之后，斯大林主义领导者所采 取的策略是那种在失败中维持一贯正确外表方法的突出例子， 这种方法至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方法的固定特点。 阅读列宁的著作，他经常用以承认过去错误的坦诚态度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些过去的错误丝毫无损他一贯正确的 外表。他在这种时刻的策略绝不是努力为过去的行为辩护，而 是相反的，攻击那些依旧坚持他过去观点的人。他的有魅力的 个性保证了这个策略的成功。然而，领导权完全是另一种状况 的斯大林，不得不凭借其他方法维持一贯正确的外表。面对托 洛茨基的不断进攻，他感到有必要宣称不仅他现在的政策是正 确的，而且他过去的政策也是正确的。无论可能犯了什么样的 错误，一定不是出自共产国际的领导，而是出自其他一些原因。 由此，紧接在武汉大屠杀之后，斯大林告诉我们他在 年期间的政策完全正确，而且，“只有不懂马克思主 义的人才会苛求正确的政策必定带来即刻的胜利，获得即刻的胜 利不仅在于正确的政策，而且尤其在于阶级力量的对比” 然而，首先明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认为提供了有关 阶级队伍力量对比的情况。如果一条党的路线不能提供有关各 个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那么就意味着对于党的路线之外的政 治形势存在着严重程度的无知，因此党的路线不可能成为政治 行动的指南。事实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七、第八次全 体会议，都对中国阶级队伍力量对比的讨论进行了长时间的分 析。此外，斯大林没有提及他在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没有实 它只是被中国领导人误解和误用。这个方法已经在 月 现中国革命的即刻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大部分失败的事实。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斯大林并不长期以此作为笨拙的托词。 我们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他越来越转向另一个权宜之计，即将失 败的责任转移到中国领导人身上。共产国际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日布 哈林的报告中有所预示，意思是说“近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破坏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提构成： 。此后，共产国际路线就由两个前 他们刚刚经历的阶段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现 在这个阶段无论出现在党将迈向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了什么样明显的失败，都应归于中国领导人的错误。 关 以及土地所有权危机的“加深” 从共产国际以往决议中引述一般性“激进的”说法 于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的缺点 等说法，同时尽量避免提及在特殊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都会支持这个解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一些讲话被有意忽略了。 然而，斯大林的领导不可能只关注以往政策的合理性。中 国大革命彻底失败的形势急需一个新的积极的方案，而此时莫 斯科夺取领导权的斗争正处于最关键阶段。由此，在七八月间 酝酿出来的关于中国的新的路线是对各种危急情况的一种应对： 需要积极行动起来挽救形势，需要证明斯大林过去是正确的， 需要证明托洛茨基是错误的。我认为新路线理论和策略的内容 都只能被理解为是对这些需要的一种应对。 在理论范围内，克里姆林宫坚持中国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 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的完成土地革命、扫除封建残余和推 翻帝国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开始。斯大林决心维护这个理论基础 反对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中国遭受的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 完成。在托洛茨基看来，国民党的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 一个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领导的明显过失就不会发生的胜 利。 当大资产阶级（四月政变之前四个阶级联盟中的一员）和 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武汉政府中三个阶级联盟中的一员）都倒 俄国必须经历它的资本主义阶 向封建阶级时，中国革命如何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幸而，列宁通过明确区分革命的内容与革命的阶级队伍回答了 这个难题。革命的任务的确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不过这些任务 今后将由列宁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去完成。 由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式一直是“新民主国家”出现 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模式，因此，我们详细了解 它的意思或许是应当的。 政”理论是在回答俄国 像托洛茨基的“不间断革命”理论一样，列宁的“民主专 年革命出现的问题过程中形成的。 为反对托洛茨基，列宁坚决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 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段。然而，这个革命任务不能交给可恶的资产阶级去完成，因 为那个阶级只会寻找机会与独裁政府相勾结。只有工人阶级与 农民群众联盟才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群体本 身本来就构成革命的资产阶级基础，因为大部分农民阶级的目 标本质上是成为资产阶级，尽管这个理论始终带有无产阶级必 将是联盟中领导者的含义，但是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 先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阶级不能发挥任何历史创造力观点（在 年之前及之后列宁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的修正。 这里必 专政将是“民主的”，因为专政将不仅仅以工人阶级为基 础，而且以代表绝大多数俄国人民的阶级联合为基础。 须注意到，列宁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联合必 将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政党的联合。他指出：“工人阶级 占了大多数，如果它联合半无产阶级、半有产者，那么它就占 到了绝大多数。这样的一个结构自然会反映到革命政府的组成 中”。换个角度说，列宁认为专政将包括与他认为是农民利益和 农民思想合法代表的民粹派的联合。他强烈地反对任何认为社 会民主党本身应该从总体上组织农民阶级的观点。“我认为， 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 就不会只是农民的；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 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理解成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不同阶级或 一旦资产阶级民主目标实现了，一旦以财政党融合的意思。” 产的农民的联盟，追求自身的目标 产为基础将农民阶级分成不同阶层，无产阶级就必须打破与有 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 扼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我们将有充分的机会看到这 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实践相符合。 年然而，在 年期间 月之后，这个理论给斯大林主义领导者 带来了一些实在的好处。它使斯大林能够将 的历史描述成一种平稳的持续发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七次和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考虑到了国民 年 党联盟差不多可以被称为“工农专政”，但不是很认真。在 月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道：“现在的武汉政 府是否为民主革命之工农专政机关呢？不是的，现在还不是这 样的机关，且也不能很快地成为这样的一个机关。但在今后的 革命扩大和革命胜利时，这个政府是很 此时，可能发展到这样一个机关的。” 。七月的 他能够声称这个预测已经实现。它经历 了革命，摆脱了资产阶级，最终“发展” 到只有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能够推进革 命的发展进程。武汉政府的叛变革命本 身使思想环境变得清楚了，革命将完全 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灾难事件，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完 全破裂，由此实际上被平稳的历史发展 表象所掩盖。 年 另一个好处是“民主专政”的理论 是列宁的创建，并且部分地是针对托洛 茨基的。由此，纵然列宁本人在 并不十分重视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 黄鹤楼 毛泽东手书《菩萨蛮 日政治局会议月 在进行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 演达、张发奎。直至 民党的旗帜 段。 当然能够从“理论”上解释这个主张。正如已经指出的， “民主专政”设想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与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党联 合（尽管不是国民党一共产党联盟的形式）。国民党由此被看作 代表农民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然而，我们将在后 来发现，这个理论因素并没有妨碍共产国际放弃它与其他所有 政党的联系。 月 事实上，在我看来，这里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政治 关系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托洛茨基过去曾经把与国民党的 联盟当作所有攻击的中心。因此，任何与国民党突然决裂都完 全可能是托洛茨基的观点。随着武汉政府领导人的离去，所有 保存下来的可以利用的是一些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以及国民党的 标识在其一些成员中的影响。此时，国民党实际权力的来源公 然完全在斯大林控制之外。事实上，斯大林已经开始从“苏维 埃”这个托洛茨基先前的口号考虑问题了。在 日他就已 。然而，如果完成这种转变，斯大林的领导决定要 经宣布：“共产党员必须立刻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以便一 旦与国民党斗争失败，他们可以领导群众建立苏维埃。而如果 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胜利，就应该考虑国民党的前途将是过渡 到苏维埃” 了政策持续性的印象。 月 通过强调这一理论也能够给人以与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一 致的印象。 斯大林强调保持与作为政党的国民党的联盟，进一步加强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 是的。 表文章说：“退出国民政府意味着与国民党决裂吗？我认为不 同一个共产国际指令要求“公开退出”武汉政府，还 补充说“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 。“八一”南昌 起义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它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邓 才最终收起了国 最终规定国民党不再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手 全相反的预测。托洛茨基的观点是， 避免给人留下中国灾难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政策的正确性的印象。 向“苏维埃”的转变一定要在看起来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 段的平稳的历史性转变的表象下进行，一定不要看出是斯大林 从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 对于中国革命未来方向的估计斯大林采取了与托洛茨基完 月的灾难彻底摧毁了先 计了在 前的正在兴起的革命高潮。相反，斯大林强调托洛茨基过早估 月兴起的高潮，实际上，革命高潮此时正走向顶点。 这里最好停顿下来，考察一下共产党路线中高潮上升与高 潮下降的比喻（经常用诸如“高潮”、“低潮”或仅仅是“上 升”、“下降”来表达）。总体上，党对于未来“上升”或“下 降”的历史趋向的认识，表面上并不仅仅建立在经验材料的 “机械”分析基础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伟大的政治家经 常从他们从事活动的一般政治形势出发估计未来的政治趋向。 然而，共产主义者对“高潮”、“上升”或“下降”的预测经常 被用在克里姆林宫并不熟悉的遥远地方或甚至全世界。由此， 它也许建立在凭借其具有工人先锋队地位的共产党领导人才具 有的对历史过程内部变化某种高人一筹的洞察基础上。然而， 有人会疑问，对“高潮”、“上升”或“下降”的预测与经常取 决于未来历史变化辩证观察一样，有可能取决于某种当前的政 治考虑。 年斯大林在 月后预测的“新的上升”可能部分地建 斯大林需要在中 立在真正相信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基础上， 也可能受到托洛茨基先前确信中国民众正准备扫除他们面前的 一切的影响。然而，难以避免的结论是他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 的动机。用托洛茨基激烈的话说：“在试图使自己免于过去的 过失中，领导者违心地迫使局面继续下去。” 国的胜利。 “新路线”最可靠的成果不在理论范围而在策略范围。由于 它不可能获得国民党内的实际权力中心，共产国际立即准备认 “八七”紧急会议 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独立的军队。我们已经指出，尽管有共 产国际以前的政策，共产党的影响还是强烈感染了国民党部队 中许多人。在贺龙、叶挺、朱德和其他人领导下的“红军”的 出现，不可能是共产国际转变的直接结果，但是新的共产国际 路线的确对他们给予了正式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实现“新路线”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 由此，夺取南昌的尝试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因此任何大 胆的行动都可能点燃任何地方的革命火焰的设想的必然结果。 与党的路线一致，“革命委员会”建立在南昌，在国民党旗帜 下活动，包括国民党领导人如邓演达、宋庆龄（孙逸仙的夫 人）、张发奎（后来镇压了起义）。委员会的公开目标是建立 “工农共和国”。 南昌的失败并没有立即遭到莫斯科的指责。然 而我们将发现，当共产国际路线在“广州公社”之后再次修改 时，南昌起义领导人因为执行了共产国际先前路线而及时地受 到批评。 南昌起义的真正意义是，它标志了军事力量作为一个因素 出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新的共产国际路线的最活跃的主要 提倡者是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和极其灵活的周恩来这些 人 ，为重新考虑陈独秀领导的政策而召 换句话说，是立即能够得到他们高度忠诚回报的“反对 派”领导人。据李昂说 的请求召开的。无论事实 开的“八七”紧急会议，由瞿秋白安排并主持。其他材料称会 议是应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如何，“八七”会议的确标志了陈独秀被免除领导职务，瞿秋 白升任党的领导。 “八七”会议常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 “转折点”，它的主要功绩是确认了新的共产国际路线。《八七 共产党，不在 会议宣言》详尽地记述了有关陈独秀错误的新的正统的说法。 似乎是共产国际和全体党员总是奉行正确的政策。然而，这个 正确政策被机会主义的党的领导人破坏了，他们的机会主义是 “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 这种把错误的政策归因于政策执行者不纯洁的阶级关系的 策略，当然是列宁主义信仰的策略。党以党的身份不能犯历史 错误。然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注意到，突然发觉“党的领导 机关里占大多数的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同一个 “八七”会议，本身主要由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组成，其中许多 人本身在后来受到类似的谴责。 “八七”会议纲领在所 有方面都坚持新的共产国际 路线。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 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阶段， 其政治表述是“工农民主专 政”，国民党仍然是这个专 政的政治工具。它仍然宣 称：“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 级的政党 。它仍然强调，此后， 国民党内取得领导权，而打 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 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中 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 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 与农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 织” 国民党的组织只是为保持自 身完全独立的共产党服务的 一个阵线，还为向苏维埃口 号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发 图为会址。急会议 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 日，中月年 会议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对 ‘ 展到更高阶段的革命的国民党，将使我们能够在政治上有力量 跨入工农兵苏维埃阶段，从而能够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转变。” 资 宣言的一个独特特点是它仍然为“资产阶级”敞开了一扇 门。由于共产国际仍然坚持抓住国民党不放，由于国民党只是 刚刚成为一个三个阶级的联合，因此有理由认为共产国际还没 有完全失去重新获得部分“资产阶级”的希望。“无产阶级应 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 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产阶级仍然起着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 据后来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正统说法，“八七”会议的特 殊功绩是它强调了土地问题。当然，这个强调是“工农民主专 政”理论的必然结果。宣言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 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 陈独秀领导的失败的谴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共产党与农民阶 是 级的关系问题将在后面一章详细论述。然而，这里应该指出的 更加强调农民阶级绝不是照理应该意味着放弃党在城市工 七”会议会场 ，改组机构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出 人阶级中的任务。相反，虽然土地问题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 他们的斗争” 关键，但是“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 。党必须努力“为实现工农专政而取得工人阶级 的领导权” 会议还详细地论述了组织问题。在激烈谴责了陈独秀的领 导对党的专断控制之后，会议接着建议改变会使党变得比以往 更为集中的党的机构。由于当时党要在敌对环境中工作，所以 强调了保密的因素，这为形成一个更加坚固的党的机构提供了 正当理由。“在组织方面，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使我们的党成 为一个坚强的紧密结合的组织”。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七 人“临时政治局”，作为党的核心。这个政治局在各党支部有支 部政治局及其秘密联络系统 于区分党内的可靠分子与不可靠分子的需要，因为尽管犯有 “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仍然很高。毫不奇怪， 党的改组紧跟着的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清党。 党的最重要的决定依然是在战术行动方面，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共产国际假定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高潮。然而，一个正 在兴起的历史高潮自然地要求党采取大胆行动。如果客观形势 成熟，那么党为了利用这个形势而出现的任何“主观”的失败 都是犯罪。由此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八七”会议要求各地 举行武装起义。“我们必须武装工人，必须指导他们举行起义 和游行示威，以使这些起义与农村中的土地斗争结合起来，由 此直接准备推翻反动政府。” 年开始的“白色恐怖”是一场恐怖色彩的 到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在 世纪 种疏远的过程还没有达到 它已经开始。 由于这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所以研究造成这个疏远 的所有原因可能是不适宜的，然而，我认为应该提及一些因素。 当然，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白色恐怖”，纯粹镇压的 因素。国民党在 运动，国民政府毫不手软地根除所有工人运动中的共产党员， 瞿秋白的领导 实践新路线 新的领导以这一新路线面对 年年底中国形势的现状。 如果共产国际此前的路线没有引向胜利并且极大地阻碍了中国 共产党的活动，它依然使共产党增强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影响。 然而，新路线直接与残酷棘手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