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党课 共产党员要自觉讲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 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无论何 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始终把党摆在心头正中，始终把准 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清醒，严守政治纪律 。 　　然而，有些同志对以前过分讲政治（停工停产闹革命 ，踢开党委闹革命）心有余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几十年后继续避谈政治，甚至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外人蛊 惑之下，犯了政治冷漠症，信奉政治虚无主义。其实不讲 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只不过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讲的 政治，而是别人希望的政治。 　　一、正常的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讲政治 　　西方的政治内涵源于古希腊人的堡垒或卫城，同“乡 郊”相对。后世对卫城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 予其“邦”或“国”之意。城邦即政治，城邦学就是政治 学。 　　参与城邦生活的公民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明显不同的 生活层次，即家庭和城邦。亚里士多德指出，在程序上家 庭虽然先于城邦，但在本性上却后于城邦，因为家庭属于 城邦，每一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 合于城邦才能满足生活需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 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的动物，人类 在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 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 人”。这里所说的“人”即城邦中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公民 。在雅典，所谓公民即年满21岁的男子，妇女、奴隶、外 邦人和未成年人不属于公民之列。 　　家庭的运作由一系列隶属关系所组成，即妻子从属于 丈夫、子女从属于父亲、奴隶从属于主人。因此家庭是一 个自然共同体，在这里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人在这一领域 内的活动并不是人的本质活动。家务管理技术包含三项要 素，即管理奴隶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以及运用夫权 技术。 　　与家庭不同，城邦这一更为高级的政治组合则是基于 某种“契约”，它志在使人趋向善良，成为优良的动物。 城邦的原则是正义，由正义而衍生出礼法，而正义恰是建 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古希腊人所理解的政治，首先 意味着在城邦内部服从法律，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去除暴 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政治关系 之所以不同于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和主奴关系，是因为它 所体现的是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轮番而治的统治与被统治 关系。这种政治关系意味着，只有在政治领域中，人的最 高能力才能展现，才能实现某种超越本能的自由，或者说 ，自由只能存在于政治生活当中。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于 ，在政治活动中去实现他的最大自由。 　　与家庭和城邦分别对应，主人的权威异于政治家的权 威，家政学也有别于城邦（政治）学。政治家的治理对象 是自由人，主人管辖的则是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 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政 治家所执掌的则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 　　中国古代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的。“政”在 古代有四种含义：一是制度与秩序，如“启以商政，疆以 周索”“启以夏政，而作禹刑”等；二是施政的手段之一 ，与“礼”“乐”“刑”并列的一种统治手段；三是统治 者的修养和教化，如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 敢不正”，“政”在这里是一种符合礼仪道德的修养和教 化；四是君主和大臣的政务活动，如《宋史•欧阳修传》载 ：“其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治”在中国古代主 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安定和谐的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 治，交相恶则乱”；二是指统治、治理或管理活动，如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从以上关于“政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 代是没有西方意义上“政治”的，尤其是没有古希腊意义 上的政治。略微能够体现出政治特征的“政”字在古代也 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含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和大臣 的统治，但是这种统治不是纯粹的管理，而是上承天命而 行的抚民和安民活动。在这种政治活动中，替天行道的善 政，就是通过 “修齐治平”和“礼乐刑政”达到“内圣外 王”天下和谐的至善境界；恶的政治，就是在统治中对天 道的偏离。 　　所以，相对于古希腊的政治而言，我国古代没有明显 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没有明 显的界限，都是一种载道和行道活动，古代中国的政治对 个人来说，不存明显的边界，政治和道德合二为一，政治 活动可以抵达人的内心世界。政治活动本身也没有不同于 日常生活的评价标准，君臣之义与家族之义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在一种道德化的标准之下衡量的。在道德化的标准 之下，政治活动体现的主要是君权神授的自然秩序，因而 缺乏人为的制度设计来规范权力运作，现实政治运作的规 范还是来自内在的道德规范，施政范围也缺乏明晰的边界 。因此，我国古代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一种充满道德色彩 的管理活动。 　　当英文“政治”单词politics经日文转译汉语时，翻 译家发现汉语中并没有一个与之完全对应的词。孙中山先 生认为，应该用“政治”一词来对译，他认为“政就是众 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当然 ，这是广义的政治，狭义的政治专指政府管理国家事务。 　　综上所述，每个人，特别是中国人，不管你愿意不愿 意，也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政治之中 ，因为政治和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儿。所以，世界 学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政治主导的文明。近代以来，西学 东渐，西方政治观念被国人接受，在此情况下，我们走出 家门便被政治包围了。但是中国人无法割断自己的历史 ，中国人至今无法把政治和道德分开，说一个人道德低下 时，等于否定了他的政治品德，说一个人政治品德低下时 ，人们很容易怀疑他的道德品质。 　　二、中共党员讲的是什么样的政治 　　党内生活叫 “政治生活”，是因为从本源上讲，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因为是政治组织，才有政治意识 、政治思想、政治纪律、政治定力、政治敏锐性、政治鉴 别力等一系列和“政治”有关的要求。 　　政治性是共产党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有着崇高的历史 使命。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以 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己任，没有自己 的特殊利益。这一点，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从根本上区别 开来；这一点，也从根本上将共产党和各种经济组织区别 开。所以，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 。这个组织有着铁一般的纪律。我党95年来历经坎坷，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个极 其重要的保证，就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铁的纪律保证 党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有铁一般的纪律，这就把中国 共产党同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开了。非马克思主义政党 都是选举党，比较松散，组织不严密，纪律不严明。由此 ，我们也就明白，在党内为什么必须做到“四个服从 ”，为什么要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 、本位主义。这个组织充满奋斗和牺牲精神。奋斗精神是 共产党人的基因，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共产党人为理想 而奋斗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和牺牲。所以，党内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腐败 ，不能有庸俗化、平淡化和娱乐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与这个政治组织格格不入的。 　　讲政治不是玩弄政治游戏，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政 治”，不是谋取私利的“金钱政治”，更不是少数人玩弄 的“寡头政治”“政客政治”，而是要体现在政治思想、 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品格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争取民心都是最大的 政治，是否得民心是政治讲得好与坏、对与错的最高标准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顺应民心的 正大光明，是不断增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的身体力行。入党就是政治行为、政治追求。加入中国共 产党，就选择了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这里的“讲”不是 讲话的“讲”，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行动、是实践。任何 时候，服从党的核心、维护党的核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所以，共产党员讲政治，必须坚决维护以习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必须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必须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三、最近50多年西方国家是如何对我们讲政治的 　　现在，中共党员讲政治，必须自觉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因为中央提出的四 个自信里有文化自信这一条。 　　为什么要加这一条？因为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企图从 根本上消除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在当代，帝国主义直接控制别国基本结束，但帝国主 义仍在具体的政治交往、意识形态、社会活动和一般的文 化领域继续存在，人们称其为文化帝国主义。它作为帝国 主义的一种形式，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优势的物 质条件，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西方文化价 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使他国国民成为顺民，心 甘情愿服从帝国主义的阶级利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思想和 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唯一标准，力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进而削弱其他国 家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确立起以西方国家价值观 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先看苏联是如何解体的。“文化霸权”最早是意大利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个命 题，用以解释国家的一种统治形式。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理论原本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运用到苏联文化建设 应该顺理成章。然而，这一理论没有成为强化苏联文化核 心、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性武器，反倒成为“西方集团 ”夺取苏联文化领导权乃至政治、经济领导权的破坏性武 器；非但没有被无产阶级所重视，反倒被资产阶级透彻理 解、长期实践。 　　俄国学者卡拉－穆尔扎认为，破坏既定社会文化领导 权是一个蓄意谋之的政治实践，目的在于为某种“革命 ”创造成熟条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具有长期性。 苏联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是冷战对手“准确无误的设计”的 结果，他们一心想见到与西方对立的苏联集团垮台，早就 把历史的终结定在了这一天，“仅一个‘1991年8月’，就 其主要规模而言，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一切最出色的阴谋。 ”所谓阴谋之“出色”，就在于它通过长期实践、以“分 子入侵的方式瓦解特定文化领导权，并最终与颠覆政治与 经济领导权三位一体。 　　摧毁特定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实践，以日常普通的形式 将自身掩饰起来，其中最常用最有效的途径是文化出版。 卡拉——穆尔扎以美国洛克菲勒倡导成立的“三方委员会 ”为例指出，这个最具隐蔽性的影子“世界政府”组织 ，“能在所有的主要国家。动员起强大的力量，对社会舆 论施加影响，以消除该委员会活动的不良’影响，达到从 群众辩论中完全消失的程度。”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切断人 们的健康思维，影响普通人的日常意识，人们处身其中却 习焉不察，甚至思维方式本身被特定意识所“锚定”。 　　特定文化领导权之被摧毁，在文化主体那里具体化为 社会民众对特定“文化核心”从一致认同到逐步远离的过 程。先是“文化核心”悄然变异，然后认同“文化核心 ”的人逐步消失。这主要落实在符号系统、思维方式、情 感方式、感知手段等方面。随着上述主要操纵靶标逐步被 操纵、被改变，大众思维裂变、情绪骚动、认知充斥非理 性。一方面是文化核心本身蜕变，另一方面是大众主体自 主与之疏远，文化领导权遂成无本之木。文化核心体现为 以社会传统和历史记忆等形式固定下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