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要因人随事择体顺时就地而变 写文章要有变化，不能千篇一律、千文一面，都是一个格式、一个套路、一个 腔调，这是毫无疑问的。写出变化的关键，是掌握好“变”的条件、形式和方法。 我认为，关于文章的变化之道，最好的一个词是“适变”——这是易学中强调 的一条重要处世法则，也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什么是适变？就 是以变应变、以变求适、“唯变所适”（《易传·系辞下传》），哪方 面不适应外部条件就要让它变得适应，哪方面不符合内在要求就要让它达到要求。 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是一致的。 适变，其要在“适”，其旨也在“适”；其难在“变”，其妙也在“变”，是 客观上的“变”与主观上的“知变”“应变”“求变”的协调统一。我们不能把 “变”看作目的，“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适”。 文无第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具体来说，文章的适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 面。 ——因人而变。文章是人写的，是写给人看的，所以关键在人，要把“人”作 为适变的第一因素。 写文章所涉及的人主要有3类： 一是为文之人。就是写作的主体。公文具有为机关代言、为领导代笔的性质 ，其作者是“法定作者”，所以起草公文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关起门来当领导 ”。这个时候，我不是我，代表的是单位、是领导。 二是文中之人。文学作品重在写人，写人心，写人性。公文重在写事，但事在 人为，有时候也离不开写人，但这种“写”不是描写，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写 ”，点到即止。 三是受文之人。就是读者、用户、受众，公文中叫做“发文对象”“主送机关 ”。 写文章特别是写公文、写领导讲话稿，既要从主体上考虑清楚“我是谁”的问 题，也要从受体上考虑清楚“为了谁”的问题。写什么内容，用什么语言，带什么 感情，既要合身份，又要看对象。只有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与别人想听想知道的 内容有机融合，找到共同语言，才能形成思想上的共鸣、情感上的共振。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批评有的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 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 顶了回去”。这些干部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失语状态，一方面原因是知识水平、见识 程度跟不上，没有“见到屠夫说猪，见到秀才说书”的本事；另一方面原因就是说 话根本不看对象，只管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没本事的人，别人不服你；没眼力的 人，别人不理你。 所以，胡乔木主张写作的时候，要像自己面对着读者说话，先弄清楚听话的人 “他们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着什么事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然后我 们才能用他们的语言，去打动他的心弦”。 ——随事而变。记事叙事是文章的基本功能之一，事与人、事与理、事与情 ，往往密不可分。借事写人抒情，以事说理证理，都是常用的写作手法，都要求 “文随事变”。每件事情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多少会有不同，要把 事情写明白、写生动，不仅内容要变、文字要变，结构也要变。 对待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汉·桓宽 《盐铁论》），又要求“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 施之”（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前者是谋事处事的总则，后者是总则的具 体运用，都体现了随事而变的原则。公文是文由事生、事随文转，根据现实需要而 行文，通过文件指导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