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 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 升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作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深刻 理解党的文献的相关重要论述，对我们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自觉性具有重 要意义。现从以下几个层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进行论述。 一、就文化与国力的关系而言——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的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着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 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提高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高 进程。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这个概 念，是美国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他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经 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力量，软实力是指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道德规 范等方面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采纳了这个概念，并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体现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的论断。回顾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文化史，中华 民族在周边国家和世界上被推崇，不是靠指手画脚，更不是靠强权和侵略，而是靠 中华文化的精神品质和强大感召力，即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具有软实力，是基于 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以文化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即使有夷夏之分，其深 层原因是认为周边地区的民族受教育不够、教化不足，并不太在意族群之分和强力 之用，我们坚信“远人不服，可修文德以来之”。应该说，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是 没有怀疑过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这种自 信，来自于对道德、礼法的自信，来自于对人性、人心、人文的自信，是对人的本 质意义的自信。从古至今，我们与文化的对立面诸如野蛮、暴力、愚昧、神权等进 行了诸多斗争，最终我们选择了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中华文化凝聚力和生 命力的深刻认知，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信不疑。《论语》所蕴涵的人伦规则、 人文精神等，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 仅就中华文学经典《诗经》而言，其审美价值超越时空，且对中国成为一个诗歌的 国度有奠基礼的意义。推而广之，一首《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了中华儿女不屈不 挠的意志和抵抗外侮的决心，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抗日而英勇献身。毛泽东所著 的《论持久战》，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情况，得出了胜利最后一 定属于中国的结论。看现象，一时之强弱在于力；看本质，永久之强弱在于理。这 个理，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人类的共同理性，就是处于文化最核心地位的精神文化。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我们要深刻感悟这一重大论断的深刻蕴含。国际话语 权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的双重奇迹，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却屡屡被诋毁和“抹黑”。现在这种情形已经 有很大改观，但争取国际话语权仍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我 们应该认识到，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固然需要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但没有 文化影响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二、就文化与道路的关系而言——文化自信支撑道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特地来到朱熹园，并提到之前在山东考察时 去看了孔府孔庙。他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 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蕴含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 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化 与中国道路、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的深层关系。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 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成就也有过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 的道路。但是，曾几何时，由于受经济全球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影响，这条道路遭到 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渗透，也遭到了国内错误思潮的干扰和诋毁。在当时，来自国 际理论方面的挑战，主要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两 本书中所宣扬的观点。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质还是西方文化优越论，将西方文明 中心论包装出售，事实上并非严谨的学术论证。《文明的冲突》的错误，在于把正 常的文明差异，当作了世界冲突的根源。而人类文明的事实恰恰是，要肯定差异、 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文明的冲突》则是粗糙地设 想人类的每一个文明群落的文化选择只能是单一的，武断地设想不同文明之间的边 界是不可逾越的，鲁莽地设想每种文明的传承都是保守和凝固的。《文明的冲突》 表面上是学术著作，实质上仍是西方本位论、西方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的政治 老调，无非是把旧酒装到新瓶子里。《历史的终结》则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条道路 之争，即自由民主之路和社会主义之路，认为前者终将战胜后者，立论的哲学基础 是：自由民主制“满足了人的深层次需求”。由此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 会的最后意识形态，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的人将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人的形态。 其实质与《文明的冲突》所宣扬的观点一样，也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 世价值”，这实际上不过是西方价值中心论的翻版而已，结论仍然是武断的、错误 的。在国内，有一个时期，文化领域乱象丛生，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功利化倾向严 重。面对这些挑战和乱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 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 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