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看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作 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发展体系最完备的农业文明形态之一， 中华农耕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数千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 应对各种挑战的发展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全面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精准概 括，更为读懂农耕文明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华农耕文 明的发展韧性，本质上是五大文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华 文明五大特性探究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 文明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1.连续性：农耕文明世代相承的坚韧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 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 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 文明，其突出的连续性与农耕文明韧性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农业生产和农耕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存续的物质 基础。考古发现，距今约 9000～8000 年前，我国就已形成以粟 作、稻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业体系。湖南彭头山、浙江良渚等 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和完整的灌溉系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 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等，实证了我国农耕文明悠久 的历史。 其二，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农耕文 明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以血缘为 纽带的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应时、取宜、守 则、和谐的文化理念。这种内生型的文明模式使得生产技术、社 会组织、文化精神得以代际传承。 其三，农耕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空间格局。中国 三面环山、东临海洋的半封闭内聚型地理环境，以及中原旱作农 耕区与北方游牧区、南方稻作区形成的生计互补型经济生态，不 仅为农耕文明提供了天然屏障，也为“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和 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保障了文明的延续性。 其四，传统农耕文化巩固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周易》的辩 证思维、《尚书》的史鉴意识、《齐民要术》的技术理性、“耕读 传家”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的道德体系以及“二十四节气” “春种秋收”等农学与自然哲学思想，都是农耕文明的瑰宝，承 载着贯通古今的文化记忆。 2.创新性：农耕文明自我革新的动力源泉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其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的源泉和动力。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其创新性 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层面，更贯穿于制度演进、文化融合等多个 维度。正因为农耕文明“尊古不复古”的革新特质，使其在历史 纵深与文化时空的交错中孕育出中华文明旺盛的创新活力。 从技术层面看，中国在距今 1 万年左右率先完成粟、黍、稻 的驯化以及家猪、家犬、家蚕的驯养，形成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 稻作农业两大体系。从新石器时代的木石农具到商周时期的青铜 农具、战国秦汉的铁制农具，从新石器时代的耒耜到春秋战国时 期的牛耕，从汉代的耦犁到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 农业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创新突破体现了中华文化“变则通，通则 久”的创新思维，决定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精神品格，是中华 文明创新性的根源。 从制度层面看，土地制度在农耕文明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 作用，从商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到秦代“使黔首自实田” 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再到清朝“摊丁入亩”税制调整，历代统治 者都非常重视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动态调整，这不仅促进了农业生 产的稳定和发展，也为政治稳定、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层面看，“安土重迁”的思想理念、“精忠报国”的家 国情怀、“应时取宜”的生态伦理、“厚生薄葬”的现世主义等赓 续着农耕文脉，推进了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 断裂式和颠覆性突破，而是“守正不守旧”的渐进式革新和自我 更新，是激发中华文化赓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文明璀璨至 今、傲立东方的活力之源。 3.统一性：农耕文明凝聚发展的内在基因 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基底上孕育出突出的统一性特征。这并 非简单的政治或疆域的整合，而是基于农耕文明在地理空间、生 产方式、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 首先，农耕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环境催生了统一需求。黄河流 域特别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受湿润季风气候 和周期性洪水影响，先民们必须依托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强有力的 政权组织来实现集中化管理、协作治理和资源调配。这种生产与 管理方式推动周边族群为获取耕作技术、生产工具而主动向中原 内聚，并孕育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底色，也奠定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