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伴读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学的特有现象。当时公学改革最为成功的英格兰拉格比公学（Rugby）同时也是家庭伴读最为典型的学校。现有资料表明，大约是在1842年约翰·沃尔（John Woll）担任校长期间，就已出现这种现象。当时拉格比公学学生数大幅度下降，学校因此闲置了许多房屋，就在这年，拉格比公学迎来第一位学生家长。随后又有一些家长由于子女在拉格比公学就读，陆续搬来居住；一旦子女结束学校生活，他们就再搬走。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就任校长期间，对公学进行了改革并获得成功，为拉格比赢得巨大的声誉，伴读现象有增无减。他上任头一年，就批准了10位学生的家长在拉格比公学居住伴读，第二年又批准了7位，此后每年有8、9位不等。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兄弟或亲戚的孩子在校就读，作为监护人或委托人来此陪伴和照看的。据拉格比镇方志记载，从1844年至1863年二十年间，约有110户贵族家庭长期居住公学。所有家庭来此居住的目的都是便于他们的儿子在拉格比公学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些家庭中，一般的都有二、三个孩子上学，一个上学的有34户，4个的有9户，5个的有7户，7个的有1户。尽管根据学童的数目家庭伴读的总户数有所变化，但他们的居住方式是相同的－－家庭迁来搬去与孩子在拉格比的修业年限严格保持一致。上述110户家庭中仅有9户在儿子毕业后还居住了一段时间。仅10户真正参与了一些当地事务，6户仅做暂时性工作。还有3位家长成为永久公民，充当教区牧师、校长或是拉格比镇的行政长官。

据当地史料记载，1840年至1880年期间，拉格比的贵族主要是移民。当地把他们称做旅居户（sojourner），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地的居住年限平均在五年左右。许多家庭没有自己固定房产，所以他们搬离不仅意味着离朋别友，而且意味着不断碰到适应新环境的问题。尽管有时例外，但总起来看，他们对拉格比镇来说并没有吸引力，甚至是受到排挤的。

英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旅居家庭来拉格比伴读的目的既要让自己的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又要花费不多。经济问题，对孩子多又必须受教育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理由，但是对其他家庭来说并不见得如此。许多旅居家庭十分富有，拥有大量的财产，仆役也不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家庭的户主有不少是寡妇。乍一看，旅居似乎出于经济供给方面的考虑；但是，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在镇上购买了住房和家具，而走时又将其出售。从1844年到1863年的整整二十七年间，仅有一位寡妇家庭在拉格比添置了房产。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些房子住进了寡妇、儿子和仆人，还显得那么宽敞。由于拉格比的房屋在短缺时房价相当高，宽裕时又压得很低，因此，如果旅居家庭没有雄厚的资产，而无谓地花费开销大笔英镑，几乎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显然，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而便宜的教育只是家庭伴读的其中一个原因。

旅居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无疑还有其他动机影响家长。最普通而且很自然的的一个理由是，寡居者试图与自己的儿子靠得近些。这种动机是与这个时期公学严格的课堂纪律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公学的校长们认为，体罚是公正的和重要的，教师可以任何适当的理由来使用鞭子。拉格比公学对此亦不例外。然而，家长甚于此的恐惧是来自课外的威胁和恫吓。虽然公学也强调自由是学生的个人权利，他们可以享有不受监督时间，但体格健壮的男教师有时并不理睬这种规定，打骂学生的身体侵犯事件时有发生。这给家长尤其是寡妇母亲造成不安。因此，家长们普遍认为，只要住在拉格比公学附近，这一切都可能避免。况且，在一所享誉的学校可以获得教育的全部好处，既可以使孩子少受惩罚，又可以只花少量的钱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绅士。

此外，旅居户享有优先就读于拉格比公学的特权。拉格比公学在当时是一所家喻户晓的学校。在它兴旺之年，对大批学生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旅居户却可以拉格比镇居民的身份保证孩子就读于该校。虽然旅居户有时可能不被拉格比镇接纳，但是由于这些家庭确实给学校也给城镇带来了巨大实惠，因此受到欢迎。旅居户的到来不仅给学校和城镇带来了各方面的专家，带来了滚滚财源，还扩大了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