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文艺批评的大众化,也就是希望文艺批评能代表大众的利益与心声,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与价值追求,满足尽可能多的受众需要,以团结吸引广大受众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来。相反,当下文艺批评存在“非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曲高和寡的专业化、故作高深的“专业化”和丧失原则的低俗化。

专业化是现代学科发展的趋势,“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隔行如隔山”的情况广泛存在。就文艺门类来说,至少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艺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每个门类下又包括更为具体的艺术样式,如“美术”一般又包括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与园林艺术、书法、摄影;而每一样式又包括更为具体的样式,如“书法”在当代又有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现代刻字艺术等形式。从艺术群体来说,文艺家、文艺批评者、各级各类文艺媒体、文艺市场参与者、文艺爱好者、文艺团体组织机构等元素自然形成了一个“文艺界”,各文艺门类又会形成次一级的小“文艺界”。“大圈”套“小圈”,“圈”与“圈”之间又有交叉,形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文艺群体。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谓“文艺评论家”实际各有专长,往往习惯站在各自专业的角度评论业内现象,深入浅出的批评还能为大众接受或理解,一旦习惯“深入深出”,其批评文章就只能满足业内“小众”需要了。这种“高端成果”的受众数量不容乐观。

当前,文艺门类之间“各自为战”、“自说自话”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专业批评家就是看不得别人做大一些的题目,把大的题目一概视为空洞无物,斥之为不会做学问。这种“小而全”的专业习惯,使部分批评工作者的文章日益谨小慎微,有些琐碎,缺乏大气、锐气以及自由驾驭材料的能力。就拿前段时间围绕拍出4.6亿天价的《砥柱铭》的真假批评来说,学者们引经据典,细致入微,直看得圈外人一头雾水、莫衷一是,失去的却是一次普及书法艺术的良好时机。而发生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由于得到毛泽东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大批专家纷纷撰文参与,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书法文化事件,至今影响深远。易中天、于丹等人登上“百家讲坛”,虽然业内人士颇多指责,但是却不能忽略他们在文化普及层面的贡献。如何把“专业的”普及到大众中去,把高雅的文艺作品介绍给普通大众,对文艺批评工作者来说任重道远。

故作高深的“专业化”批评倾向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厚“古”薄“今”,一是崇洋媚外。

厚“古”薄“今”,表现为批评多在古典范围内选题,而避开现当代,言必古典。其理由是,古代内容已经过历史的淘汰,而现当代缺乏提炼和沉淀,又不能完全摆脱复杂人际关系,不叫学问。在这种貌似“取法乎上”理论的掩盖下,现当代的批评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在一些传统艺术学科的批评中常常可以看到,这可以看作批评上的“啃老族”。

崇洋媚外的批评方式也一直存在。固然,评论我们的当代文艺,要有环顾周边,放眼世界的胸襟。但是对艺术的比较,不是要比“差距”,而是要比“差异”。最好先不要忙于做价值判断,防止削自己之“足”以适别人之“履”。而当今的部分文艺批评者的标准还是来自西方学科方法论,认为那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如套用系列名词及理论,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杜夫海纳和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海德格尔哲学理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文论、符号学、“老三论”、“新三论”等。这种崇洋媚外的心态由来已久,至今不绝。

应当指出的是,文艺批评的“大众化”不等于“平庸化”或“低俗化”,它并不排斥真正的专业化批评,也不排斥批评精英的经典批评。

大众化只是文艺批评的方向之一。就像文化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之分,文艺批评也有大众化、专业化、权威性的不同层次。“大众化”批评是通俗的、具有广泛受众和影响的方式;“专业化”批评的是系统化、学科化的方式,有明确的批评标准,运用了科学方法进行批评;“权威性”批评是精英批评家所创造的、经典的批评方式。以上三种文艺批评方式,来自不同修养的批评工作者,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

以纯净、朴实、谦虚之心在文艺作品中找回人的真诚、文艺的真诚、社会的真诚,文艺批评理应有这种胸怀与气魄。惟如此,优秀的批评才会出现,优秀的文艺家与文艺精品力作才不会被埋没,文艺界的正气才能得到弘扬,文艺批评服务于大众的目标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