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新中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中，面对党内错误倾向和邪恶势力的干扰破坏从不动摇，面对个人的名利权位和荣辱得失从不计较。建国以前，他在革命遇到挫折乃至失败时从不灰心，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从不屈服。建国以后，他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从不退缩，面对自然灾害或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不泄气。他的一生，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佳话。他的精神，炼造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
沧海桑田，抚今思昔。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省自律的明镜和典范。周恩来精神的涵义十分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和新矛盾新问题，人民大众深情呼唤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民公仆，深恶痛绝那些异化、蜕化、腐败变质的“人民公贼”和“人民公敌”。因此，大力弘扬周恩来的公仆精神，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针对性、紧迫性和指导性。
一斑知全豹，滴水映朝阳。本文仅从以下四个方面作点说明。
不恋权位
周恩来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又是“党的事业重于山，个人名利淡如水”的杰出楷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等职，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人民武装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8年7月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以后的两年内，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和领导核心。
1931年底周恩来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由朱德担任主席）等职。1934年10月，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突围进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再次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生死存亡关头，周恩来自觉坚持以事业和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的权位得失，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支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3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长征途中，新“三人团”实际上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它名义上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行动，使毛泽东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从此，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有些学者也认为，“没有周公，哪有毛公”———这是历史的结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红一方面军只有约三万人），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拒绝执行“北上”路线，而且要求“南下”，还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要权要官，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有“独断决行”之权。在两大红军主力部队面临分裂危险的严重关头，周恩来再次以事业和大局为重，主动提出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职务让出来（中央政治局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决定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陕甘地区会师、胜利结束长征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主席）于1936年12月7日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组织：委员共二十三人，主席团共七人，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此，周恩来力荐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又一次表现了辞位让贤的高风亮节。
以上数例，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更是现在那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人无法理解、不可类比的。
清廉家风
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周恩来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既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工作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忠诚的勤政廉政的实践者和“总服务员”。他处处严以律己，事事为人师表，带头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周恩来、邓颖超这对“同志加伴侣”的人生知己和革命夫妻，在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涯中，面临的环境无论风和日丽，还是惊涛骇浪，他们都始终恪守“八互”的美德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周恩来对邓颖超“限职、压薪”、自律苛求的史实，就是清廉家风的生动写照。
邓颖超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机要局长等重要职务，论资历和德才都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初期组建政务院时，周恩来屡请民主人士“出山”，对于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等人都作了妥善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都非常感动，称赞“周总理不愧为‘周’（周到、完备）总理啊！”然而，当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推荐邓颖超到政务院担任部长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全国妇联恢复之际，大家又推荐邓颖超担任主席；周恩来还是不同意。1955年评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本来定为五级，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把她下划定为六级。1959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里，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看到后又划掉了。1974年12月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时，毛泽东把组阁的人事大权交给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准，周恩来压下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又一次限制邓颖超“升官”。直到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4月邓颖超曾经深情地对侄辈们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会让我担任的。
长期的革命战争，使周恩来、邓颖超失去了做父亲、母亲的机会，终身没有亲生子女。他俩一方面在革命烈士的后代身上倾注了父母般的关爱，养育了十来个烈士子弟；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两个弟弟和几个堂兄弟的晚辈们，亲爱而不溺爱，严格要求他们树立清正廉洁的家风，过着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例如，周恩来明确规定和实行了“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者自己买饭菜票，没有工作者由他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再如，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周恩来在1969年1月就把亲侄子、十六岁的周秉和送到陕北延安插队劳动，与二万六千多名北京知识青年一样，在山大沟深、穷乡僻壤的黄土高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初周秉和回北京探亲时，周恩来严肃地要求他“保证”、“发誓”，在春节以后尽早返回了延安农村。由于周秉和在插队中表现很好，不久就参军入伍了；周恩来知道以后很生气，认为秉和插队时间不长就离开农村，很不应该；没有多久，周秉和就从部队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插队劳动。直到1972年4月，周秉和由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才跨入清华大学的校门。
在这期间，周恩来于1968年寒冬把周秉和的亲妹妹周秉建送到内蒙古大草原，并与邓颖超一起用苦瓜菜为周秉建送行，勉励她做一个吃苦耐劳的好牧民。周秉建于1970年12月在内蒙古参军入伍以后，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又离开部队回到了草原。周恩来还对秉建说：“你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谈恋爱），在内蒙古安家。（汉朝）王昭君就是匈奴民族的儿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一个蒙古族的儿媳妇啊！这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你在这方面要增进蒙汉民族的友谊和团结，做个好样子，起个模范作用。”后来，周秉建果然成了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妈妈，并学会了说蒙古语，为建设祖国的边疆、增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作出了贡献。
又如，当晚辈们来看望周恩来、邓颖超时，都想与两位老人家合影留念。周恩来对于发送照片这样的细小事情，都考虑到不能让晚辈们有优越感；照片冲洗以后，只给他们一张；同时劝勉说：“如果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周恩来生前还多次引用清朝八旗子弟的教训，告诫晚辈和高级干部子弟。他说：“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这些贵胄都是有战功的清朝开国功臣；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直至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一败涂地，屈膝投降，最后丢了天下。当然，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必然的下场！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你们不应该特殊化。你们如果变得特殊化了，脱离群众了，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忘我无私
周恩来说过：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不仅言者谆谆，而且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生命的最后阶段，闪耀着他党性修养和人格升华的光辉。
那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年代，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善恶博弈的日子。我们党之所以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我们的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之所以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巨大挫折中仍然取得进展（1976年与1965年相比，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4.9%，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1.5%），毫无疑问，是因为周恩来充分发挥了独特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那种极端复杂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下，在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那种极其罕见的党内特殊斗争中，周恩来赤胆忠心，任劳任怨，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崇高信念，以非凡的智慧、勇气、胆识和力量，审时度势，忍辱负重，与党内外的健康力量一道，在风口浪尖的第一线力挽狂澜，苦撑危局，成为非同寻常的中流砥柱，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拼死一搏。他曾经对医生说过：“文化大革命”让我少活十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周总理在1972年5月18日就被确诊患了膀胱癌。然而，他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殚精竭虑地用病危之躯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化解党和人民的危机，尽其所能地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此，他有时候连续几天每天工作24个小时，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住院。在后来的19个月里，他又一面治疗（包括输血89次，做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一面工作（包括在党的“十大”作政治报告，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见外宾63次，同人谈话233次）；有时候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工作，甚至在输液过程中拔掉针头去工作；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几十斤。
有一次，周恩来刚做过手术，身体状况是不能会见外宾的，接待单位也再三向来访的一位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作了解释，但他们恳求会见周恩来总理，即使当面只表示问候也行。周恩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国家的外交大计，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外宾进入病房，看到周恩来十分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手术以后的医疗器械还留在身上，顿时惊惶不已，又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歉意和感激、敬佩之情。
有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领导人，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工作的劳累程度，十分感慨地说：“论体力，周恩来也不是铁人；论精神，周恩来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几乎成了“真善美”的象征和标志，他的健康是人民大众的希望和祝愿。他的生存或死亡，已经超越了生理和医疗的概念。在弥留之际，周总理仍然强忍着癌症的折磨，挣扎着对身边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周恩来就是这样伟大和高尚，把自己死亡的权利和时间都交给了党和人民。这确实是只有至纯至真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啊！
情系民众
古今中外、列国列党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和现实都说明，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执政者，群众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的威望就有多高。有些“高官”们“缺德缺人品，万事私为先”，那么，尽管可以耀武扬威，盛气凌人，其实，在人民群众的心里，领导权和执政力已经名存实亡了。周恩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有关周恩来“百姓情怀”的事实，真是不胜枚举，下面仅讲两件。
——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先后两次到灾区慰问，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冒着余震的危险，跨越地面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裂缝，脚踩碎砖烂瓦，穿过残墙断壁，进入灾民的窝棚查看灾情。在巨鹿县何家寨召开群众大会时，他自己迎着六七级大风和漫天尘沙，站在卡车的拖斗上讲话，而让灾民们背着风。他嗓子讲得干哑了，在救灾帐篷里与大家座谈时，用嘴轻轻吹了几下漂在碗里水面上的灰尘，就把一碗水喝了下去。此情此景，使在场的干部和群众无比激动，热泪夺眶而出。
——1973年6月9日上午，周恩来抱病陪同外宾访问延安，同时考察了延安的工作。在与地委、行署的负责同志座谈时，周恩来首先关切地询问：天气旱不旱？庄稼收成好不好？群众的口粮够不够吃？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和支延干部的情况怎么样？延安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你们要讲实话哟！……当他听到“全地区十四个县中，南边七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七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有些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挣二角五分钱，群众连玉米面粥也吃不饱，乡亲们出门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甚至一家五口人盖一床被子”等情况时，许久没有说一句话，嘴唇微微颤抖着，目光令人感到揪心地难受。周恩来深情回忆说：“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二十多万人围攻延安，毛主席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敌人到了宝塔山以南，离我们不到二十公里了。我们走的时候，随队的只有一百多人。毛主席转战陕北一年多，坚决不过黄河，一直是同延安人民共患难的。现在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北京那样好，延安这样穷，怎么行呢？怎么对得起延安的父老乡亲呢？我当总理，有责任。”地委负责同志急忙说：“主席和总理对延安很关心，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周恩来哽咽着说：“我有责任。我身为一个人民哺育的战士，国家的总理，对不起老区的人民！”周恩来的话顿时刹住了，痛苦得流下了眼泪……
6月9日的午餐，地委和行署本来安排了宴请，招待难得重返延安的总理。周恩来谢绝了，坚持吃了小米饭和荞面条，菜肴是两荤两素。在餐桌了，他挨个注视了在座的每一位延安同志，沉思而恳切地说：“一定要让群众吃饱饭！你们粮食产量五年翻一番，行不行啊？”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行！”总理一听，高兴地站起来说：“好！拿酒来，为延安五年粮食翻一番干一杯！”总理和大家一一碰杯并握手以后说：“我们应当把延安建设得更好，把延安搞得繁荣昌盛。陕北是个很好的地方，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一定要实现。要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央也要安排北京市和有关部委支援你们。”接着，周恩来又若有所思地说：“只要我不死，你们粮食翻一番的时候，我一定回延安来祝贺你们！”周恩来吃完小米饭，见碗里还有几个饭粒，就舀了一勺汤，涮着饭粒喝净了。他的话语和动作，使在场的负责同志和服务员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事后，延安的同志们才知道，周恩来在一年以前就已经患了癌症，医生禁令是不允许沾酒的。然而，为了参照陕北老乡喝酒击掌的民俗，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激励延安儿女，发扬战争年代那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他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健康和安危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坚持不在条件最好的接待外宾的延安宾馆住宿，而是住进了普通的干部招待所。深夜，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当宵夜，又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钟，才睡在只铺了一块褥子的硬板床上休息。第二天，地委负责同志代表延安儿女，把一些小米和豆子送给总理；周恩来坚持一分不缺、一两不少地付了钱和粮票。目睹耳闻种种情景，延安人民感慨万千：周总理“老延安”的本色一点都没有变啊！
周恩来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以后，延安人民始终难忘当年的“信天游”：宝塔山向着天安门，毛主席和延安儿女心连心！高原的松柏万年青，咱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的情！
周恩来公仆精神的坚强党性和人格力量，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