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同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他曾經連任人民軍隊的三任總司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司令；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55年9月實行軍銜制度時，朱德名列“十大元帥”之首。他還在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在建國以後先後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職務。1976年7月 6日朱德因病逝世以後，外國政要和國際友人稱譽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民族領袖之一”，“中國紅軍之父”，“中國人民優秀的兒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偉大象徵”，“無私地忠於職守的典範”。

朱德既是偉大的統帥，又是普通的士兵。他一生功勳卓著，身名顯赫，同時又謙虛謹慎，平易近人，艱苦樸素，以身作則。

早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朱德的扁擔”這個故事就有口皆碑。當時，隨著紅軍隊伍擴大，加上敵人圍攻封鎖，造成部隊給養嚴重短缺。入冬以後，戰士們仍穿的是單衣，吃的是南瓜和野菜。為了解決井岡山上急需的糧食問題，紅四軍司令部發動了下山挑糧運動，即到當地的糧食集散地寧岡縣大隴挑糧上山，往返一次約50公里。朱德經常帶頭穿雙草鞋，戴個斗笠，與戰士們一樣，挑著兩籮共100多斤糧食翻山越嶺。指戰員們不忍心40多歲的軍長與年輕人一樣受累，都勸他不要挑糧了；勸説無效，又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以為軍長就可以“罷挑”了。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朱德自己動手用毛竹做成了一根新扁擔，並在上面刻了“朱德記”三個字，就又與戰士們一起挑糧了。軍長與士兵休戚與共的實際行動，極大地鼓舞了指戰員和老百姓。大家樂觀地唱起了山歌：“朱德桃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在紅四軍一次突圍戰鬥中，朱德被衝散以後與一群國民黨軍隊相遇。敵兵看他芒鞋草履、衣衫破舊的樣子像一個伙伕，就喝問“你知道朱德在哪？”朱德用手向別處一指，敵軍便不屑一顧地揚長而去。他們根本不會想到，共産黨一個軍長的裝束竟然樸素得與伙伕沒有什麼兩樣！

中國工農紅軍從1934年10月開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被外國作家和記者稱作“是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是20世紀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是鍛造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熔爐”，“成了驚天動地的功勳”。在長征途中，朱德總司令與廣大指戰員一道，“以不可思議的英勇精神進行戰鬥”；不僅要與人鬥，戰勝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且要與天鬥，與地鬥，戰勝天險、雄關、雪山、草地和饑寒交迫。“總司令挖野菜”就是一例：紅軍過草地時，起初每天兩餐，每餐每人只有二兩炒麵；後來乾糧沒有了，只能吃野菜和牛皮帶充饑。可是，不少同志吃了野菜以後，出現頭昏腦脹、上吐下瀉甚至危及生命的中毒症狀。朱德聞訊後，立即帶領十多名炊事員、飼養員、警衛員和藏族同胞，實地採挖了60多種野菜標本，回到駐地後又請醫生化驗。接著，部隊還舉辦了 “野菜展覽會”，朱德親自拿著標本給大家講解説：“挖野菜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萬不要搞錯了。只要我們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度過難關，走出草地！”部隊在四川省爐霍地區休整時，朱德與軍部黨校的學員一樣，吃青棵面做成的糌粑饃。有一天，炊事班拿來了50多包大米，準備給首長和學員們改善伙食。朱德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説：“目前，黨和紅軍都面臨困難。在這種時候，我們應該首先想到傷病員，把這些大米都送給他們吧！傷病員比我們更需要改善生活。”學員們頓時明白了，總司令心裏考慮的根本不是自己，即使有了物質條件也總是首先想到別人的困難和需要，用言傳身教為大家增強黨性上了實實在在的一課。

抗日戰爭時期“總司令借錢” 的事情，不似佳話，勝似佳話。那是1937年11月，朱德的一個外甥從四川老家隨抗日部隊來到山西的八路軍總部告訴他，家裏人因他參加革命而遭受株連和迫害，家境非常困難。朱德雖身為八路軍總司令，卻身無分文，便於11月29日給他在四川的好友戴與齡寫了一封信：“我們抗戰數月頗有興趣……我家中近況，頗為寥落，亦破産時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顧及他們。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歲），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來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係向你募二百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朱德二哥之子）收。此款我也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朱德這封不足300字的信，既有報國之志，又有孝母之情，更有勤廉之德；200元難倒了總司令，大孝為國是此心！

建國以後，朱德一如既往地保持共産黨人的革命本色，理想不變，信念不變，精神不變，作風不變。

對於國防建設，朱德在1950年就向中央提出，我們除整頓陸軍外，應抓緊建設空軍、海軍、炮兵、裝甲兵、鐵道兵等新式兵種，使人民解放軍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就大體完成了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的轉變；並於1956年8月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國防建設是經濟建設的保障的重要觀點。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朱德于1963年3月在陜西省視察時就提出，我們要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並賦詩“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家，永遠是真言。”

對於黨的建設，建國初期曾經兼任中央紀委書記的朱德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自己的革命經歷，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諄諄告誡大家：“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 ‘左’。這種情況，作為領導者應當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説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

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朱德始終艱苦樸素，堅決反對鋪張浪費、擺譜比闊氣。他吃的幾乎天天都是每頓一碗米飯加三菜一湯；穿的經常是多年的布衣服，床上的被褥都用過20多年；房子住了20多年也不讓管理部門裝修。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説：“要養成儉樸的習慣，生活上不要太超乎老百姓水準之上。我們要想到全國人民，能節約一點是一點。現在。過上好日子，也不能忘記過去的苦日子，不能貪功居功、貪圖享樂。”

對於兒女和孫輩，朱德更是經常教育他們：“我們是共産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不是封建王朝一人當道、雞犬升天的時代。”“你們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本領。”“你們決不可以因為有我的關係而有任何特殊。”直到1976年6月，他還對親屬説：“人活著是為了什麼？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並於6月21日抱病會見了外賓，5天后就不得不住院了。

對於金錢，朱德從沒拿過元帥軍銜的較高工資，只拿行政級別工資；平時節衣縮食，從工資中積攢了兩萬多元存款。他在去世前囑咐親屬：“我死後，把它交給組織，作我的黨費。” 197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收到了以“朱德同志”名義交來的20306.16元，成為朱德的最後一次黨費。這張收據，陳列在毛主席紀念堂裏的朱德同志紀念室，成為革命傳統教育的一個珍貴教材。

老一輩革命家愛國為民、克己奉公的崇高風範，幾十年來長駐民心，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仍然是全黨不可忘卻的優良傳統和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