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到底”这四个字,是朱德同志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于1975年3月6日亲笔书写的条幅(时年89岁),表达了他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坚定意志,也是他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的真实写照。
朱德 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跃” 的旧中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和正确道路,年轻的朱德历经坎坷和艰辛。他早年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后,回县城当了教员;1909年投笔从戎,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毕业以后,朱德又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滇军中由班长升任少将旅长,战功显赫,名震川滇。当时,他有一千元大洋的月薪,还有洋房和股票,生活舒适安逸,但思想却极度苦闷。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朱德接受马克思主义,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矢志不移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和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次重大关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1927年 4月 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内政局急剧逆转,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失败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 3月至 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同时,他利用自己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特殊身份,出色地完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交给自己的特殊任务,发挥了非同寻常的特殊作用。周恩来曾称赞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根据中央指示,南昌起义部队从1927年8月3日起陆续南征。朱德率部于1928年1月开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参加者达100多万人,遍及20多个县。此前,毛泽东领导了1927年9月9日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部队的1000多人于10月到达井冈山。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并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此,“朱毛”两个字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红军的代名词,呈现出“星火燎原”的态势。
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朱德、毛泽东于1929年1月14日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向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并于1929年4月 1日进驻江西省瑞金县,逐步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这对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其他根据地的建设都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到1930年夏,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10余块;红军发展到13个军7万多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共产党员由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人发展到10万多人。红四军也于1930年8月发展壮大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蒋介石对“朱毛红军”恨之入骨,气急败坏地叫嚣“杀朱拔毛”。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和“诱敌深入”等战术,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并于1931年11月 7日在瑞金县宣告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政权。中央苏区的老百姓用山歌表达了心声:“共产党政策真是好,工农红军有朱毛,领导穷人闹翻身,子子孙孙要记牢。”
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军队直接用于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左”倾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由瑞金等地出发,悲壮地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途。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朱德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厉批评“左”倾错误领导,对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建国以后回顾遵义会议时曾赋诗抒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徐向前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为了实行北上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将两大主力部队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等人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等人率左路军行动。可是,张国焘自恃原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比原红一方面军人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一再坚持南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5日宣布《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还自称“主席”,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张国焘对朱德一面以枪毙相威胁,一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利诱,要他表态反对毛泽东和红军北上。
在事关党和红军兴衰成败的又一次重大关头,朱德革命意志坚如铁,团结度量大如海,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我不赞成再搞一个“中央”。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是共产党员, 我的义务是服从中央,执行党的决定。我也绝不会带领红军反对中央的决定。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有名。人家叫“朱毛红军”,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现在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做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系!同时,朱德又主动找张国焘倾心长谈,劝说他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搞分裂。朱德还尽己所能做工作,教育广大指战员讲革命讲大局讲团结。结果,经过党中央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劝说,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第二“中央”。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诬蔑朱德。毛泽东闻讯后不满地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没有“朱”,哪有“毛”。朱德和我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毛泽东还对朱德说过:有人说你是“黑司今”,我不高兴。我说你是红司令!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中,无论腥风血雨的历险之时,还是风和日丽的辉煌之际,“同志加兄弟”般的真诚友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朱德——毛泽东,毛泽东——朱德,两个不灭不朽的名字,两个时代伟人的风范,永远铭记在人民大众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