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産階級革命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屢建不可磨滅的卓著功勳。建國以前，他在革命遇到挫折乃至失敗時從不灰心，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中從不屈服。建國以後，他面對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從不退縮，面對自然災害或決策失誤造成的嚴重困難從不泄氣。在半個多世紀的奮鬥中，他面對黨內錯誤傾向和邪惡勢力的干擾破壞從不動搖，面對個人的名利地位和榮辱得失從不計較。他的精神為世人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他的一生留下了許多永垂史冊的佳話。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等職，領導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人民武裝革命戰爭從此開始。1928年7月在黨的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同志就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以後的兩年內，實際上成為黨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1931年底他由上海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又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總政委、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由朱德同志擔任主席）等職。1934年10月，在“左”傾領導人的錯誤指導下，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再度處於“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危急關頭，周恩來同志自覺堅持以大局為重，毫不計較個人的名位高低，積極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積極支援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積極支援會議將毛澤東同志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並於1935年3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從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開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歷史性轉折。毛澤東後來在談到遵義會議時説：“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起了重要作用。恩來的支援很重要。如果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建國以後，周恩來同志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他既是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政府工作組織者和管理者，更是忠誠的勤政廉政的實踐者和“總服務員”。他處處嚴以律己，事事為人師表，帶頭過好“五關”（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周恩來對鄧穎超“限職、壓薪”的史實，就是這對人生知己、革命伴侶留給全黨同志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的一面明鏡。

鄧穎超于1925年入黨，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機要局長等重要職務，論資歷和德才都堪稱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建國初期組建政務委員會時，很多黨內外人士都推薦她任職；周恩來斬釘截鐵地説：“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全國婦聯恢復之際，很多人又推薦她擔任主席，周恩來還是不同意。1955年評定工資級別時，她本來定為五級，周恩來又“出面干預”，把她下劃定為六級。1959年國慶節上天安門的名單裏，本來有鄧穎超的名字，周恩來看到後又劃掉了。1974年12月籌備全國四屆人大會議時，毛澤東主席把組閣的人事大權交給了周恩來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議安排鄧穎超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得到了毛澤東的親筆批准。周恩來壓下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又一次限制鄧穎超“陞官”。直到周恩來總理逝世之後，鄧穎超才擔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1982年4月鄧穎超曾經深情地對侄輩們説：“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如果你們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會讓我擔任的。”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期間，在那種極端複雜的特殊條件下，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那種極其罕見的特殊鬥爭中，周恩來同志赤膽忠心，忍辱負重，在風口浪尖的第一線力挽狂瀾，苦撐危局，為黨和人民充分發揮了獨特的非同尋常的中流砥柱作用，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粉碎“四人幫” 以後，陳雲同志曾經深有感慨地説：“如果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

本來，周總理在1972年5月18日就確診患了癌症。然而，他完全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殫精竭慮地用病危之軀支撐共和國的大廈，化解黨和人民的危機。有時候連續幾天，每天工作2 4個小時。直到1974年 6月1日才住院。在後來的 19個月裏，他一邊治療（包括輸血89次，做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一邊工作（包括出席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在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會見外賓58次），有時躺在病床上輸著液工作，甚至在輸液過程中拔掉針頭去工作。

有一次，周總理剛做過大手術，身體狀況是不能會見外賓的，接待單位也再三向來訪的一位非洲國家政府首腦作了解釋，但他們懇切要求會見周恩來總理，説即使當面表示問候一下也好。周總理為了兩國人民的友誼，為了國家的外交大計，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當外賓進入病房，看到周恩來總理十分虛弱地躺在床上不能起來，手術後的一些醫療器械還留在身上，頓時驚惶不已，又非常感動，事後一再表示歉意和敬佩之情。

在彌留之際，周總理仍強忍著癌症的折磨，掙扎著對身邊人員説：“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周恩來同志就是這樣偉大和高尚，把自己死亡的權利和時間都交給了黨和人民。這確實是只有至純至真的共産黨人，才能做得到啊！

1976年1月 8日上午9時57分，一代偉人周恩來不幸與世長辭。舉國悲泣，全球同哀！北京市十里長街送英靈、百萬民眾哭總理的情景，成為中華民族空前的哀悼！而聯合國下半旗致哀，又成了一次罕見的“世界紀錄”。

當時，設在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只升了一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也只升了一半，其他各會員國的國旗都沒有升。這是一件非常罕見的事情。因為自從1945年聯合國創建以後，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在以前並沒有為誰降過半旗。於是，一些國家的外交官聚集到聯合國大廈的大門前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國家元首以前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麼高。中國的總理最多算第二元首，為什麼要為他的去世下半旗呢？”聯合國的有關官員立即把這個情況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作了報告。

瓦爾德海姆先生聞聽報告以後，很從容地來到大廈門前的臺階上，向聚集在那裏的外交官發表了一次極為簡短卻又非常精彩的一分鐘演講。他説：“為了悼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逝世，聯合國下半旗致哀是我決定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是一個擁有幾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根本數不過來。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卻在銀行裏沒有一分錢私人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整個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卻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夠做到其中任何一條，那麼在他的逝世之日，聯合國將照樣為他降半旗！”瓦爾德海姆先生講完以後，轉身就走。隨著秘書長離去的身影，廣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瓦爾德海姆先生機敏而鋒利的演講，不僅充分表現了他的無比機智和外交才能，同時也集中反映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有著舉世無雙的高尚品德和偉大人格。

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為國為民、忠心耿耿、奉獻一生的堅強黨性和高風亮節，與日月同輝，與神州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