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工作面临许多矛盾，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统筹提留难收，公益事业难办，无一不与农村经济、农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解决这些难题，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富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农民富裕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从农民最强烈的呼声和要求来看，他们“盼的是致富、要的是服务、求的是保护”。可见，尽快致富是农民的最大愿望，是农民的最大利益，也是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

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民尽快富裕呢?关键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落实好党中央富民政策，解决好“藏富于民”、“常富于民”的问题，营造一个富民的环境，创造一个富民的氛围，让农民有其利、有其权、有其教、有其安。

“藏富于民”，就是让农民拥有财富，可以享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就是让农民积累一定的家底，可以保持发展生产的活力。

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少开明君主都主张“富民”。但历史证明，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统治者们无数次地走进误区，他们总是想把财富控制在朝廷，控制在官员手中，以显示“强大”。为此，建立起庞大的官员队伍“与民夺利”。 致使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穷。即使一段时期富足了，也持续不了多久，最后还是复归贫困。殊不知，民富才是国强的基础。建立在“夺民”基础上的“强大”，实质上是外强内虚，一则“夺民之利”，必然失去民心;二则遇有大风大浪，仅凭官方财力断难支撑，没有民力支持终将跨台。

新中国成立后，党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为实现农民共同致富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制定了一整套的富民政策。改革之初，国家一方面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使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继而，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实施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使东南沿海和中西部相当一部分地区迈入了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扎扎实实解决部分老少边穷山区农民脱贫致富问题，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些都是富民政策的成功实践。

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发展很不平衡，改革进程一波三折。有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富民政策落实不力，农民致富步伐缓慢;有的地方农民利益得而复失，致富热情受到挫伤。1985年后，农村利益格局几度扭曲，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先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种粮成本上升，增收幅度下降;跟着流通改革受阻，不是设关立卡，导致农产品买难卖难;就是给卖粮农民打白条，农民流了一年汗到头来两手空空，只落得一把泪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农民负担过重，长期得不到解决。当年的“受益者”一定程度上又成了“受害者”。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经常忽视对农民利益的考量。有的人一见农民有了饭吃就想打主意，农民连喘息之机都没有。有的人过高地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默认、支持、纵容那些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禁令，巧立名目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很多地方农民负担远远超过国务院关于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地方多达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还有的人习惯了向农民要钱要粮，年年月月、事事处处，总在盘算着怎样向农民索取。搬机子、抬柜子、牵猪子!……什么手段都敢用。如此这般，农民怎能尽快致富?尤其是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引起上上下下普遍关注。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4.6%，1998年下降到4.3%，1999年又降到3.8%，今年上半年仅为1、5%。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诉说农民负担太重，60%的人口毅然离乡，65%的土地忍痛抛荒;乡村吃税费的干部越来越多，而乡镇财政普遍亏空，村级集体大量负债，……由此，发生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强烈呼声。时隔不久，他本人也辞了职、跑到广东打工去了。虽然，这并不一定是普遍现象，但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前不久，某省请笔者参加一个强县战略研讨会，似乎又看到了这样一幕：决策者们出于挽救县乡财政危机，准备出台一系列强化税费征收的新措施。说真的，我并不反对强化税收征管，但如果认为仅此而已，就可以强县，我很不以为然。既然县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亏空，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的财政体制?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的政治体制?贪图虚名的“首长工程”、“官赏工程”，多少无效的投资;车水马龙的“迎来送往”、“吃喝拿要”，大得惊人的开支，你减下来了吗?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花了多大的管理成本，极度膨胀的官员队伍，又是多重的人民负担，你裁减下来吗?果真要强县强市，何不通过政策激励，资金、技术扶持等，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增强县(市)财政的实力，把农民收入增上去，把农民负担减下来，让农民有资有产，有纳税的能力和热情?

一句话，要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必须“藏富于民”。切不可干那种竭泽而渔，伤农害农的蠢事。

“常富于民”就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壮大农民的家底。

从国家来说，应有“常富之策”。按理说，中央早就有了一系列富民政策，现在的关键是落实。怕就怕，某些地方和部门的决策者们还没等农民富起来，又动心思;农民该交的都交了，还要加码索取;今天不向你张口要，明天还得伸手去拿。目前，国家正在试行费税改革。可以说，这就是 “常富”之策。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积极探讨，使之逐步完善。比如城里人税收起征标准是800元，照此规定，有的农民连纳税资格都未必有。要使这些农民尽快富裕，制订、实施税收政策时，就必须实事求是，加以考虑。为了保证农民增收致富，越过越富，国家一方面要引导农民走向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产业化经营，推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围绕农民经营中的各个环节，建立一整套社会化服务、可持续发展风险保障等制度，确实做到让“耕者有其利”。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逐步增强，国家赋予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必要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往往受到种种制约，运用得很不充分。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护，利益达不到最大化。所以，要实现“常富于民”，国家还必须加强立法，真正让农民“有其权”，使农民拥有实实在在的经营权、所有权，拥有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并且切实懂得依法保护自己的各种权益。

从农民来说，要有“常富之能”。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农民要富裕，种什么、养什么、加工什么，选择有特色、有效益的经营项目至关重要。农民要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和需要，顺应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趋势，必须培养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抓住契机，选好经营方向。问题在于农民对市场感到茫然，如何调整结构心中无数。因此，提高市场经济适应能力是重要的“常富之能”。

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是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走科技致富道路。面对以科技为先导的现代农业，邓小平同志说，农业问题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更加凸现出科技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提高农民的素质，帮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无疑也是最基本的“常富之能”。分析当代农民的素质，最缺少的是科学基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村文盲、半文盲仍有两亿多，约占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情况尤为突出。陕西志丹县文盲、半文盲占57%，甘肃昌县占76.9%。经济发达地区文盲、半文盲约在10―20%之间。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教育水平相差甚远。如美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至11年。日本农民80%以上高中文化。我国农民总体文化素质如此之低，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常富”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制约。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农业正在走向产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管理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农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科学文化教育手段落后、欠帐太多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科技知识基础原本薄弱的农民来说，更是一个巨大压力。因此，要让农民“有其教”，强化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实现农民的知识化、现代化，才能实现农民的“常富”目标。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农民同样要以安定作为“常富”的重要条件。当前农村总体上说大局稳定，农村风气渐好，秩序见好;农民住有保、行有安，心情舒畅奔小康。但也有些地方群众情绪不稳，治安秩序混乱，存在着不少不安定的隐患。少数地方形势十分严峻，偷盗抢劫、车匪路霸等黑社会行为十分猖獗，已成为农民致富的一块心病，成为农村稳定的最大隐患。对此，农民群众反映强烈。因此，实现常富于民，必须加大力度搞好社会治安，下大力气维护社会稳定，给农民一个“安全感”，保障农民安居乐业，为农民致富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区环境，让农民“有其安”。

造就一支亲民爱民的干部队伍，保证农民致富有方、常富有望

农民要致富，关键看干部。在农村，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终要通过干部体现到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最终要靠干部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具体说来，农民要尽快致富必须实现“有其利、有其权、有其教、有其安”。这就需要一大批具有亲民爱民思想，有开拓创新意识，勤政廉政、作风优良，深受农民拥戴的好干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就了一批政治上有民主意识，思想上有创新意识，经济上有市场意识，作风上有勤廉意识的新型干部，他们中大多数人已成了农民致富的“带头雁”，但由于农村相当一部分干部年龄大，文化低，素质差，尤其是在极其复杂和艰苦的农村工作中，受到各种矛盾的困扰，思想观念陈旧，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农村干部必须加快思想和作风转变，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充分发挥表率作用和服务作用，成为农民致富的“领路人”。

农村干部肩负着贯彻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带领农民致富的重大职责。在上级部门任务重，压力大;在政策法规有时也存在偏差和矛盾，甚至与实际脱节;在自身权力小，手段少，特别是在农民意见大，怨声多的情况下，什么样的难题都会碰到。除了“要钱、要粮、要命”的老三难，更有发展经济难，协调工作难，处理上访事件难等等难题。怎么办?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农民，要切实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维护农民的权益。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造福农民，致富农民上来，一方面要带头富，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民致富。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一家一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事情需要统一经营，统一服务。实行市场经济后农业要产业化经营，农户的小生产和大市场脱节要求社会化服务，更需要干部精心组织和服务。农民分散经营，干部须走村串户，深入农家，和农民走近些，谈深些，培养亲民勤政作风。农民讲实际，讲利益，干部们要多办实事，办好事，培养认真务实作风。不能事事应付，再犯官僚主义。更不能吹牛、浮夸，为了要政绩，大搞“官赏工程”，助长形式主义。农民痛恨腐败，不满意干部们乱花他们的“血汗钱”。干部应当努力做到民主、公开，对农民多帮点，少拿点，保持清廉公正作风。农民希望干部们率先垂范，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干部们千万不要辜负农民的期盼，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动农民，一身正气影响农民，两袖清风净化农民，塑造和维护好自己的形象。无论如何不能像某些文艺作品描写的那样，变成目不识丁的呆傻形象，催钱催命的债主形象，揩油沾光的无赖形象，拆房扒粮的凶神形象。

新形势下，农村干部工作内容变了，工作方法也要跟着转变。有的农村干部反映现在“老办法不适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能用,软办法不顶用”，存在很大的畏难情绪。其实，新形势下的工作方法经过探索是可以学会和改进的。当然，农民中确有一些集体观念淡薄、团队精神稀少、甚至有盲目抵触的“钉子户”。对此，干部们也不能凶，应该学会依法办事，绝不能动不动就“来硬的、讲狠的、耍蛮的”，“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从各地农村干部的实践来看，只要干部们亲民爱民，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纠正以非法手段强迫群众的恶劣做法;善于运用示范和引导的方法,改变一般号,不求落实的方法;善于运用提供服务的方法,改变只取不予的方法;善于运用依法办事的方法，改变以言代法，想当然办事的方法，紧张的干群关系就能得到缓和。农民群众心情舒畅了，又有干部的带头和服务，也就能实现致富有方，常富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