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如同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创新则是社会科学的类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新则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每上一个新台阶，都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创新。”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创新是个纲，纲举目张”。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社会科学的创新包括以下基本内涵：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要做到“两个善于”：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社会科学要把“创新”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一、社会科学创新、生产力发展与国民创造性素质的提高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社会变革、创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支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动力。社会科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各种问题提供知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科学历史使命在于不断地总结过去，探索未知，设计、预测、引导和开创未来，而要完成这些历史使命，就必须不断地创新。社会科学的创新，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塑造开拓性的民族精神和提高国民的创造性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晚年贡献了一个重要理论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社会科学，创新才是硬道理。

创新是个纲，纲举目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每上一个新台阶，都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创新。要打破“实践中行的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的通，实践中行不通”的悖逆现象，必需进行社会科学的创新。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任凭春夏与秋冬，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十九世纪，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创新就是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新领域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作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作新的理性升华。创新是使社会实践永葆其生机和活力的强大动力。

创新就是发展，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超越式发展。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项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理论创新为其呐喊、导航、支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大变革时代存在着两个探索：一是实践探索，二是理论探索。什么是探索？探索的本质上就是创新。因而创新也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创新，二是理论创新。

创新时代的创新实践，客观上需要创新学说给予思想理论支持。如果没有这个学说，历史就会造就这种学说。但这种学说不会自发地产生，它是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顺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创新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概括和艰苦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是改革开放时代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时代使命。

创新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亟需理论创新的时代。无论是时代变化还是实践发展，都迫切要求我们更加具有理论创新的品格，以创新的精神把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创新是冲破旧体制、旧观念、旧模式束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创新是实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理论来自于实践，又以自己特有的高度和内在规律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是实践的先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项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创新为其呐喊、导航、支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条规律。

如同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创新则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新则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根本奥秘就在于它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它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经验，不拘泥于已有的认识；它既注重于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又注重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它既注重于对未知世界的理论探索，又注重于回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任凭春夏与秋冬，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十九世纪，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中国历史上看，什么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了，什么时候社会就发展、就进步，什么时候没有创新甚至墨守成规，社会就停滞，甚至倒退。

二、认真记取社会科学失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社会科学创新这个题目，对我国来说，是太重要了，也太沉重了。说它太重要了，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没有我国改革开放；说它太沉重了，是因为在我国解放以后因为社会科学认识和探索的事物，我国曾经付出了太多、太沉重的代价；。 

作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是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政权运行规律的科学，是统管国家、政府、政党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的科学。社会科学的把握和运用如果符合经济、社会、政治的客观发展规律，就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协调、政权稳定；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灾难。自然科学和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反复试验，试验和运用的失误或失败，其影响往往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其损失是可估量的。而如果因为社会科学认识的失误从而导致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失误，其影响则是全局的和长时期的——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方面，我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中，已经有过沉痛的教训。

1．五十年代对“人口论”认识的失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根据《纲要》的精神，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新人口论》一书，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节制生育数量、提高生育质量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但这一“新人口论”却受到“人手论”的冲击和批判。“人手论”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人与手的关系中，人手是主导的方面，可以创造无穷的财富；而人口则是非主导的方面，其消费是有限的。这种指责还上纲上线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提并论。马寅初坚不检讨，最后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封笔息口。由引，鼓励生育的片面人口思想在全国占了主导地位。人口理论的失误使我国承受了不可挽回、难以估量的太大的代价。到70年代末，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平反时，全国的人口误增了三亿。这一失误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一个相当长时期。

2．过高的估价人的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酿成了急躁冒进，以致“大跃进”的严重失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较顺利地进行和“一化三改”[1]总路线的实施，一种过高估计人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盲目乐观思想滋长了起来。“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思想认识逐步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并且具体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战略——“大跃进”。例如，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开始曾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觉得保守了，进而提出七、八年超英赶美。为此，我国的钢产量指标不断翻两番，从而形成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在农业生产方面，追求“放卫星”，亩产万斤、几万斤粮食的“天方夜谈”、“浮夸风”盛行全国，自欺欺人。这些违反客观规律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到严重惩罚，加之随后全国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工业萧条、环境破坏等接踵而来，城乡人民都陷入了没饭吃、饿肚皮的境地。当时，把这种情况主要归结为自然灾害，实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者，指导思想失误也，而主宰指导思想的正是社会科学。如果翻开当时的社会科学文献，有多少文章、讲话、报告在赞扬、歌颂、论证“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呀！有多少文章、讲话、报告在赞扬、歌颂、论证“大跃进”的伟大英明呀！用邓小平同志后来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2]

3．偏离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灾难。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看来，这一分析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却指出了中国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落后的生产力”。但后来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却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六十年代中期，认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于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酿成一场深重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系统地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理论”，完全偏离了我国生产力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实际上是革生产力的命。到7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全国却掀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高潮。

翻开当时的社会科学文献，几乎千篇一率都是批“唯生产力论”，难道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知道人民还十分贫穷，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钱袋太满、富的流油了吗？

当然，在那个时期，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大批判文稿是作为政治任务完成的，是言不由衷的，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特别是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我国大量的社会科学文献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政治的卑女，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方知兴替。社会科学的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挫折和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三、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改革就不可能深入进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了继往开来、拨乱反正的伟大转折时期，而这正是以社会科学的创新与思想理论的解放为先导的。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否定长期以来“左”的理论和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极好的历史性机遇。而“两个凡是”的认识[3]却这把良好的历史性机遇变成了停滞不前的窘迫局面。

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打破了这一窘迫局面，为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创新拉开了序幕。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发，新华社也向全国媒体发了通稿。该文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进行了针对性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激起千层浪，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兴起，为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笔者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欢欣鼓舞，坚持拥护。[4]

社会科学的创新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巨大的，而关联最为密切和深刻的莫过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步也迈不出去。

1．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根本的改革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同义语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商品、货币就随之消亡，价值也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地由计划经济所取代。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指令性计划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果我们再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计划经济，我们就不可能搞市场化改革。

2．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进行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私有制立即就被废除，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就随之建立起来。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源，把纯粹公有制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凡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就较高。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果我们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迄今还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异力力量而被限制和扼杀，结果被扼杀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涌流。

3．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实行按要素分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未来社会存在两个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和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在共产主义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而且明确指出按要素分配是资产阶段庸俗经济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服务的。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原有的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也不存在产生其它分配形式的经济条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和家庭不仅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而且也逐步成为投资者——投资于科技、教育、信息、证券、生产等领域，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管理等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要素共同生产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纯粹的“按劳分配”，继续把生产要素的贡献排除在分配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进行不下去，归根到底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制度，是与深化对劳动价值的认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认为，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方面的劳动或活动都不创造价值，只转移或无偿占有价值。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日益减少；生产要素的内容和比重大大增加；原来意义上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科学技术、信息、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活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在收入分配中生产要素的分配都大大超过活劳动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僵化地恪守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既不能解释现存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也难以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新的时代要坚持劳动价值论，但不能把它的原创含义僵化地锁定在十阶段九世纪，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这个创新和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要能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国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能够解释中国和世界新实践中的问题，不能与现实经济生活两张皮、两股道；要把价值范畴从神秘化中解放出来，为人民群众掌握和应用；更重要的，是要把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所有权及其权重理论结合起来，因为这是是科学解释我国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途径。

仅仅靠“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因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在商品、货币消亡之后，“价值”不再插手社会生产，按劳动券分配个人消费品，而我们现在实行的按劳分配是存在着商品、货币、价值、交换、与劳动效益挂钩的按劳分配。更不能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劳动价值论是彻底否定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和参与分配的。

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生产工人）的分配直接来源于其自身的劳动成果，但从深层次看，则是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获得的收入高，是因为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具有更大的权重。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总有一部分劳动者进行着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如公务员及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等。这部分劳动者是社会总劳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要平等地获取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回报。

企业家参与分配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劳动收入，也有非劳动生产要素收入。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因为任何生产要素都具有所有权，必须索取其所有权的回报，回报的大小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权重——数量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程度。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投入生产要素，生产就不能进行。由此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

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创新理论基石

知无涯，行无涯，知行互动更无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互动和互相促进的。实践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时代机遇，社会科学的创新则为实践的发挥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对经典理论、本本上的结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矛盾，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经典理论、本本上结论的挑战，如何看待、如何处理？有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思想方法是，以经典理论和原有本本上的结论为准，把改革开放中不符合经典理论的做法都看作是离经叛道，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改革都得退回去，经济体制就需复归到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再退回到两个番翻之前的贫穷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全国人民不会答应。

另一种思想方法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灵活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把过去的论述及其某些结论看作过去实践的产物，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产生的新结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是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显然，唯有后一种思路才是正确的，坚持后一种思路社会主义事业才具有光明的前途。

要创新，必须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繁荣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生不熄的源泉。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最鲜明的标志；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最生动地体现；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最本质的要求。与时俱进，就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与时俱进，就是要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门类的丰富营养，深入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成就，真正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与时俱进，就要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时俱进，就要大胆培养创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与时俱进，就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上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多角度、立体型地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来在著名论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那么，则可以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创新学说。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就根本谈不上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的严重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它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与实践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由于人类实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如果停滞不前，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脱离当代人类的实践，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不可能有什么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都公开申明自己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探索和认识真理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最富于革命的创新精神，反对保守和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包括不断地修正自己过去已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通过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是当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发展和全球化浪潮，提出了一系列亟需从理论高度予以回答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科学回答和解决，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转变。从国内来看：一是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二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三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能否依据国内外的新情况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回答，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机遇。当代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必须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大有力，能够永葆革命的青春，就是因为它永远和实践保持紧密的联系，总是能够适应于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正确处理，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推动历史前进，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必须彻底摒弃“三个停留”。关于摈弃“三个停留”的思想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论处：要不断地推进改革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摈弃“三个停留”，即“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歪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这个论述已经过十多年了，但迄今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我们丰富的历史遗产，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遗产和华夏文化遗产，既为我们的立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文化基础，同时，也沉积和形成了一些传统的思想理论定势、文化定势和思维定势，不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节拍。因此，创新的时代客观上需要对我们已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和创新。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向传统理论提出了勇猛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总是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形成了“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而缺乏“实践弹性”，常常僵化地固守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改革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改革；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理智的改革，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改革只会是畏缩不前的改革。

“三个停留”是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的思想理论根源，是阻碍我们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最主要思想理论障碍。为什么有的人凡事总是丢不掉抽象的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对改革中涌现的新事物、新举措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对改革中的新成就、新经验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说到底，还是“三个停留”在作怪。只有彻底破除“三个停留”，才能为思想的更大解放开辟道路。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理论：“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着眼于”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根本观点。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不能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探索改革、开放、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使我们今后的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不交或少交学费，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就是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五、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也必须变革

社会科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是原创性创新。即提出过去没有的理论、认识、思想和学说。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创新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发明”。创新的本义就是原创，但人们的探索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现实，因此，创新不可能都是原创性的；二是发掘或发现性创新，这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即对被埋没或尘封了的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的发掘和发现，使其昭然于世，为现实服务；三是扬弃性创新。即根据新的实践，对前人创立的理论学说，肯定其正确内容，修正其错误，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四是衍生性创新。即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某种思想理论成果虽然没有错误，但由于当时实践的局限性，未能深入揭示真理和规律，根据人类新的实践对其深化，并且举一反三进一步衍生出新的理论学说，使其丰富、完善和提高；五是综合和梳理性创新。即对前人已有但杂乱无章的科学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综合和梳理，清除后人的误解和误释，使其系统化；六是阐释和转化性创新。即对人类历史是已有的理论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进行新的阐释，使其内涵发生转化，从而为现实服务；七是方法论创新。即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原则、解释模式和分析视野、分析方法的创新。由此可见，创新本身就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体系。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总是通行演绎方法，轻视甚至排斥归纳方法；通行规范方法，轻视甚至排斥实证方法。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思想上简单化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任务只不过是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现行政策和现在实践，不需要归纳当前的实践并升华为新的理论；原因之二是，我们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和评判标准，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而不需要探索客观上我们只能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诚然，在理论研究中，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也没有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社会主义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理论研究中，仅仅运用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很不够的。社会科学的创新，也迫切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这就需要从传统的、纯粹的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中解放出来，大量使用归纳方法和实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从现实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中寻求、探索和发现新的规律，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更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也才能使我们的理论更好指导实践和预测未来。

创新作为一项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性活动，既不同于一般的简单劳动，也不是对原有内容的修修补补，而是从外在形式和本质要求上集中表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突破性的发现；二是革命性的变革；三是综合性创造；四是飞跃性发展。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一个宣言，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包含着丰富内涵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创造、理论发展过程。当前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创新，起码包括以下基本内涵：第一，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第二，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门类的丰富营养，深入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成就，真正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第三，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多角度、立体型地推动着理论繁荣和进步。

六、要为社会科学的创新的建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理论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一种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只有在宽松的、健康的政治民主和宽松的学术民主氛围中，才能够把社会科学不断推向前进。在理论“棍子”、“帽子”、“袋子”、“状子”的环境中，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创新的社会环境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中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难免在某些方面还残留着封建影响和遗迹，如“文字狱”、“语言罪”、“一言堂”、“唯尊者讳”、“唯上者讳”等。在新中国过去的历史实践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遗迹往往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理论研究中“唯上”、“唯书”、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现象，曾经长期存在，教训惨重。如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20世纪60年代哲学研究中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和围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向了极端，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因言论、思想而挨批、投入囹圄甚至被整死。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因“言论”而获罪被枪决，则是成千上万类似案例的典型，由此形成了“嘴乱动，头落地”的恐怖社会气氛，也更使我国在理论界得了一种“创新恐惧症”，似乎凡是与上级领导不一致就是反党，凡是与经典著作不一样就是反马列。一句话，就是不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创新了。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能够做的，似乎就是搞注释和解说，真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5]

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这一窘迫局面，清算了封建主义遗毒。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发，新华社也向全国媒体发了通稿。该文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言论专制主义进行了针对性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激起千层浪，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兴起，为思想理论上的广开言路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帷幕的拉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笔者当时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欢欣鼓舞，坚持拥护。[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纷纷认真总结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创新，必须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邓小平同志生前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的现象深恶痛绝。1992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赶快关闭，帽子拿来我来戴。”邓小平不仅坚决反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现象，而且也提倡“不争论”，甚至说“不争论”是自己的一大发明。凡事一争论，就可能冲击宽松的学术环境，甚至阻碍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

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不能高唱空头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两个情况尤其是要予以关注。

一是在理论创新问题上不能“唯上者尊”、“唯贵者尊”，更不能“人微言轻”甚至“人微言罪”，而要在创新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有个奇怪现象：同样一个观点，大人物说了就是“伟大创新”、“发现真理”，而小人物说就是问题，就要被指责、批判。

二是不要使创新者成为“早鸣的公鸡”。公鸡如果在早晨五六点钟叫鸣，讨主人喜欢，长养好喂。如果七八点钟叫鸣，主人就把公鸡看作没用的东西，杀掉吃了；如果在三四点钟叫鸣，则会惹得主人讨厌，干脆宰了炖汤喝。有人说，搞创新型研究的人，犹如早鸣的公鸡。这多么可怕呀！例如，较早提出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的人，曾在较长时期内受到批判和指责。更无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后来中央文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之后，而较早提出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专家，似乎还是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要善待和爱护进行创新型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决不要使我们的创新型研究者成为“早鸣的公鸡”。

社会上往往存在着不尽人意、或者说不公正的事情。例如，在我国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风险和难度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所以我形容“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在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务实战线，即在实践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或者是直接投资发展私营经济的战线；另一条是务虚战线，即在理论上研究、呼吁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战线。这两条战线的目标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但结果却发生了极大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一些人直接掌管和操作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人，虽经过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最后有了收获，有的成了国有企业的持股人、控股人或高层管理者，有的经过MBO(管理层收购)方式成了企业大老板；实际从事私营企业的人，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风雨雨，但最后大多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务实战线的成就较大和知名度较高者，许多被评为改革风云人物，不少进了各级人代会、政协、工商联参政议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些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倡导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专家学者，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批判。而这些专家学者大多没有什么财富，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的中国，在不断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这些对创新者不尽人意、不公平的事情，再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了。

究竟什么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我觉得，这起码应该包括“三要三不要”的内容：要百家争鸣，不要内耗；要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不要文人相轻和相互拆台。在这“三要三不要”方面，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重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文科学的鼻祖和宗师孔子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 [7]理念，今天我们理应继承、发扬和光大。

七、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型思维。我国的社会科学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旗帜上，关键要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仅要有一个宽松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更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首先就表现在要敢于创新。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氛围越来越活跃。但偌大的中国，偌大的社会，要想创新型研究没有一点杂音、没有一点风波、完全一帆风顺，那只是一相情愿。虽然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但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争论一直存在着。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特别对有不同意见的研究问题中，存在一点争论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在争论中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中，明辨是非，或者统一认识，或者求同存异。但问题在于，总有人不愿意公开争论，而是以打棍子、戴帽子、告状子为乐。虽然我们提倡“三要三不要”，实际要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在某个时期、某种环境下、某个问题上，总会有人搞点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事，有时候还可能得逞，给创新型研究者造成不尽的麻烦，如：入不了党、升不了官、涨不了工资、分不了房子，甚至在单位呆不下去，等等，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是不少的。这是对进行创新型研究者的最大考验。

前面已经说过，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推进的。其所以“渐进”，不仅仅是因为旧体制障碍严重且盘根错节，搞急了快了阻力太大，搞不好可能翻车；而且还由于对改革的新举措、新方案在思想理论会存在着不同认识，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从改革开放的总过程来看，党的每一次会议决定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在任何时候，党和国家会议的决定都是当时各方面意见协调一致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某种超前观点、超前认识的产物。但当时协调一致的意见总是在之前讨论或争论过一段时间甚至多年了。如果没有超前的探讨和研究，就不可能有一个个党和国家会议创新型决定的形成。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理论研究者，重要的不是在党的会议后解说和宣传决定精神，这种解说和宣传工作是必要的、不可少的，但那主要是宣传部门的事；而在于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创新型探索，为党和国家下一次会议作出创新性决定进行超前行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学者至少提前五年进行创新型研究。例如，党的十五召开后，就要立即着手进行十六大理论的研究；十六大召开后，就要马上进行十七大大的研究。这应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

这种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首先表现在敢于探险的人文精神，就好像勇士们敢于首漂一条江河、敢于首登一座险峰一样。“无限风光在险峰”。理论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而创新是在探险中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和希望往往存在于险区当中，越是大险区，越出大成果。如果说，创新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杠杆，那么，探险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科学家认为，怀疑是创新的起点，我则认为，探险才是创新的真正行动。缺乏怀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时也会被放过去，而若没有探险精神，即便是有了创新的火花，也只能压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来。探险精神是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甚至比社会科学家本身的知识和智力更为重要。

凡探险的成功会带来不尽的喜悦，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漂流江河的成功多么激动人心，但有可能被急流险滩吞噬喂鱼鳖；登上险峰阅尽人间春色多么伟哉壮哉，但有可能失足成千古恨。这些不幸是要尽可能避免的，但漂流江河者、攀登险峰者都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搞理论创新也是一样，没有风险的创新与没有创新的风险都是不存在的。

前面谈到了，在欧洲历史上，布鲁诺因为赞同和支持“日心说”并且坚持不改变观点，结果受火刑而死，真使人不寒而栗。但真正搞研究搞创新并矢志不逾坚持真理的人，应当有一点“布鲁诺精神”。

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重视价值指标”、“应该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提出“利润是企业牛鼻子”。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打成修正主义经济学家，并被关押七年半。在身陷囹圄之中，孙冶方丝毫不知悔改，继续搞研究。不准写作，没收纸和笔，就打腹稿。后来被平反释放后，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宣传他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的认可，被树立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在我国破天荒地设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科学的大发展已经超越了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孙冶方精神”永存。立志于进行理论创新型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有一点“孙冶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