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1]
1983年5月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早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为人熟知,但这却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和重新探讨的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理论和理论的关系,只能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不能是来源和被来源的关系。历史上任何科学理论都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流”,而不是“源”。把实践和前人理论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多源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应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对于解决理论脱离实际、落后于实践的倾向,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实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和实践的结晶,要在新时代的丰富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什么?理论界传统的提法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一传统提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归根到底统一于实践
所谓来源,是指事物的根本源泉。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理论体系和许多科学结论是从何而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本人就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2] 毛泽东也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3]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因为认识本身产生于实践的需要,而实践又给认识提供了可能。理论则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证明了理论,这样的科学理论就是真理,亦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发展的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又是真理发展的过程。这些基本原理说明,任何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和真理,其唯一来源只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真理,其唯一来源也只能是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两位革命导师从事了毕生的理论研究。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就明确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4] 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它首先来源于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并组织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对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活动,能产生《共产党宣言》这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吗?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是紧密联系的,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离开过革命群众。他们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参加他们的斗争,正是从那里,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恩格斯亲自接触英国下层工人,直接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优秀的著作吗?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来,并创立唯物史观,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革命实践。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抛弃了前人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离不开生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并不是人类社会任何时期的生产斗争实践都可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手推磨时代”的生产斗争实践都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当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时期,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为没有大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就没有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就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没有这种对立和斗争,就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无从谈起。对此,毛泽东曾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 [5]
科学实验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然规律的揭示,对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细胞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牛顿力学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以及物质不灭定律的发现,使唯物辩证法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数学的发展和运用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头脑。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6] 恩格斯还直接论述了三大发现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发现对他们创立唯物辩证法所起的作用,他说:“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 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会贯通,予以高度地概括和精湛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无论是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还是思维辩证法,无不渗透着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和最新成果。因而,可以说没有科学试验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完整严密的辩证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但它归根结底统一于实践,来源于实践。
二、历史上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长河中“流”,而不是“源”
或许会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固然与实践分不开但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前苏联所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7] 如果把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岂不是要割断人类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割断马克思、恩格斯与前人的联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不可否认,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发展史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的,正象江河流向大海不可从中割断一样(修水坝只是截流,而不是割断)。人类任何思想理论产生与发展,都与前人的思想理论成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充分肯定人类先哲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历史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8] 任何人进行科学研究,总是把前人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把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去,从而进一步提出崭新的理论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思想的新纪元,也因为他们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实践是认识和理论的唯一来源。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人类历史时期的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流”,而不是“源”。正如不能把武汉的长江水说成是南京的长江的源、把重庆的长江水说成是武汉的长江的源一样,长江的源头只有一个,那就青海省唐古拉山脉的沱沱河。我们决不能把“源”与“流”混淆起来,如果把“流”当作“源”,那就否认了人类认识的本原。无论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和理论发展史上的“流”,决不能把它们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源”。十九世纪前人类先哲的优秀学说是属理论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属于理论性的东西(尽管两种理论有严格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类先哲的优秀理论学说,岂不等于说:理论来源于理论。任何后人的理论与前人的理论,只能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不是来源和被来源的关系。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对以下两种人,才能称其为来源:一种是编辑家,一种是剽窃者。
继承不是复制,不是作拷贝,而是扬弃,即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可以看到配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思想痕迹,我们在这些前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雏形,但却都不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剩余价值论、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只有马克思,才是这些科学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可以看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但是却找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创立者。我们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可以看到欧文、圣西门、付立叶的思想痕迹,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但却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创立者。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崭新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科学成分的收集和叠加。马克思、恩格斯是崭新科学理论的伟大创立者,而不是科学杂志的聪明编辑家。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理论体系和许多科学结论是从何而来的,而这些内容在前人的著作中是根本找不到的。比如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许多方面是承袭了黑格尔的方法,马克思说过:“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9] 马克思同时又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合理内核。”[10]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吸收和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但绝不能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就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来源。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这和前辈思想家的立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是根本不可能来源于前辈思想家们的。
无论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多少科学成分,这些科学成分也只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前提和起点,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的科学创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理论,无异于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剽窃者。想当年,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来自洛贝尔图斯时,恩格斯是多么震怒。现在,我们又怎能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理论呢?无论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多少正确的因素,但它们终究是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划时代的科学理论,与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学说,无异于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实践、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下图描述出来:
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应翻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
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那么怎样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呢?难道是列宁的著作错了吗?
否。列宁的著作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列宁著作的原文吧!
该著作收集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9卷。原文的标题是:Три Источника и Три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ей Марксизма [11]。我们所说的“来源”一词,是从俄文“источник” 一词翻译过来的 ,这是个阳性名词,这个单词是个多义词,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个意思是指“泉、源泉”,同时也引申为“来源”;另一个意思是指“史料、文献资料”,如 “外国史料”( инострание источнины)。在俄文中,这个单词作“泉、源泉”解释时,一般指某种原料的产地,某种物质的来源,如“原料产地” (источник сырья),“石油源”(нефтяной источник)。当引申为“来源”讲时,一般指消息、生活、财富的来源,如“获得可靠的消息”(сведения полученые из верного источиника),“生活来源”(источ-иник сущесттвования),“财富来源” ( источиник бога-тства)。在俄语中,当作“思想、认识”来源讲时,不用这个词,而用另一个词“исток”,这也是一个阳性名词,其基本含义就是“发源地、根源、起源、来源”,如 “河源”(исток реки);“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起源”(исто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思想根源”(идейные исток)。马克思主义是属于思想理论认识范畴的东西,其“来源”应使用“ исток” 一词,而不应使用“источиник” 一词。因此,把列宁这篇著作书名中的“источиник”一词翻译成“来源”是不准确的。
另外,我们再看列宁这篇著作书名的英文翻译。其英文翻译是The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在英文中,俄文的“источиника” 翻译为“sources”。英文中的“source”正好是与俄文“источиник” 相对应的名词,其基本含义也有两个,一个是“源泉、本源、来源”,如“财源”(the source of revenue),“富源”(the source of wealth );另一个含义与单词book的一种含义相同,即“史料、原典、出典书”,如“史料”(historical sources)。
从以上两种文字的对比看来,把列宁原著书名中的“источиник” 翻译成“来源”都是不恰当的,拟翻译成“史料”更妥当些。
我们还可以从列宁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来说明这个问题。列宁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前人思想理论主要优秀成果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12]
在这里,列宁并没有把人类先哲的优良思想理论成果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是看作起点和基础。在这篇著作的三部分内容里,列宁分别阐述了马克思是如何捍卫和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具体指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和前人学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阐述这些相互关系时,列宁始终没有使用“источиник” 这一词。只有两个地方使用了“исто-чиник”这一词,那是指资产阶级 “利润的来源” (источиник п-рибыля)和“财富的来源”(источиник ботства)[13]。该文前言中也有一个地方使用了“источиник”一词,但在这里应翻译为“史料”,而不是“来源”[14]。列宁虽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继承关系,但也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前人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简单继续,而是一种科学创造。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列宁说:“马克思并没有停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15]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列宁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 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6] 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 者的社会力量。……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 [17]
由上可见,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总是看作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史前理论文献和史料,而不是看作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来源。列宁这篇著作中所使用的“ источиник”一词,正是“史料、文献”意义上所使用的,而不是在“源泉、来源”意义上使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翻译有误,应翻译成《马克思主义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
四、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理论的提法,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信守着这一提法,也就形成了这一观念,既然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是来源于前人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当然也就可以从我们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去引用了。这样一来,实践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中不见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被我们忽略了。
1978年,我国理论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却忽略了理论是从哪里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来源于什么这个重大问题。这样,就给唯心主义认识论,给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和藏身地。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理论脱离实践、落后于实践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根治,常常出现“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的背反现象。理论本来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科学地指导实践,然而,在实践与理论的“竞赛”中,常常是实践获得“冠军”,而理论往往是跟在实践的后面爬行,可称之为“爬行理论”。一种新的实践出现以后,理论往往是先“站”出来责备一通,当实践已结出丰硕成果之后,理论然后再“认输”,再回头支持,真可谓“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经院理论”的“铁门”,而“理论来源于理论”观念则是这个“铁门”的“门枢”和“门扣”。
我国正处在一个新历史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观念都正在更新,新的事物层出不穷,许多新的实践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成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科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如果按照“理论来源理论”观念,就只好在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设想了未来世界的一个轮廓,而并未规定每一个步骤。恩格斯在谈到如何对待他的理论时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18] 他还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先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 [19] 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方面把一门科学推向前进。” [20] 这些经典论述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只有敞开的理论才能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封闭的理论只会使自己停滞不前,从而成为僵化的理论。社会主义实践促进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社会主义实践。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理智的实践,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实践只能是畏缩不前的实践。由此可见,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唯有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 在新的实践中去探索,而不能根据“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在已有的理论中去摘取。
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来源于新的实践,但新的实践并不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理论,而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理论探索过程,也是理论思维过程,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21] 。进行理论探索,必须遵循“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坚决摒弃“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因为只有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而源于理论的理论,往往是“贫血”的理论。
由于有“理论来源于理论”之说,因而,多年来,在我国的理论探讨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寻找“理论依据”。每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新生事物,在分析和研究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下这种新生事物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到“理论依据”,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定性,或者在定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致于使得一些有效的新生事物不能得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为什么我国一些理论文章“灰”色很重,缺乏可读性,就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不是在实践中探索理论之源,而是在理论中探索理论之源,探来探去,引经据典,以至于有的文章和书籍,只有排列组合的数学意义,而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却缺少有意义的实用价值。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最高法官”,而不是相反。评判新的实践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这种实践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处处以某个“理论依据”为转移,社会主义就无法前进。
之所以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在思想上继续存在着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虽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但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却以潜在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是对马克思的尊敬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却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只有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充实新鲜血液,从而保持旺盛的理论生命。
所谓“理论依据”,无非是过去实践的理论结论,过去没有过的实践,当然就没有这种理论结论。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当已有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有效的新实践相一致时,我们就用这种“理论依据”;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依据”,我们就根据新实践,创造出新“理论依据”;当原有的“理论依据”不符合新的实践的要求时,我们就应该修改这种“理论依据”。正如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一样,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着的板块结构,到若干年以后,大陆结构和形状变了,如果还使用现在的地图,或者要以现在的地图为依据把大陆搬动一下,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社会主义实践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理论“以不变应万变”,这种理论其意义何在!重要的在于为理论寻找实践依据,而不是为实践寻找“理论依据”。在理论探索中,要怀揣原理,着眼实践,而不要事必找“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了。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或许有人说,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已不是叫了几十年的“理论联系实际”了吗?我说非也!“理论来源于实践”明确表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表明了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主从关系。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成了独立于实际之外的存在物,理论成了联系“主体”,实际倒成了被联系的“客体”,这就把实践和理论的主从关系给弄颠倒了。因此,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不妥,应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提“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的结晶,时代又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结晶应当发展,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而未知的东西深深蕴藏在活生生的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实践中发掘自身,创新自身,丰富自身,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指导人们进行新的实践,开创时代的新局面。在新的实践中,在新局面的开创性活动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就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