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改革的历史，改革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都酿成了一场又一场历史悲剧，历史上的改革只是扭曲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个个大无畏的改革家，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只是在身后历史学家的笔下才得到崇高的评价。唯有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在当代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够稳操胜券，并取得巨大的成效？大成功必定有大智慧。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我认为这个大智慧可概括为“一刚多柔”、“刚柔相济”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非对称组合”的改革之道。

“刚”、“柔”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蕴含着丰富的辨证哲学思想。《易经》中论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指出了宇宙运行的法则,并认为有了刚柔，就可以判断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易传》则指出“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认为刚柔可以象昼夜一样相互转换；“《道德经》提倡“贵柔”之道，特别强调以柔克刚，认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刚柔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其丰富的内涵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乃至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和坚强政治基础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这是中国所有事业的刚性原则，也是改革开放的刚性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社会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存在着不同声音。但笔者认为，正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刚性原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第一大智慧。

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共产党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先决性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近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成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大智慧和经验可能与“华盛顿共识” 和“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极端内容是严重冲突的，因为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极端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一党政治和权威政府、主张弱化政府甚至是“守夜人政府”。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凡是弱政府、弱权威时代，必定是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国家统一、强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必定是强政府、强权威时代。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柔性”智慧

这主要表现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论模式或改革路径：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激进式”改革具有很强的刚性，就好似要把一座旧城一下子彻底摧毁夷为平地，在短期内再建一座新城，这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则具有较大的柔韧性，它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了一个个缓冲带，这有利于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其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就好像修一条水渠，土一点一点挖，石头一块一块砌，最后水到渠成。中国改革开放则采取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

例如，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不搞“雪崩式”私有化，而是渐进式多元化。当国有企业改不动时，先不要硬碰硬急于改革。一方面，逐步在国有企业内注入新体制因素，让新体制因素逐步“蚕食”旧体制因素，促进新体制因素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成长；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旁边发展起来一批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形成强有力竞争，以内在压力和外部示范两重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在改革早期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和人们社会承受心理还比较脆弱情况下，强行和硬性在国有企业搞资产重组并购和职工下岗分流，势必会使百千万职工利益受损，可能激化矛盾从而可能产生难以设想的灾难性后果。

三、“刚柔相济”

“刚柔相济”是中国历史实践形成和积累起来的重要智慧，这在中国近30年的改革也充分体现。

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刚性”原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本身，也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不断转型、不断完善，以不断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客观需要，比如实现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我调整。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刚性”原则也是刚中有柔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是“刚性”，但我们从来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是“入宪”了的“刚性”目标。但在改革过程中怎么改、怎么搞，都在不断探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柔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至整个工作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刚性”原则。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与时俱进”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柔性”。我们的所有改革开放的决策、政策，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和某些结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搞经济政治齐头并进的一揽子改革，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开辟战场。30年来，不断地有国内外人士批评和指责这是“保守主义”，呼吁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甚至政治还应该超前进行，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殊不知，正这种“保守”却是中国改革理性和成熟的表现，所以我把其称为“理性保守”。既定的政治体制比既定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而且，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则很难实现“帕累托改进”，世界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历史都表明，对政治改革不能“图痛快、图风光”。想当年，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多么的风光，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紧步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喝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中国的不少人也被搞得眼花缭乱。但戈尔巴乔夫把“诺贝尔和平奖杯”还没捧热，前苏联东欧的执政党和国家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人民和历史所永远抛弃。现在俄罗斯人民普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历史罪人而鞭打。

社会不稳定是一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第一大天敌，因为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改革的社会成本骤增，一旦社会不能承载这个成本，必然会使改革停滞甚至逆转。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就是全局性的，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收拾残局都措手不及，还谈何改革。正是经济改革的“理性激进”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确保了中国的长期稳定，从而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人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无论是从世界民主化潮流推动，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推向前台。但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所以，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是“刚柔相济”最精彩、最成功的体现。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无论怎样概括和归纳，归根到底归结为一条，诊断和把握好中国自己的脉搏，并用中医的方法对自己进行辨证施治，那就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埋头老老实实力求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30近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的任务不仅远远没有完成，而且还存在着许多人民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还正在探索着怎样深化改革和推进改革攻坚，还将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依靠大智慧取得了改革的成就，我们还将继续创造性的发挥大智慧，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大改革开放的大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成就和大智慧，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它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具有深重的历史包袱、不发达的经济条件下和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