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谢伟思1944—1945年的延安报告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后随父母返回美国接受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谢伟思从青年起立志于外交事业，1933年通过美国国务院资格考试，1936年正式任外交官，曾先后在中国上海领事馆和重庆大使馆任职，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展示出外交才能。1943年8月起，谢伟思在史迪威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广泛考察中国社会，深入乡村边远地区，体验普通百姓生存状况，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谢伟思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不但与宋庆龄、冯玉祥等爱国人士和国民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有交往，甚至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保持着经常联系，成为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共同抗击日本，谢伟思1943年1月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关于国共形势的报告，最早建议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1]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则希望美国政府在延安设立领事馆，以便双方合作。而最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关系的蒋介石，寻找各种借口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史迪威等吁请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这就是“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赴延安的由来。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进驻延安，成员包括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斯、三等秘书谢伟思等人，其中谢伟思还被委任为小组政治顾问。 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标志着中共与美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官方联系，谢伟思和观察小组因此成为最早代表美国官方与中共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美国人。
延安印象：“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
谢伟思作为军事观察小组成员，不仅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根据地, 见到了陈毅、林彪、聂荣臻等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谢伟思和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成员一致认为：与在国民党统治区相比，他们似乎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2]不论是延安军民的精神气质还是延安的气氛，都与重庆迥然两样。
1944年7月28日，谢伟思在《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报告中写道：“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3]
谢伟思报道了延安令人鼓舞的形势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与经济萧条、官僚腐败、特务横行的重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反差不禁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本)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议!”[4]
“更像美国人”：谢伟思眼中的中共领导人
在重庆时，谢伟思与国民党领导人有过广泛接触;到延安后，他与中共领导人也进行了很多接触，使他对二者有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共领导人都十分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而重庆的官场里充斥着腐朽和等级制。在谢伟思看来，中共领导人给人以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青春年华。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差不多都是40多岁，少数是30多岁接近40岁。正是这种年轻且精力充沛，使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显得十分活跃而称职。在这个集体中，看不到半饥饿的、贫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同样也看不见吃得肥头胖耳的官吏和官僚派头的人。[5]这种活力不仅表现在体质上，也表现在智力上。中共领导人的知识、兴趣和阅历都是极其多样的，他们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坚强信念的人，谢伟思称之为“韧性”：他们具有耐心，他们在这方面受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他们将会妥协，如果这确定是符合党的最大的、长远的利益的话;当一旦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奋起战斗;并且他们可能会是严厉和无情的，如果必需的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畏惧或个人利益都是不会加以考虑的。[6]
第二，一贯井然有序。这种特点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因为在延安普遍存在着一种认真的气氛和高效率。中共领导人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感和牢固的团结，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身攻击、妒贤嫉能和小集体主义。没有一个人给人以“政客”的印象。他们是在一场斗争中升到高位的，而斗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创建了一部政治机器、玩弄诡计或是利用有利的个人关系，而是依靠实际的成就。[7]
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就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撰写了大量报告，对中共领导人的素质和个人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看来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东方人。”[8]
毛泽东的谈话：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
1944—1945年，谢伟思先后两次来到延安，居留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期间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其中，谢伟思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记录最为精彩和宝贵。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国共两党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还涉及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代表中共多次表达了对美国的善意，并期望美国能够作出积极反响。
1944年8月23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后，毛泽东邀请他到枣园自己住的窑洞里正式谈话。[9]话题主要围绕如何避免国共内战和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展开。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在正式意义上说，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政治改革“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假如说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10]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毛泽东认为，如果“美国坚持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这次会谈持续了六个小时。
这次谈话，正如戴维斯后来评论所说：“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谢伟思深知谈话的重要性，他将谈话内容的详细记录于8月27日报告给华盛顿方面。但遗憾的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又约谢伟思进行长谈，用精确的话语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想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的仅有的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接到要其“最快”返回华盛顿的命令。由于没有说明召其回国的原因，谢伟思本人以及中共领导人都乐观地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要与他磋商关于中国的事情。4月1日16时，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其住所恳谈，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共、中美和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议题，无论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以往历次谈话。围绕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作了如下阐述：“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哪怕是一门炮或者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毛泽东等人表示，“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建设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实现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的友谊。”总之，毛泽东的谈话表明当时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希望继续扩大合作，明确传达了中共领导人对与美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诚意和期盼。
对照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的正确性。尽管毛泽东的谈话早由谢伟思详尽而及时地报告给了美国政府，但这些报告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直到1969年尼克松当政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实现关系正常化开始进行秘密接触时，谢伟思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报告才首次被公开披露。
“援助中共”：给美国政府的中肯建议
作为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谈不上共产党的同情者，但他心中充满着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经过与中共领导人的逐步深入接触和交往，谢伟思和观察组成员最终认识到，中共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绝非苏联的“代理人”或“附庸”。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中共必定会在战后的内战中取得胜利，从而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因此，在援助国民党抗战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应给中共以必要的支持。从长远和大局考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调动一切力量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战后与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富有深意的真知灼见。
1944年11月，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微妙地从过去的“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但其实是单方面支持蒋介石。面对这种新局面，谢伟思在此后的报告中仍然向美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美国应该采取一种现实的对华政策，援助中共，联合抗日，这将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产生深远而良好的政治影响。1945年2月28日，在谢伟思起草由大使馆全体外交官联名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著名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可见，谢伟思所追求的理想的中国是一个统一、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份电报完全是基于美国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这份电报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美国政府内部围绕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谢伟思等人因此被调离中国，并随后遭受“丢失中国”的指责和“麦卡锡主义”的严重迫害。
“友谊之桥”：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贡献
1945年4月4日，随着谢伟思被迫离开延安，中共与美国政府间仅有的一点联系也切断了。谢伟思回到美国后更是厄运不断，始料未及。同年6月6日，由于将自己所写的文件借给《美亚杂志》编辑贾菲而牵扯进“美亚案件”，谢伟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阴谋违反间谍活动法的罪名逮捕。8月，尽管美国大陪审团宣布谢伟思无罪，然而随着战后美苏间冷战的降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美国国内恐共症弥漫，极右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泛滥，谢伟思以及他那一批希望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蒋介石政府打交道的“中国通”们，被扣上“共产党同伙”等“罪名”，遭到政治迫害。1951年底，谢伟思被美国国务院强行开除，后来虽然重新回到国务院，但一直得不到信任和重用。1962年，53岁的谢伟思提前退休，离开了他曾立志献身的外交事业。可贵的是，谢伟思尽管屡遭政治迫害，却始终坚信自己的观点。
谢伟思对发展中美关系、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方面的历史贡献，中美双方都有客观的评价。如《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作者迈克尔·沙勒认为，在1944年7月谢伟思去延安前，可以说没有几个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看法，他们所知道的点滴情况大多来自第二手资料。就连后来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也承认，谢伟思“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保持融洽的关系”。“他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政治形势分析，因为政治形势影响着中国政府的作战潜力，连带地也影响着在中国的美国部队的作战潜力。”在中国方面，1944年7月2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称谢伟思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朋友”;1945年6月初，延安《解放日报》针对谢伟思被捕事件发表社论，将其视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前夕，谢伟思应周恩来邀请于1971年9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美国客人访华，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也充分证明了他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地位。
1972年2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一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谢伟思去追述往事。谢伟思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历史已经证明谢伟思是对的。
注释：
[1][9] 于化民《美国“亲共”外交官谢伟思的风雨人生》，载于《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2][3][5][6][7][8][10]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页，第181—184页，第197页，第198页，第199—200页，第202页，第254页，第254—255页，第260—261页，第327页，第337页，第337页，第317页。
[4] [美]凯恩·博斯特尔《“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载于《书摘》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