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转型；而中国政府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能否破除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行为。

政府特殊利益在膨胀

政府过度主导经济生活，容易导致政府与民争利。具体包括政府招商引资、开办国有企业、直接投资、经营城市、土地征用与出让等。现在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民形成了双重剥夺：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却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市化成为圈地化，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获取土地城市化后的增值收益之外，这构成对农民的再次剥夺。

政府与民争利，还表现在政府过多开办国有企业以及国企任职的官员拿高薪。国有企业主要应该集中在市场不能企及的公共领域，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坚决废除国有企业高管层拿高薪的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凡是能在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轮回任职的官员，工资可以比在政府任职略高一些，但一律不能拿市场高薪。总经理的待遇要与企业的业绩相联系，可以拿高薪，但必须经由公开招聘，且永远不能回到党政部门当官。

正是由于政府存在着明显的与民争利现象，从而强化了其特殊利益倾向：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利益个人化。

特权顽症。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特权支撑的、巨大的官僚体系，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比如领导干部享有个人专车，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别说退休领导人员不可能拥有专车，连在职官员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拥有专车。但在中国却畅行无阻。尽管社会对“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这个问题依然长期得不到应有解决，甚至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

公共属性被异化，政府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由于强势利益集团干扰太多，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2006年提出以来至今难有大的突破。如果说过去中国更多的是面临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利益之争。

有人说，中国的权力、资源、资本三者叠加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正在吞噬全国人民的福利。以垄断行业为例，2008年全国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形成了巨大的行业不公。

政府特殊利益膨胀，造成行政垄断严重，市场规则被破坏，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性受到质疑，政府公信力下降。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每年发生近10万起，这与政府的公共治理不当甚至侵害公众利益有直接关系，值得我们警醒。

关键是抑制政府的特殊利益

一是理念上要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甚至将之合法化的思维。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许多政府官员头脑中，不仅看不到处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且往往将之简单化，还自觉不自觉地捍卫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甚至将之合法化。

二是要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把政府行为的行使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从根本上说，政府只有不乱作为，不越权，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政府的特殊经济利益。

三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包括减少行政审批、铲除腐败温床，公开官员财产，降低行政成本，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从全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的审批范围这样广、面这样宽、程序这样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这样大。中国的审批制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怪胎。这个怪胎反过来是要“吃人”的。有这么多的官员在这个怪胎面前“败下阵”来，就是很好的注释。资料显示，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每年抓出的省部级腐败分子平均达到8人，而2009年竟然达到20人。反映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前的体制机制所致。1974年之前的香港也很腐败，1974年，香港创建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完全独立，只向总督负责，公署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及管理非常严格，工作人员有任何瑕疵都要离开。从此，香港的廉洁度直线上升，在全世界公共治理评价中，廉洁指数近几年连续排在世界前几位。香港反腐成功的例子再一次证明，制度好可以使坏的行为受到约束，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

所以，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干部选拔制度。在官员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加大对官员的问责等方面要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说到底，中国的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有了真正的进展，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未来改革才能够步入一个新的境界，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