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联想控股集团董事长的柳传志，在接受《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希望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近期目标是发展精英民主，未来目标是实现大众民主。他所讲顶层政改和精英民主的主要措施，可以概括：渐进改革、顶层设计、民生公平、法治权威、精英选举、有担当的政治家等。如果有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坚持民生至上、公平优先的民主化原则，那么，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也许正是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理性并可行之路。

渐进推进政改，通过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

柳传志说到，我原来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因此，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于是，他希望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他自己多次表示，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推进。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而且，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如果企业家们真心希望和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发展，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柳传志坦陈，中国走改革发展之路是为了要避免再搞暴力革命。他特别强调，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如果相反，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实际上，他这一是从保护经济精英群体以及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暴力革命的，因为，中国现代的暴力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二是担心中国再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不希望中国再走暴力革命的政治发展道路，而是希望“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其实，他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国不渐进的推进政治发展改革，必然会被逼上暴力革命的绝境，这就是中国历代没有逃脱的“政治周期率”。

柳传志政改希望的核心之点是，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方向是民主化，是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他多次强调，“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如果从民主的主体与方式来看，在一个国家，如果由全国公民中的一部分被称之为“精英”的人投票选出政治领导人，可以称为“精英民主”，而由全国所有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按照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原则选出政治领导人，可以称为“选举性大众民主”，那么，由全国公民依法通过诸如全民公决和全民复决、集会游行示威以及其它监督方式行使民主参与权的，则可以称为“参与性大众民主”。以此来看，柳传志所讲的“精英选举”就是精英民主。而他所讲的“一人一票的大民主”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说法，因为，特别在中国，“大民主”有特定的含义，即是指群众运动或者“文革”式的大呜大放大字报等具有“暴民政治”特色的政治运动。所以，“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不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性大众民主”即“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如果说，柳传志“一人一票的大民主”的本意是指“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那么，他就是认为中国政治改革发展，应该是通过精英民主渐进地走向大众民主。果真如此，这也不失为一理性并符合实际的中国政治发展发展之路。

通过顶层设计与改革，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对于走向民主的中国政治改革，柳传志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有一个总体设计，要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通过这种顶层设计与改革，以便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柳传志所希望的中国的顶层政改与良好的政治体制，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能照搬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二是要有目标，即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关注民生公平。他的理由是，现今中国的人们还有诸多不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为此，改革的动因和目的也应该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要走向普遍富裕。他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他甚至从新加坡的案例说明，需要先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1986年他访问新加坡的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基于这些理由，他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的确，中国所要推进的政治改革发展，的确应该坚持民生至上、公平优先的民主化原则。

三是要树立法治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柳传志认为，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 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因此，他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他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基于此，他希望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加强人民对官员的依法监督，应该按照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所指出的，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还要建设法治社会等。不错，政治的法治化，应该是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重要目的和内容，但现状却很不让人乐观。

四是坚持精英选举，党内民主选举先行。柳传志非常担心和害怕“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他说，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因此，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这里，可能由于他将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与“文革”式的群众运动等同的起来，于是，他预言，现在一人一票会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情景。由此，他希望改革，但希望在当下的中国，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要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而且，根据他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应该承认，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通过民主、法治和公开的方式选举产生，不搞黑箱操作，即使是精英民主或党内民生选举，也是一种进步。实际上，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民主，最初也是从一部分公民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等有权选举政治领导人开始的。随着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深入，西方各国才逐渐地由精英选举民主扩展到大众选举民主以至大众参与民主的。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超越西方民主化的渐进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