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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日本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

 时间:2012-12-25 12:52:00 |  赵磊 幸尧 | 字体:【 】| 阅读: 132

说到日本政治,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正常国家”,与此话题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日本政坛为何难逃脱短命首相的魔咒”。的确,频繁变换的日本政坛难以使这个国家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

近十年,日本政府变动频繁,一年差不多就是一届政府的平均寿命,鸠山由纪夫更是只有短短的10个月任期,“一年一相”成为常态。2006年以来,日本政坛已经更换了6位首相,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走马观花似地亮相于日本政坛。日本政局的频繁变动不仅对其内政影响颇大,也直接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就连日本的“娘家人”美国也提醒日本,希望日方能提高政要人事的持续性。甚至,美国政府已多次搞错日本政府高官的姓名和职务。美国直言日本政治领导人更换得太频繁,有必要稍微稳定一些。

政策持续性的基础是政要人事的持续性。一般而言,内政、外交政策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频繁换帅,导致竞选者喜欢用“花哨的”、“偏激的”言语赢得眼球、争夺选票,从而使日本社会形成一种“轻浮的”、“喜新厌旧”的氛围;而当选后,新的领导人往往又难以兑现承诺,反而成为在野党攻击的对象和罪证,如此反复,恶性循环。

日本政坛短命的表面原因,无外乎是:官员丑闻不断、党内要员不断流失、外交政策频频失分,等等。深层次原因在于:国会制度设计产生“扭曲国会”,现任首相一旦与在野党关系搞僵,离下台日子也就不远了;日本首相表面风光,实际并非权力中心,职业官僚们是“铁打的营盘”,担任首相的才是“流水的兵”;政党组织松散分化,派系林立,政党之争往往在于自身利益,而非国计民生,挖空心思地互相攻讦,千方百计地曝光对方丑闻,都是为了问鼎首相宝座,于是上演了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政治文化僵化,日本“世袭政治”不断诞生的“公子哥”难出有抱负、有远见的首相,等等。

导致上述结果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出现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日本国民对执政党的信心不断减弱,对其态度不断由“期望”转为“失望”。由此,日本社会陷入整体焦虑和躁动不安的状态。前辈们留下太多的“负遗产”,大都是由一些结构性的或长期积累的矛盾造成的,积弊太深,难以根除。因此可以预见,安倍的政治前景不会比前面几任短命首相的处境好多少。

进入21世纪,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更趋复杂。在政治上,几乎所有的日本首相都想带领日本摆脱“不正常”状态,成为正常国家,而“正常”和“不正常”是一种辩证法,有些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途径和方法的结果恰恰使这个国家不正常了。如以极端和保守的方式体现日本的存在价值,甚至不惜同周边国家发生外交摩擦和军事危机,脱离战后以经济为中心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应该说是朝着错误的方向“正常化”。在经济上,几乎所有的日本首相都想带领日本摆脱长达20多年的大衰退,但频繁的首相更迭,很难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贯性,不但不能扎实地履行国家发展目标,其制定的经济计划也没有足够时间加以落实,有的内阁甚至没等制定出完整的经济计划就宣告破产。同时,面临中韩等国家高速、持续的经济发展,日本民众的“优越感”和“幸福感”渐渐淡去。在外交上,日本政策缺乏独立性,往往被看作是美国的小伙伴,日本民众越来越反对这一定位。特别是驻日美军的劣行,导致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不满其不作为的政府;但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的确离不开美国,这一复杂情绪依然浓厚。追求地区政治大国的抱负与“傍美”外交战略的矛盾一直阻碍日本外交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日本外交政策存在不连贯性。鸠山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并就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与美国发生摩擦;菅直人上台后则积极修补美日关系,使日本外交政策在一年内由“脱美入亚”变为“亲美反华”。频繁变化的外交政策使日本贴上“背信弃义”的标签,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负责的大国形象。在对华政策上,两面性长期延续。“政冷经热”,政坛集体右倾化,经济上依赖,安全上对抗,地缘上争夺,地区安全利益摩擦加剧。为了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充分发挥其作为美国战略支撑点的作用,加强在海洋问题上对华制衡,使敏感的中日关系难以“软着陆”,继续蒙上紧张的面纱。

最近,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推动日本社会更加躁动。这次大选中,所谓“第三极势力”的日本维新会成立不足三月就得到众议院480席中的54席,超过同自民党联合的公明党23席,其总裁“购岛”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更与长子石原伸晃及三子石原宏高一起当选众议员。事实上,这表明维新会已经成为实质性的“第三极势力”,因为得票率的多少直接反映日本老百姓对其的支持率。虽然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只有59.3%,是战后新低,但仍然彰显了极右新兴政党的民意基础。迄今,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证明他们的行政能力,而且内部裂痕明显,他们不过是抓住一些片面现象,用极端的语言煽动选民情绪。但这一势力已经给日本政坛带来了一些突出的变化,如日本政坛的主导力量在内外政策制定上有向右翼某些主张“靠拢”的迹象。

眼下,日本经济仍然面临衰退的风险,前景不容乐观。据日本财政省的报告,到2013年3月,日本的长期国债和地方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96%。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截至9月的3个月期间以 3.5%的年率收缩,第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9%,这是过去3个季度以来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安倍曾许诺,效仿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采取无限额货币宽松政策,争取使日本通胀率达到2%—3%,以击退通缩和提振经济。日本的财政扩张短期可能有助于提振经济,长期来看必然是留下更多政府债务。同时,日元汇率继续上演“过山车”行情,安倍即将推行的货币政策只会令日元进一步疲软。

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上,安倍将面临比其前任更加复杂的状况和沉重的压力。当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国内经济挑战时,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外交政策往往变得不理性,日本同周边国家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将有可能上升。在竞选过程中,安倍推出的自民党竞选纲领的竞选口号是“日本复兴”,并声称将为保卫国家领土、保护国家利益而战,恢复日本人的国家自豪感。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454名新当选的众议员中有343人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超过了全体480名议员的2/3,达到了提案修宪的条件;在修改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更有约八成议员表示允许,仅15%的议员反对。日本众议院是日本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立法机关,现在自民党已经以压倒性的优势拿下众议院的控制权,日后日本采取推动修宪、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等强硬举措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日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张。

日本的民意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欺软怕硬”的博弈关系。面对富有主见和自信的政府,民意倾向于接受政府的引导;而面对缺乏主见、缺乏明确执政理念的政府,民众的耐心十分有限。频繁更迭的日本首相和政府日益在博弈中成为民意的俘虏。处于“政治不稳—经济停滞—民意支持率下降”的恶性循环中,民意对政府的决定作用被不恰当地放大到一种最为直接的地步,政府完全为民意所支配和左右,独立地位和领导作用丧失殆尽。一旦经济持续低迷,与周边国家冲突不断,让民众感知到国家实力下降,便会提升或动员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任何恐惧会导致更加非理性的政策抉择。

总之,日本不缺乏政治家、政客,但缺乏战略家,缺乏真正能够带领日本人民摆脱经济困境、改善日本同周边国家安全困境的富有远见的战略家。战略家难得、不能换,政客可以换,所以“频繁易主”成为日本的正常现象,但却使日本离受人尊敬的“正常国家”的道路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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