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美国《外交》杂志3-4月文章：冲突是选择，而非必然（亨利·基辛格）
2011年1月19日，在胡锦涛主席结束访美之际，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将共同致力于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全面的美中关系”。双方对各自主要关切的问题做出保证，宣布“美国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则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此后，两国政府已着手实施上述目标。两国的高级官员已经互访，并将在重大战略和经济问题上的交流制度化。军方之间的接触已经重新启动，从而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而且在非官方层面上，所谓的第二梯队也在探讨美中关系的各种可能演变。
然而，随着合作的增加，争议也日趋激烈。两国的一些重要团体都声称中美之间争夺霸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或许已在进行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呼吁美中合作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甚至是幼稚的。
相互指责出现在两个国家内部不同但对等的分析中。美国的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的政策具有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统治西太平洋地区的强国以及将亚洲整合成一个服从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在这一思维中，即便中国的绝对军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北京仍有能力在与华盛顿爆发军事冲突时构成无法承受的风险，而且它正在研发越来越尖端的手段以抵消美国的优势。中国无懈可击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还将配备射程不断扩大的各种反舰弹道导弹以及在诸如网络空间和太空这类新领域里的不对称能力。通过外围的一系列岛链，中国可确保海上的主导地位，一些人士担心，一旦有了这种屏障，中国的邻国因对中国贸易的依赖以及对美国的反应能力心中无数，就可能会按照中国人的意思调整各自的政策。最终，这可能导致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地区的亚洲集团。最近美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至少含蓄地反映了某些不安。
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官员宣布这一战略是中国的实际政策。他们所强调的其实正好相反。美国的战略关切以及与整个东方世界作战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放大了。在这些理论中——各种理论版本在美国的左翼和右翼中都有各自的拥趸者——同中国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源自于中国的国内结构。有人断言，和平将取得全球胜利，而不是来自合作诉求。例如，政治学者阿龙·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写道：“中国将毫无理由害怕其他的民主国家，更不会对之诉诸武力。”
在中国方面，对抗性的解释则遵循一种相反的逻辑。他们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受了伤的超级大国，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的崛起，而中国则是最没有悬念的挑战者。一些中国人士认为，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一定是通过军事部署和各种条约承诺来围堵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从而防止中国扮演中央王国这种历史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与美国之间任何的长久合作都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它将只会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这一压倒性的目标。系统性的敌意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在美国的文化和科技的影响中，被描述成一种旨在腐蚀中国国内共识和传统价值观的恶意施压。而最强硬的声音则坚持认为，中国在敌对逆流前一直过于被动，中国应该直面那些有主权争议的邻国，用战略分析师龙涛的话来说：“说理、谋划、在局势失控前先发制人……发动一些小规模战斗以阻止进一步的挑衅。”
历史未必会重演
那么，寻求一种合作的美中关系及其相关政策有何意义呢？可以肯定的是，大国的崛起在历史上往往会引起新老强权之间的冲突，但情况已经变了。要是早知道整个世界在战争结束时成啥模样，那么在1914年轻率参与世界大战的领导人是否还会那样做，这一点令人怀疑。当代领导人不可能抱有这样的幻想。发达的核国家之间一场重大战争肯定会带来与预想目标不相称的人员伤亡和动乱。先发制人几乎毫无可能，尤其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民主国家。
一旦遭遇挑战，美国将会为保障安全不遗余力，但它也不该将对抗视为战略选择。在中国，美国将会发现一个在好几个世纪里精于持久战策略的对手，信奉的是从心理上拖垮对手。在实际的冲突中，双方都拥有给对方造成灾难性损失的能力和才智。在这样一场假设的战火接近尾声时，所有参与者都将精疲力竭。届时，他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他们在今天所面对的那项新任务：构建一个让两国都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秩序。
双方在冷战时期用来遏制原苏联扩张的各种策略并不适用于目前。原苏联经济疲软(军工生产除外)，而且对全球经济没有什么影响。中国与原苏联绝交并驱逐其顾问后，除了少数几个被强行纳入原苏联轨道的国家之外，很少有国家同莫斯科继续保持经济关系。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活跃因素。它是所有邻国和包括美国在内大多数西方工业大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长期对抗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并给所有国家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
中国也会发现当年应对原苏联冲突的那种战略并不适合于对抗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而且没有一个亚洲国家——会把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看作是必须“斩断”的“触角”(邓小平当年关于原苏联前沿部署的形象说法)。即便那些没与美国结盟的亚洲国家也希望美国承诺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并希望近海驻军确保其所习惯的世界。印尼的一位高官对美国同行表达出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不要抛弃我们，但也不要迫使我们做出选择。”
中国近来的军力增强并非是一件不寻常之事：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没有将经济实力转变成某种军力的增强，那才更不寻常。问题是军力的增强是不是无限制的以及将被用于何种目的。如果美国将中国军事能力的每次增强都视为一场敌对行动，那么它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为各种古怪目标而陷入无尽争论之中。不过，中国鉴于自己的历史也必须意识到防御和进攻能力之间的细微差异，以及无限制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中国领导人有充分理由拒绝国内要求采取强硬态度的呼声——正如已公开宣称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皇朝扩张靠的是同化而非征服，或者是让入侵者归顺中华文化，然后将其领土并入中国的疆域。军事称霸亚洲是极为困难的。在冷战期间，与原苏联接壤的是一些因战争和占领而被削弱、并依赖美国进行防卫的弱国。中国今天在北方面对着俄罗斯；向东则是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的日本和韩国；往南是越南和印度，而离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不远。这些国家都不是容易征服的，反倒有被围之忧。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军事传统，一旦领土或推行独立政策的能力受到威胁，那将构成难以对付的障碍。好战的外交政策将会驱使所有这些国家或其中某些国家之间进行合作，唤起对历史的回忆。
应对新的中国
中国至少在中期内保持克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所面临的国内调整。在中国社会里，缩小发达的沿海地区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的目标变得既迫切又难以捉摸。文化变迁加剧了这种挑战。未来几十年将会首次目睹独生子女家庭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面冲击。这势必修改一个传统上由大量家人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的文化模式。当4个祖父母辈争夺一个小孩的注意力，并将各种以前对许多子女的各种愿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时，也许会出现一种坚持不懈的成就和大量的、也许无法实现期待的新格局。
这些社会和政治转型必然会在美国引发兴趣和期盼。美国的直接干预将是既不明智也无成效的。但以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来转变中国体制的系统性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中国，大多数人将会用民族主义的多棱镜来看待这点，从而令人想起早期的外国干预。
这种局势所要求的并不是放弃美国的价值观，而是对可实现的价值和绝对价值加以区别。美中关系不应被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也不能把中国的崛起假设成是美国战略的失败。
合作对双方的成见提出了挑战。美国一向很少面对过这样一个国家，在规模、自信、经济成就以及国际视野方面相似，但却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而中国也历来没有如何与一个长期在亚洲存在、理念不适合中国人观念以及同周边邻国结盟的大国友好相处的经历。而在美国之前，一些国家这么做都被看作是企图主宰中国的一个前奏。
最简单的战术是坚持用占优的资源和物力压垮潜在的对手。但这在当代世界几乎是不可行的。中国和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各自持久存在的现实，彼此都不会将自身安全交给对方——没有一个大国会长期这么做的，各自将继续追求自身的利益，有时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但两者都有责任考虑到对方的关切点，而且很好地认识到它们的言论以及它们的实际政策都会加剧对方的猜忌。
中国最大的战略忧虑是外部一个大国或多个大国将在中国外围建立具有蚕食中国领土或插手国内体制能力的军事部署。过去，中国一旦认为自己面临这种威胁时，那就会面临战争，而不是冒险看着它成气候——1950年在朝鲜参战，1962年对印度作战，1969年沿着北部边境与原苏联交战，1979年对越南作战。
美国的恐惧有时只是以间接方式被表达出来，那就是它被一个排外性集团赶出亚洲。美国为阻止这样的结果而同德国和日本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时期运用了最强有力的冷战外交来对付原苏联。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冒险行动上，美中两国的努力都是针对明显的霸权威胁的。
出于各自的理由，亚洲其他国家会坚持各自的优势以形成各自的能力，而不是作为外部大国间较量的一部分，它们不甘心接受让自己重新成为附庸国的某种秩序，也不会认为它们是美国为改变中国体制所推行的遏制政策或方案的一个要素。它们渴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会抵制任何在两者间作出选择的压力。
对霸权的恐惧和对被包围的忧虑是否可以消除呢？双方有否可能在非战略军事化之下找到一个能让双方实现各自最终目标的空间？对于拥有全球性能力、但有着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愿望的各大国而言，冲突与退让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
中国对周边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它的地理、价值观和历史已经决定了这一点。但影响力的范围将为环境和决策所左右。这就将决定对影响力的必然追求是否会转化成一种否定或排斥其他独立权力源的动力。
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战略是美国地面部队在当地进行区域性防御——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而近几十年，美国在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已经放弃了对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这类承诺。现如今，财政上的考虑又进一步限制了这样做的范围。美国的战略已经从保卫领土转变为对潜在挑衅者给予难以承受的痛击这样的威慑。这要求具有快速干预和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是环绕中国边界建立的各种基地。华盛顿绝不能将基于有限预算的防务政策同基于无限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活动结合起来。
正如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可能会引发关于大国地位的各种忧虑，美国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而做的各种努力也会被理解成一种军事包围。双方都必须明白，表面上传统而合理的过程因为这些细微差别就可能引发对方的深忧。它们应该共同寻求界定和平竞争的可控范围。如果这一点能获明智解决，那么军事上对峙和控制都能得以避免；否则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是不可避免的。找到这个空间，可能的话去拓展这个空间，并且防止双方关系因各种策略和国内紧迫问题而被压垮，这是外交的使命。
合作还是冲突
现有的世界秩序是在没有中国的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有时觉得不用受到这种秩序规则的约束。规则中凡有不妥之处，北京已建立了各种替代性安排，比如同巴西、日本和其他国家正在建立的单独的货币渠道。一旦这种做法成为常规，并且扩大至许多活动领域，那么就可能形成竞争性的世界秩序。由于缺乏共同目标，也没有形成议定的克制规则，制度化对峙就有可能加剧，超出倡导者的各种推测和意图。在一个进攻能力空前强大和侵入手段大为增加的年代里，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将是严厉的，也许是不可改变的。
危机管理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全球性的、且受到两国内部以及两国间众多不同压力缠扰的关系，这就是我主张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并认为美中至少在普遍关注问题上能产生共同目的感缘由所在。但如果任何一方将此视为击败或损害对方的一种更有效方式，那么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会不在意所遭到的系统性挑战。一旦发现挑战，就会应战。双方都需要真诚合作，并找到一种沟通方法将各自的设想告知对方和整个世界。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性步骤。例如，美国已经开始与其他一些国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行磋商，这是一项将美洲和亚洲连接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安排可能是实现太平洋共同体的一个步骤，因为它将撤减当今世界上最富成效、最具活力的以及资源丰富的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并通过共同计划将太平洋两岸连接起来。
奥巴马已邀请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然而，美国的官员和评论家所提出的加入条件是中国需要彻底改变国内结构。要是真的这样，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北京眼里可能就是孤立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可替代性安排，已经与东盟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并提议与日本和韩国商谈一项东北亚贸易协定。
各方都会有重要的内政方面考虑。但一旦双方将对方达成贸易协定的努力视为孤立战略的组成部分，那么亚太地区可能逐渐沦为竞争性敌对大国的战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中国满足美国人一再提出的要求，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转变成一个消费拉动型经济体，这将是一项独特的挑战，这样的发展可能减少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收益。
北京和华盛顿所面临的关键性决策在于，是为合作做出真正的努力，还是重新陷入一种国际对抗历史模式之中。两个国家已提到了共同体一词，甚至已经为此设立了一个高级别论坛，即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虽然论坛在解决紧迫问题上是富于建设性的，但对于建立一种真正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这一最终任务则仍是微不足道的。而如果一种全球秩序没能出现在经济领域，那么在更情绪化和难以双赢的问题上(比如领土和安全上)就不可能跨越各种障碍。
言语上的风险
双方在追求这一进程时有必要认识到言辞对各种看法和推断的影响。美国领导人不时出于国内政治之需而猛烈抨击中国及其特定的对抗性政策方案，甚至在最终意图推出一项温和政策时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具体的抱怨，那应该按问题的是非曲直来处理，而是在于攻击中国政策的基本动机，比如声称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据此看来，中国的严词声明，包括半官方媒体的那些声明，无论是出于国内压力还是本身的意图，或许都能解释为将采取所暗示的行动。
美国两党间的辩论往往将中国描述成“崛起中的大国”，需要“成熟”和学会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承担责任。而中国却将自身看作并非正在崛起中的大国，而是一个正在重返历史地位的大国。它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在本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暂时被利用了中国国内纷争和衰变的殖民剥削者所取代。中国并没有把强大的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方面发挥影响力的前景当作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不应有的挑战，而是视作一种常态的回归。而美国人无需去赞同中国人分析的每个方面，但也要明白，给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讲授有关“成长”和“负责任”行为可能是多余的和刺耳的。
在中国一方，政府及各种非正式机构关于“复兴中华民族”和恢复传统显赫地位的各种说法，在中国境内和国外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经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之后，中国肯定对最近取得的明显进展引以为豪。不过，亚洲也很少有国家留恋受中国宗主权支配的年代。作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老兵，大多数亚洲国家在面对任何外部大国——不论是西方的大国还是亚洲的大国——时对保持独立性和行动自由都极为敏感。它们尽可能多地参与各类经济和政治活动；它们希望美国在本地区发挥作用只是寻求平衡状态，而不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或对抗。
中国的崛起与其说是军事实力增强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美国自身竞争地位不断下降的后果，而陈旧的基础设施，对研发重视不够，看似不正常的政府过程等因素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应该运用才智和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指责一个假想的对手。它必须小心在对华政策上不重复那种冲突模式：开始时有广泛的公众支持和广泛的目标，但最终的政治进程却坚持一项等同于放弃该国所称目标的游离战略。
中国历经磨难，也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曾寻求改变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主要经济体和主要文明之一，由此中国可以找到自信。而美国人最好也记住，中国的GDP即便与美国一样大，却拥有数量4倍于美国且正在老龄化的人口，并参与增长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复杂国内转型，实际的后果是中国大量能源仍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双方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将彼此的活动视为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正常部分，而没有理由当作自我警示。只要双方都能够保持这种特性，并以此为行动准则，那彼此冲突的必然趋势就不会混同于一种有意的遏制或统治趋势。中国和美国未必会超越大国对抗这样的常规程式。但它们应该去超越，而世界也应该努力去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