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中国》目录

第一章　叩问我们的道德底线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重道德的民族，为什么当今出现了精神世界的紊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

关键之一是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追求，精神找不到归宿。根源在于当前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全民族秉承的精神支撑。

第二章　坚守我们的理想信念

信仰是人类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民族，只要拥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必将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过度追求功利，信仰、信念缺失，道德境界不再提升，人生追求必蜕变为感官刺激，必然会缺乏远见，将再没有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充实的灵魂世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丽莎修女说得好： “如果守规矩、讲良心、有道德会让你吃亏，使你蒙受损失，遭到打击，那不是你错了，而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第三章　监督我们的社会管理

腐败现象触及的更根本问题是机制不完善。

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健全制度，以制度限制后来者重蹈覆辙。除了整治处理好已经发生的腐败案件，重要的是用制度、用机制防堵后来者。

有了制度还必须有道德作保证。

第四章　正视我们的民族特质

保证我们民族血脉不断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文化的认知。

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是宠辱不惊，是理性地判断自己，尤其是在鲜花掌声中理性地看待和评价自己。没有文化上的独立性，一味地模仿别人，永远都谈不上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成熟。

第五章　激发我们的创新精神

科学研究的功利之心，远大于由于科学发现而产生的激动，是影响民族创新的重要因素。怀旧意识和权威心态，是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也限制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国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务必要走出“安乐窝”，勇于和乐于到世界大竞技场上去搏击。

第六章　全球视野的中国形象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深及中国人的血液。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中国文化进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层面，使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

这也决定了地缘意义上的中国，它的文化血脉永远不可能被切断。

第七章　寻找我们的幸福之路

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我们应当把握这样两个准则，一是幸福的标准应当定位在主客观的和谐统一上，二是体验的过程不应建立于非理性的基础之上。只有把过程中的努力作为幸福的源泉，才会获得持久的幸福感。

当一个人回头来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当发现现有的存在比起原本的状况有别时，就一定会产生由衷的幸福与价值感。

唯担当方能走得更远———代后记

《觉悟中国》序言

童世平

公方彬是我在国防大学担任政委时由军事科学院调入国防大学的。

２００８年初的一天，许志功副校长对我说，公方彬有意到国防大学工作。我感到方彬是从事政治工作研究的难得的人才，调入国防大学无疑是对教研力量的加强，于是立即与喜斌校长沟通，明确表示欢迎，并要求干部部长找公方彬征求意见，尽快办。方彬调到国防大学后，很快适应新的岗位要求，融入学校的教研队伍，他的教学科研能力得到了学校上下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我离开国防大学后，方彬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教学科研成果，被确定为全军首批创新人才培养对象。按规定凡被确定的对象要有两名签约导师。因我曾任国防大学政委，我们彼此很熟，他就提出请我和亚洲政委当签约导师。亚洲政委是学者型领导，当导师名副其实，而我当导师则勉为其难了。但考虑到方彬正式提出，而且十分恳切真诚，我应允了，这样我们就建立起“师生关系” 了。年初，方彬对我说，今年有两本书要出版，希望我和亚洲政委分别作序，我答应了。

与方彬相识已有２０多年了。我在海军宣传部工作时，有一天，一个带着尉官肩牌的青年军官到机关看我，并作了自我介绍，还送我他出版的著作，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尽管我知道公方彬同志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全军宣传的基层政治工作典型，是从研究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起步和成长的，但交谈后特别是翻阅了他的著作，我感到这是一位勤于学习研读、思想敏锐活跃、知识功底厚实、善于探索思考的年轻人。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总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修改座谈会，短暂的休息时间，作为课题组成员的方彬热情与我交谈，了解部队情况，并对他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他的良好印象。后来在我任南海舰队政委期间，舰队请他作政工条例学习辅导，那一天恰好是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港归来，机关安排我和司令员到码头迎接，听课出现了时间上的冲突。为此我让机关的同志预告方彬，课间我和司令员可能要提前退场，后因舰艇编队靠码头时间推迟，我和司令把课听完。这一次，方彬的理论水平、思维层次和授课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课辅导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贴近实际，勇于正视热点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确能起到破解难题，释疑解惑的作用。

方彬告诉我，调入国防大学后，主要忙于课堂授课，已有几年没有出书了，目前积累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准备陆续整理出版， 《觉悟中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是计划中的第一本。翻阅书稿方知，这是一本围绕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主要以答问形式阐述的著作。作者先期出版这本集子，是个好的选择。道德问题是当前社会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理论界、学术界重点研究、争论颇多的问题。方彬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其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很大了。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方彬在道德问题研究上有很强的自信和说服力。这不仅因为他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很深的理论积淀，还因为他自己就是言行一致，堪称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践行者，做了许多人不易做到的事：多年来资助贫困学生读书，拿出１２０万元的稿费、讲课费和工资资助６２３名学生读书，考上大学３４３名……这些数字中至少反映出他拥有源自灵魂的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自己的践行就能产生对道德作用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对道德理论的深入探寻和思考，从而增强引导力、感染力、说服力。这就是为什么方彬到中央国家机关、大学、部队作报告上千场，直接听众百万人次，也作过许多电视报告、网络视频演讲，谈及道德问题总能产生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让人触摸到真诚、真情、真挚的内在原因。凡是研究精神或道德领域的著作，凡是真正出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呼唤和情感，就会给读者带来同频共振，产生持久的生命力。

方彬的研究领域比较宽， 《觉悟中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涉及的内容只是其关注和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从中已经展现出其观察的视角和研究的特点。近些年来，方彬向中央和军委总部提交了８０多项内参和研究报告，就我在总政和国防大学工作期间就看到其研究报告和建议有五、六十项，这些建议都能给人启发和思考，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进入决策。比如在本书中一再提及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军人核心价值观，就是他长达十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下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大命题。这也反映了方彬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和思考的敏锐性、前瞻性。此外，他还参加北京精神的提炼与宣传，与中科院院士怀进鹏、文化学者于丹、阎崇年一起在北京精神发布现场作的解读也受到好评。仅就本书所研究的内容看，许多见解和分析有独到之处，比如，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在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后遇到的不适应，传统的“五伦”道德与西方“六伦”道德的差异和根源，私德与公德问题，宗教支撑的道德与政治信仰支撑的道德的差异与走向，等等，都能引发人们深入的思考。本书采用答问的方式进行阐述，更适用于与读者的交流。

我衷心希望方彬能在积极研究探索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更多富有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希望这部作品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２０１２年９月

注：本序作者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海军上将。

唯担当方能走得更远 

公方彬《觉悟中国》代后记

每个人能够走到今天，都一定有许多独到的人生感悟，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第一，精神品质与价值追求决定着走向哪里和走多远 

这一点不管是对单个的人还是对国家民族与政治集团，道理相同，规律一致。以国家民族为例。国家崛起于哪里？崛起于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崛起，据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谈中国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征服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和生活方式。我认为国家存在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文化和价值观。相比较而言，创造力弱是我们的软肋。原因何在？这里还是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

可以说，近代以来制约中华民族崛起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品质或精神品质。我们重感官享受，精神空间狭窄，导致创造力很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党和国家不仅越来越强调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各地各领域也都在加强精神建设。失去政治信仰的政治集团，表面强大却难掩内在虚弱。前苏共近２０００万党员，一夜之间失去执政权力，没有人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罗马尼亚曾经６个公民中拥有一位共产党党员，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逃跑之时，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对于单个人来讲更是这样。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价值观念的外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便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相当的境界和责任意识，没有精力上的超量投入，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这期间产生了一批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思想家及大量光耀千秋的思想。用恩格斯的话说，那个时期的思想家研究了人类所有基本问题。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要说，作为崛起之中国，从跟着别人制定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难免有大量新问题产生出来。只要尽心尽力，我们在人类思想理论领域应该大有作为，包括解决精神疲软和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有一次我到一个省给领导干部讲课，期间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下来有个老同志讲：“公教授胆子真大，当着那么多人竟敢讲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我只敢在家对儿子说，出门就不敢说。”我问他：我们不是地下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说出来没人信”。这说明我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危机并非一日形成，何不解决？不是党不努力，而是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理论突破。要实现理论突破，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担当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人有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而不逾矩者。先行者要牺牲，落伍者遭淘汰，只有严守中道者最安全。先行者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先行者之所以牺牲，是规律决定的。历史一再证明，要想成为一个思想者，你必须有作出牺牲的准备，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宽容，而是执政者需要平衡，特殊情况下就是牺牲掉先行者。比如，当年希腊人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不久后悔了，怎么把这么一个伟大人物给杀了，于是又把告苏格拉底的人判了死刑。我十分认同中国近代学人陈寅恪的一句话：“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思考和敢于表达思想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也是本分。

我还想强调，责任和担当决非说说而已，有时不仅仅靠勇气就能解决。我们往往为战场上的勇士所感动，作为我这样上过战场的人更有切身体会，虽然面对死亡表现勇敢实属不易，但激情之下和刹那间扑向死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相比较之下，平常情况下敢于牺牲要难得多，因为这时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危险，还有诱惑。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跳出利益，也未见得真正能够抗拒利益的诱惑，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面前都悬着一个馅饼或胡萝卜，如果目标就是这个馅饼或胡萝卜，顾忌就有很多。原本我们能做的事情就不是很多，如果再有诸多顾忌，很难真正成长起来。这就涉及人生选择、利益选择。甚至还可以说一句话，中国在不少历史时期，确实没有给担当者特别是思想者提供良好的环境或土壤，这就决定着中国的思想者必须有更大的勇气，以承受精神的重压。至于时下物欲横流，高尚总被庸俗击败，其坚守的难度自不待言。所以，没有一定的空灵，总在物欲中不能自拔，总是患得患失，也就不会真正去担当。

第二，只有自己去做才知道灵魂能走多远 

在资助贫困学生读书问题上，有人曾问我，什么时间终止资助活动？我说两种情况可以停止：一个是我也进入贫困者的行列无力帮助别人，再一个是政府承担起全部的责任不再需要我的参与。我们经常处于困惑之中，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更重道德的民族。以大学训为例，我们历史悠久的大学的校训都强调道德，比如清华大学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西方大学校训一般不涉及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重于别人却在一些方面不如人家走得远，为什么？文化是成因之一。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道德，突出的是“五伦”道德，也就是熟人道德，并且私德重过公德。西方已经是“六伦”道德，也就是陌生人道德，这种道德显然更适合自由迁徙的社会形态。此外，我们缺少从灵魂归宿中生发出来的原动力，更多求助于他人的肯定和社会的奖赏，这样下来，行为就很容易受环境氛围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社会更容易产生道德作秀者？原因之一在于此。

以上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再往深处走，就不是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只能求助于思想者深及灵魂的体验与感悟。在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思想家以《忏悔录》影响后人乃至世界。一个是公元４世纪末到５世纪初的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另一个是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两本著作所以影响巨大，在于都进行着深刻的灵魂上的自我剖析。显然，要把自己所从事的精神、道德、核心价值观研究好，必须求助于自身实践，保证真切感知道德行为需要什么样的动力，过程中会遇到什么羁绊和怎样超越羁绊。

即使从纯功利角度讲，坚守道德，践行道德，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讲不可或缺。我到各阶层、各领域讲信仰信念，讲核心价值观，讲品德修养，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比如有人说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最难搞，课最难讲，但是，我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已经连续３年为学子们作演讲，每次２０００人，现场都很热烈。我想，并不是因为我比许多人会讲，这个社会有口才、善演讲的人很多，之所以获得许多听众的认同，除了以心换心外，很重要的是阐述的道理来自于行动。我不是在教化谁，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实践阐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些精神空间需要开拓，还有一些价值更值得追求。

第三，品德修养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运动 

社会中诱惑人的东西很多，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要“过三关”：权力、金钱、美色。人的欲望无限，克制不好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出现一些高官“前腐后继” 奔监狱的现象？武则天在回答“杀了那么多贪官为什么还有人追随而去” 的问题时曾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 我想，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坚守并避免步入误区，关键看是否找到克制欲望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涉及自律和他律。他律或者说制度建设很重要，但最积极主动的还是自律。怎样才算创造了自律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是忠实于自己的灵魂。说服别人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服自己或为自己的灵魂辩护，只需一条：灵与肉不背离。当我们做到了灵魂中的宁静平和，做到了宠辱不惊，也就拥有了自律的精神状态。至于途径和方法，我认为提升精神境界，也就是在精神世界找到兴奋点很重要，善于进行自我激励也很重要。人有三重境界：一个是为感人的事情所感动，不能麻木；高一个境界是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别人，要做善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更高一个境界是为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而感动，也就是自我感动，自我教化。唯有达到更高境界的人，才有希望抗拒各种诱惑。即使我们的修养无法达到宠辱不惊的程度，至少可以理解世间事物，“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怎样才能找到精神层面的兴奋点，也就是真正弄清什么是价值和怎样获得价值，什么是幸福和怎样获得幸福？归结起来就是真正认清人生的本质及其意义。人无法完全超脱物欲，但决不能沉湎于功利之中，必须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尤其要不断提升精神空间，丰富自己的精神追求。比如当官，由于官本位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官员的权力空间大，所以中国人普遍想当官。有人在北京做过一个问卷调查，６０％以上的人想当官，并且想当市长以上的官。当官没有什么不好，但仅在意官位本身，一定是痛苦的，因为提拔后的快感其实维系的时间并不长，一旦平静下来，又会进入新的焦虑与痛苦的轮回。如果而忘记当官意味着责任和奉献，提升很快的人未必不痛苦，因为他不一定是最有权的人，即使是最有权的人，也不一定是大众所真心拥戴的人，因此他无法获得由尊敬而来的价值感。这一点其实可以用另一个规律来佐证，金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不必然带来幸福感。２０１０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数排名，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中国正在富裕起来，但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世界倒数，自杀率几近世界平均数的２３倍，究其原因，在于迷失于物欲而无法获得灵魂归宿。

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作出这样的判断：人活着就是追求幸福和快乐，但物质层面的幸福和快乐是粗糙的原子运动，不能维持长久，甚至带来痛苦，唯有精神层面的快乐才会深刻而持久。所谓的自我激励，就是在社会褒贬中确立价值坐标和前进动力，从中找到前进方向，同时获得精神力量。

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功利主义严重的情况下，实现精神上的升华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必须反复强化不断提升；道德行为只有到了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灵魂需要的时候，才敢言自觉，同时才拥有不竭的动力之源；高尚品德的形成，不会一蹴而就，必须期修养，这是一场有始无终的运动，谁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谁就步入下坡路。人，上升需要理性，下滑只需放纵甚至是放松。

最后，借用１９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一句话来总结：在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真正自由；在所有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真正有道德；在所有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真正幸福。让我们担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创造美好世界，成就美好人生。

公方彬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