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

编者按：2013年4月27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以“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2013’亚洲转型国家经济政策对话”,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邀请亚洲转型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改革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促进包容性增长涉及的重大课题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中国改革论坛网、腾讯网进行现场直播，以下为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演讲：

谢谢大家！早上好！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大课题，因为它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更长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革以及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根本问题。

推进城市化，首先明确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和在座的媒体朋友交流，希望大声疾呼。城镇化不是政府特别想让农民搬到城里头住，不是学者认为应该把农民土地剥夺了放到城里来，而是一个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不是有一部分人想把农民弄到城里头来，而首先是客观发展，然后是符合农民利益，最后是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物质基础来说，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叫“城市”的东西，是因为在工业化，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成批大量规模经济要求我们有集中的生产力和资源运输力，市场经济要求有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交易场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要求有共享的符合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集中集约的利用配置基础设施、公共市政管理，最后让更多老百姓分享城市化生活方式下的好处。简单来说不是哪一部分人主观决定的中国需要城市化。同时我们得特别强调我这个题目中“积极稳妥”的含义。中国、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立足于农耕文明、手工劳动、男耕女织、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我们对城市化进程的规律缺乏认识和了解，包括计划经济年代，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是得失兼有，有些错误其实很幼稚，很初级。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并没有建设过像样的城市，今天在住房建设中，大家熟悉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型房型叫棚户区改造，棚户区专指国有大型企业员工居住区，主要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批工业生产聚集区，今天不能叫城市，我们起了一个专业名词叫“老工业基地”，加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准备打仗，备战备荒，我们城市建设中采取了应急的战备房、简易房的措施，工业生产能力的配置按照靠山、分散、进洞这三种方针配置在贵州、陕西的大山沟里，目前我们讨论的城镇化不仅是对农耕文明一个彻底的变革，也包括计划经济给我们留下的副遗产的纠正。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坦率的说今天中国发展的很多成就和这个战略的成功密切相连。我们今天的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包容性问题、户籍问题，农民工到今天还转换不了身份的问题，以及大批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都和我们城市化过程中的战略缺陷、失误有密切关系。80年代深圳这座新城市的建设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增长的带头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试验区，城市化、城镇化；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形成了长江下游城市经济发展的热潮，15座城市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第二增长的带头地区，但是略举几个例子来说说我们的缺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一个苏南模式，乡镇企业蜂拥而起，遍地开花，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的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国家税负总额总所占的比重，在出口创汇中所占的比重都超过三分之一，人称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高兴的评价为“异军突起”，但是没能很好的利用，出台一个政策叫“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使我们痛失一次中小城镇、二三线城市发展的历史良机。当时中国的市场还处在短缺状态，还处在卖方市场和供不应求，乡镇企业没有技术基础、没有规模、没有品牌，仍然能够存活于发展，主要是立足于这样一个短缺的市场环境，离土不离乡的政策没能实现多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市场突然逆转为供大于求和买方市场，这些乡镇企业基本没活下来。

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数千万农民工进城，他们所依赖的就业地只能是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地区，一旦外向型经济受到阻碍的时候只能被动返乡，09年有3千万农民工被动返乡，没有任何可以依托的中间城市、城镇就业机会，给我们留下了今天要讨论的难题。实际上大家很关注的中国的住房价格问题，其实也只是沿海少数屈指可数的特大城市的房价问题，如果向大中小城市均衡分布，协调发展，不会有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问题，如果不能够解决城镇化历史留下来的不良格局，下一步的城市化、城镇化只会累积起更多的社会矛盾。

从两个方面讲，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把万全之策想好了，所有人的利益都兼顾到了，也不会产生雾霾，也不会有到城里去看海这样的情况，过去两三年中国特大城市发生的特大内涝灾害，也不会有城市的公共危机。什么都想好了再推进城市化，办不到，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的机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在产业结构和人口向城市聚集，用100年时间完成这个过程，达不到。我们想不想让中国这个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让我们各个产业都能在国际市场上立稳脚跟，我们想不想让13亿中国人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想不想根本解决困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尖锐矛盾的关键问题是发展不平衡，想不想克服上帝、老天爷给我们留下的资源严重匮乏的难题，如果想，唯一的一个办法是积极推进城镇化，加快城市和城镇的建设。可以这样说，中国城市、城镇建设的物质基础包括公共建筑、住房、基础设施，也包括迟福林院长反复强调，新一届政府放在第一位的人口城镇化，这个规模、速度、质量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城镇化、城市化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

第二，我们想节约资源，实现两型社会，根本改善我们和环境的关系，根本克服资源匮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总体上说，人口向城市聚集是集约利用土地，节约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占地面积。城镇化和城市化是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方向。

第三，我们必须加紧积极地推进城市化是当前解决诸多矛盾的一把钥匙，一个出路。过去十亿农民工一定程度的分享了国民经济和城市化推进的好处，我们固然要看到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他们面对着的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在迁徙制度下不得不忍受的很多痛苦，没有医保，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春运的时候还要挤回家过年，两地之间摆渡，社会身份得不到承认，但是首先是与历史相比，他们享受了城市化的好处。2012年中国历史上连续第9个供大于求创记录的粮产量最高的年份。农民增收主要靠的是工资性收入，靠的是外出打工，流动的机会给他们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农民工进城把大量的科技信息、城市文明带回了农村，让偏僻山沟的老百姓也知道还有现代化的城市，有不要钱的公共汽车，有出租车，有地下市政管网，有煤气灶，万万千千的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摆渡正在把工业文明的信息普及到农村去。我们要积极推动，但是得稳妥，根据历史经验到今天，我们对城市的认识是不清楚、并不充分的。一场汶川地震使我们知道哪怕是县城级的城镇也必须有宽马路大广场，城市危机一旦发生的时候，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工业事故，这次雅安地震再次感到了宽马路大广场的重要。刚才说到稳妥还需要总结经验协调发展。我们的法律政策准备远不充分，比如刚才迟院长讲到农民的土地补偿应该给多少钱，我们并没有基本的法律规定和相应合理的补偿标准。

第四，我们对城市接受农民工进城和让他们享受社会福利均等化的福利待遇，城市准备还远不充分。

第五，一批在过去十年里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希望城镇化、城市化成为一个农民工普遍享有的权利，希望城市化、城镇化积累私人的财富，给他们更大的垄断机会，强化政府的权力，我们得积极稳妥的打破这样的一些利益集团对改革和发展的阻碍，把城镇化与改革经济体制转型密切联系起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