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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锦囊妙计

 时间:2013-07-15 15:52:00 |  | 字体:【 】| 阅读: 155

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锦囊妙计

1. 传家法宝的概念

1.1  “概念”的神奇力量

当今是概念社会,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概念”价值万金,具有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力量。比尔盖茨的“软件概念”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畅销全球,使他一跃而为世界首富,并卫冕十余年之久;乔布斯的苹果概念,刷新文化创意金融产业理念,战胜摩托罗拉,超越诺基亚,风靡亚欧,征服全球。概念是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千把枷锁的金钥匙。王如松院士从文化角度提出“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整体论概念,揭示一个通俗道理:“工厂不只是生产产品,更主要是围绕产品提供社会服务,以及相关的软件、标准、技术、文化和人才。未来生态产业经营目标应是产品、服务和文化三位一体,且后两项将逐渐代替产品成为企业主导产出。”试问天下谁主环球沉浮?谁笑到最后?市场最终取胜的是文化概念。

1.2  毛主席号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1940年一个旭日初升的秋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志到杨家岭接毛泽东主席作报告,半路上正好遇上大步流星迎面走来的毛主席。毛主席严肃认真地对迎送的同志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不到十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微不足道,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主席提出的“延安作风”概念,意味深长,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一个界定,作风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习惯、风尚与习气,是带有整体性、稳定性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反映素质,体现能力,关系形象。党的作风是党对待事业、人民和文化,以及指导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表现,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标志,体现党的内在精神、整体素质、政治倾向和纪律规范,反映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共产党人怎样对待事业和人民是工作作风,怎样对待文化是文风,怎样对待指导思想是学风。通俗地说,作风就是形象、门面、招牌、印象和概念,毛主席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一个政党同样需要不断地自省、自警、自励。党的作风建设概念就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新风正气,抵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歪风邪气,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确保肌体健康,增强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无论何型,归根结底是优良作风型,是正能量概念。不言而喻,廉政建设的基础和门面就是作风建设概念。

1.3  唐太宗李世民夸奖谏臣魏征胜似诸葛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下面列举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改进作风的典型例子。

有一句诗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太宗政策真英明,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朝政治家魏征和唐太宗相处17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是国史上源清流洁、最负盛名的谏臣;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是超凡脱俗、豁达开明的皇帝。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治道而纳谏,这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君臣关系,历史罕见。

太宗去洛阳,途经今天河南宜阳县,大队人马安顿驻足在显仁宫,侍女齐眉举案奉茶,可杯盘碗盏都是几年前太宗路过此地曾经用过的旧银器,太宗不悦,瞥了餐桌一眼,大为恼火:“海味不见新奇,山珍又少得可怜”,大加训斥总管,拂袖而去。魏征斗胆指点迷津:“国君一旦开奢靡之头,立即会上行下效,腐败成风,覆水难收。即使供应丰盛精美百倍,隋炀帝也欲壑难填。苛政猛如虎,百姓负担沉重,导致人心思变,江山丢失,后果不堪设想。皇上怎能重蹈覆辙效法隋炀帝,殊途同归呢?”

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向魏征不耻下问:“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功夫吧?”魏征开门见山地分析道:“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的人凶猛吞食,如同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年之内就可立竿见影,二年见效为时已晚。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并非要等待人民具备教化素养后才开始治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命由天定,境由心造,路在人走。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一言九鼎。勿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人民无所适从。世界大文豪雨果说得好:“世界上最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太宗从谏如流,乐于听从魏征等贤臣的意见,倡德立教,修身正已,荐贤举才,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虚怀若谷,君臣团结,志同道合,积极采取良方益法治国理政,整饬吏治,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不到三年,缔造了唐朝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局面,值得后人借鉴。

魏征高度重视太宗的品德修养,直言不讳,当面直谏,坚持到底,“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违背,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魏征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终身铭记,问怎样做明君而非暗君?魏征列举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投隋炀帝所好,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纵容其骄奢淫逸,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法炮制,十羊九牧,人浮于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苦心孤诣,苛榨民财,谋取私利,民怨沸腾,导致隋朝灭亡。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贞观中后期,歌舞升平,河清海晏,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创业之初的困境时过境迁,水落三秋,李世民难免淡忘,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锐气日渐消磨,滋长帝王奢侈之心。饱经忧患的魏征看在眼里,忧在心头。总结太宗对于臣僚的进谏,初始是“求谏”,随后则是“纳谏”而已,政权巩固后,往往“拒谏”,最后不仅不求不纳,还加罪于进谏者,变成“罪谏”,“文死谏,武死战”。太宗闻过颇为震动,知错就改,有所收敛,对魏征高度评价:“魏征以仁义之道辅佐我治国,希望我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才兼将相的诸葛亮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魏征溘然长逝,享年64岁。太宗悲痛欲绝,罢朝五天致哀,命以一品官礼葬,将魏征像画于凌烟阁,前往吊唁赋诗纪念:“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将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座右铭,视魏征为“知兴替”、“明得失”,防己犯错的一面明镜,既是对君臣亲密无间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的公正评价,充分体现魏征在太宗治国理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高殊荣。

魏征进谏的奏疏,语言、推断、理论,尤其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文风朴质,说理透彻,层次分明,被编成《魏郑公谏录》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深刻影响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宋、元、明、清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富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经典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比如宋仁宗朝的包拯深受魏征影响,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

1.4  坐位最长的康熙大帝提出“不修长城修民心”

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开元初年,宰相张说对这首诗描述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概念极度赞赏,无限钦羡,亲自题写悬挂于宰相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作为学习典范。17世纪末,中国古代皇帝史上坐江山最久的康熙提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不修长城修民心”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 康熙一语道破大清帝国长治久安概念。

90余年来,共产党把党与人民关系确立为密不可分“血肉相联”,不断强调“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正是这一治党治国概念,成就了党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无可置疑,构筑牢不可破的“民心长城”概念,前提就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党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只有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会把党当亲人”。

1.5  传家法宝传承创新:毛主席对李宗仁说“共产党靠总结经验打造新中国”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毛主席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曾经诙谐地对李宗仁说,“我们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是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在总结经验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两次巨大飞跃,第一次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产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党成立90余年、执政60余年、领导改革开放30余年来,始终注重借鉴古今中外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真理,拨乱反正,始终保持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党敢于正视错误,及时纠错,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带领人民取得三大发展成就: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三大历史性转型:1949年社会制度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1979年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改变生产关系,做大经济总量;2011年“十二五”规划拉开中国第三次腾飞序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的全方位可持续科学发展模式转型,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呈现三大趋势: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中高碳经济向低零碳经济转型。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向消费倾斜。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次,向个人倾斜,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增加中产阶级收入。

1.6  共产党靠严明作风赢得民心这个“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共和观念深入人心。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热气腾腾,荡涤封建迷信,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科学,呼唤新道德新文学。

19世纪20年代,曾几何时,80多个政党、200余政治团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风生水起,沸沸扬扬,“你方唱罢我登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国学巨匠章太炎、熊希龄、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既是近代史上最后一代天骄,又是现代史上最早的学术宗师,是名扬四海,威震五洲的政党领袖。然而“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无可奈何花落去,昙花一现,过眼云烟,终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国破山河碎,城春草木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那国弱民穷、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黑暗社会,受苦受难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难以自拔,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中枢无能,树倒猢狲散,死里逃生,各奔东西,东北投奔张作霖,陕西投奔阎锡山,广西投奔白崇禧,浙江投奔蒋委员长。“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当时共产党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57名党员,在各大政党党员数量排名上名落孙山。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两袖清风,名不经传;青年毛泽东在杨开慧父亲的推荐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不足温饱。试问为何实力雄厚、博学多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国学大师领导的政党未能胜出,唯独“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共产党脱颖而出,如日中天,蓬勃兴旺,用弹指一挥间的28年建立新中国;而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的国民党被迫撤离大陆,喘息于台湾岛?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人在做,天在看,离地三尺有神明”,这个“天”就是人民。数百个政党及其团体一盘散沙,七零八落,随波逐流,难以解决四万万同胞的温饱生计。纪律涣散的伪军土崩瓦解后,80%投奔解放军队伍。在共产党召唤下,与鲁迅齐名的郭沫若先生从日本回国投身抗日烽火,写下《归来兮》诗词为证:“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黛早安排。”

千古箴言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那么中共为何赢得人民群众倾囊解袋,无私相助呢?党依靠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赢得民心,将四分五裂、散兵游勇般的人民组织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资源有限,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生活异常艰难困苦,党与人民群众形成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没有根据地人民的门板、“担架”,没有解放区的“小推车”,没有千千万万真心实意跟党走的人民群众,党难以立足。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靠人民群众起家,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靠人民群众成就伟业,一切归功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赞美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团圆,歌颂毛主席:“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主席《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步其韵奉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2. 毛主席老一辈开国元勋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

毛主席老一辈开国元勋奠基丰功伟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神机妙算,文韬武略,批判斯大林的僵化模式,肃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的危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革命斗争向掌权执政转型,破旧立新,确立法治和民主。迈出探索执政规律第一步,提出保持谦虚谨慎,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和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思想。

2.1  黄炎培议员向毛主席发问:共产党能跳出历代兴亡周期率吗?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45年夏,国民党参议员傅斯年、黄炎培一行等6人专程访问延安,与毛主席对话。招待宴会上,激情澎湃、充满自信的毛主席率先作诗曰:“赤水河畔清泉水”,谈笑风生、儒雅淡定的周恩来续道:“琼浆玉液酒之最”,满腹经纶、踌躇满志的黄炎培接句:“天涯此时共举杯”,豪爽风趣、智勇双全的陈毅举杯一饮而尽:“惟有茅台喜相随。”

黄炎培议员与毛主席纵谈国际国内大势,尤其提到“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的“兴亡周期率”。黄炎培说,纵观中国和世界历史,在政权建立之初都是如日东升、蓬勃向上,以后就从盛到衰,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中共如何跳出由盛而衰而亡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和颜悦色、充满自信地回答道:我们找到一条超越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至于腐败。诚然,历史周期率现象具有普遍性,其发生具有深刻的必然原因。毛主席和黄炎培的对话距今将近70年,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共产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执政党,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反躬自问,共产党能跳出历代兴亡周期率吗?

2.2  在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感召下,投奔革命圣地浪潮汹涌澎湃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为纪念鲁迅写了一副挽联,联中巧妙嵌入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本书名:“译者尚未成书,惊文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泪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名),《西行漫记》(中文名),是最早向美国和世界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纪实文学。1936年6月至10月,作者实地采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根据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素材及第一手资料,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志丹、贺龙、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领袖的光辉形象,反映了普通红军将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奋斗历程。正如斯诺所说:“把我和共产党员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所见所闻,以及所学习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西行漫记》一书出神入化,引人入胜,风靡全球,产生巨大反响。在斯诺崇拜红军、坚信革命成功的理想主义旗帜感召下,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和印度大夫柯棣华等从中受到鼓舞,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怀揣《西行漫记》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因此,毛主席高度评价斯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引线人和铺路人。”

1971年,为中美握手差不多整整奋斗了一生的斯诺,获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华,他渴望再次赴华采访,却不幸身患绝症卧床不起。毛主席、周总理得知,决定派医学博士马海德率领医疗组接斯诺赴京治疗,但奄奄一息的斯诺恳请马海德:“千方百计让我活到尼克松访华那一天……我希望亲眼看见中美两国首脑的手终于握到一起,我为此差不多整整奋斗了一生。”但斯诺未能如愿以偿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斯诺与世长辞。根据遗愿,斯诺的一半骨灰葬在曾执教的北大校园未名湖畔。

《西行漫记》一书收录了毛主席《七律•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中国作家魏巍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埃德加•斯诺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主席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3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师范走进北大校园,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傅斯年擦肩而过

1936年秋末冬初,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曾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了在北大勤工俭学那段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往事:“我在北平的生活艰难困苦,与合住的7人挤在一个小房间的炕上,呼吸困难,无法翻身。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北平的,必须立即寻找职业维持生计。我曾经就读的师范学校伦理教师杨昌济,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当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者名字,每月8块钱生活费。当时我地位低下,大多数读者不屑一顾,唯恐避之不及。在众多的读报者中,我认识了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兴趣盎然,希望与他们交流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无暇顾及一个操湘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倾诉。”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主席黯然神伤,也令天下有心人倍感心酸。1918年夏,青年毛泽东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走进北大校园,与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匆匆擦肩而过,形同陌路,历史已经回答了他们不是同路人。

当初在北大“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传说他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2000年来又一位“傅圣人”。与当时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样,傅斯年不曾料到玄妙莫测的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高不可攀、不可一世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竟然还有不期而遇的延安相会这段插曲。

倘若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权宜应变的世故,是会礼贤下士聆听这位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湘土话”的。不过当时处于人微言轻、捉襟见肘、境地窘迫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饱学之士的目空一切、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的做派,也由起初的崇拜转为失望。“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斗转星移,。(P206) 此时他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效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里草莽中的中所同人,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舷梯匆匆向南飞去。只是,他要落脚的地点不是离李庄相对较近的重庆或成都,而是首都南京。——因为,令他一直挂怀于心的陈寅恪,此时已从美国返国并携家居住于南京俞大维公馆,傅斯年此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访老友陈寅恪。(P258) 关于陈寅恪落脚南京又匆匆离开的这一短暂时间,陈、傅二人除了礼节性的寒暄,还交谈过什么深层的问题,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有何异同?历史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查考的确切凭据,故无从言说。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正日理万机,左顾右盼的傅斯年,不会对陈给予更多的关照,也不会坐下来促膝长谈——严峻的形势已不允许他这样做。(P323) 一,“史”“论”不一,立场模糊 本书章节之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充满煽情、意味夸张的结论性文字。正是这次北上,陈寅恪结识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挚友——傅斯年,并为二人在柏林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爆了一场影响久远的中国史学辉煌的革命。 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李济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想不到一进校园,与即将在中国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识了。为此,深谙此道的傅斯年才发出了陈寅恪乃“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慨叹,并与陈氏这一世之罕有其匹的文化昆仑,建立了相濡以沫、生死相依的绝世情谊。 这样的美“论”在书中随处可见,它们告诉你傅斯年是与陈寅恪“绝世情谊”的“挚友”,是“开辟史学新天地”的重量级人物,是呼风唤雨的超凡天才……而一旦你试图将它们追根溯源、找寻立“论”的依据,会发现事实上,作者所举之“史”常常与其“论”分家。 比如这个“绝世情谊”之说。虽然作者也提供了一则诸如“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的史料,说战时昆明,“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入土’,才算了却一件心事。” 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鼻孔朝天,头颅左右乱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是时不时“跳将起来,晃动小山包一样的躯体在室内来回转圈”的傅斯年,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踏着鼻子上脸”的傅斯年,是“焦头烂额”、又“无可奈何”的傅斯年……尤在李庄一事上,傅对陈可谓铁面无私,全无兄弟之谊——“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他“背着手在屋子里转了几圈,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傅斯年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当然,此聘书是兼任聘书而非专任聘书,薪水由600骤减到100。而可供参考的是,“在傅的一再催促下,陈寅恪于1943年1月20日致信傅斯年道:‘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奈何,奈何!’”呵呵,这些史实算不算是对傅“挚友、姻亲、同道”论的一个消解,读者从中当自得其“论”。史论分家本就是叙事大忌,尤其当所传之主为“史语所”开山之辈,一代学人无不强调“严谨的历史陈述”和“史论统一”的时候,作者为之立传,却置“严谨”“统一”于不顾,难道欲作一个天大的反讽不成? 二、逻辑散乱,叙事失控 行文洋洋洒洒、无拘无束自是一种风格,但于一部宜遵循一定的理性和逻辑,注重因果关联和事理传达的人物传记来讲,一味天马行空、左右逢源,无视节制和理性,或许不免造成事无巨细,节奏散漫,终致难分轻重,不知所云。 在我看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采取的叙事方式类似“顺瓜摸藤”一类,有时甚至不免“顺瓜摸叶”,“顺瓜摸根”,“顺瓜摸空气”,硬扯上些不搭边的材料肆意延今非昔比,物是人非。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早已与“久有凌云志”,“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对世事洞若观火、磅礴大气的毛主席不可同日而语了。

2.4  傅斯年赞誉毛主席:“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由于北大这段因缘,毛主席几乎拿出朗月清风的一晚与傅斯年单独交谈。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往事如烟,那堪回首。历史风云并未冲淡令历经沧桑的毛主席那百感交集的北大情结。当毛主席提及傅斯年曾于五四运动风云一时,并为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做出贡献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傅斯年毕竟是风神玄朗的识途老马,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他知情识趣、顺水推舟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主席应邀欣然着墨命笔:“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毛泽东亲笔手抄唐朝诗人章碣jié《焚书坑》诗赠送傅斯年:“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焚书坑》诗描绘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战争两大历史事件。伴随着书本“竹帛”化成青烟消散,“万世帝业”根基淘空。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嬴政企图用焚书的蛮横手段愚化民众也许成功,然而权力根基也同时被毁。“祖”暗含“子孙万世为皇帝”的意思。关河泛指拱卫京城“祖龙居”天险,亦可引申为秦朝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焚书坑”里的书灰尚未冷冷却,山东就已经燃起反秦的“叛乱”;而终于覆灭强秦的项羽刘邦之辈并非属于“讥议朝政、蛊惑民心”的读书人之列。

“竹帛烟销帝业虚”,诗一开始就接触主题,辛辣嘲讽和无情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虐行径。公元前213(秦始皇三十四年),采纳丞相李斯奏议,下令在全国搜集焚毁儒家《诗》、《书》和百家之书,造成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首句用略带夸张的语言揭示矛盾:竹帛灰飞烟灭,始皇帝业土崩瓦解,仿佛当初焚烧的就是嬴氏天下。夹叙夹议,明叙暗议,有实有虚,虚实相间。次句“关河空锁祖龙居”,构勒秦末动乱以至秦朝灭亡的史实,言简意深,带述带评,有形有象,情景交融,回味无穷。虽说关河险固,也保不住300里阿房宫。贾谊《过秦论》:“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秦都咸阳四周虽有重重关山河川地理险阻,固若金汤,坚如磐石,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过秦论》又说:“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坚固的“篱笆”一触即溃,挡不住起义军队长驱直入。“始皇”代用“祖龙”表情达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项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神人对秦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回报始皇,始皇听了静默良久,自圆其说:“祖龙者,人之先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心要做子孙万代诸“龙”之祖,妄想“二世三世于万世,传之无穷”,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而此时江山易主,“祖龙”一词正话反用,成为对秦始皇的绝妙讽刺,第三句“坑灰未冷山东乱”点题,进一步评判“焚书”史事。始皇担心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故先焚书后坑儒,消灾弭祸,粉饰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坑灰未冷”就天下大乱,嬴秦王朝陷入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境地。从荒谬的焚书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汉相争,不到4年,秦王朝终亡于并非读书人出生的刘邦和项羽两位英雄之手。“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传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理想。而读书人书读得越多,清规戒律就越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乱世造英雄,草莽出好汉”。汉高祖和楚霸王应运而生,打破尊卑秩序和游戏规则,成为亡秦主角。

2.5 瞿秋白在自白书《多余的话》中自嘲:“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窝,终究不过是一出历史误会的滑稽剧”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总书记瞿秋白曾在自白书《多余的话》中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多余的话》既不同于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又不同于陈毅的《梅岭三章》,还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那些作品是向敌人抗争的宣战书;而《多余的话》则是深挖灵魂的内心流露。瞿秋白把最初的浪漫、热情、执着、坚定,以致后来的忧郁、苦闷、困惑、厌倦、痛苦等心理矛盾,以本来面目留在2万余字的自白中。

他援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可笑的是,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领袖?我本是一个文人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一介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敢,也不会。如同一只赢弱的老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险峻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往后退是不可能,再往前去实在不能胜任。我在负责政治领导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感觉难以形容的重压。精神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永久休息,停止一切思想。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毅力克服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稳脚跟。否则,不免是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窝,终究不过是一出因历史误会的滑稽剧。”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临刑前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并写下绝笔:“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江山一统,始于秦皇;华夏同心,功在汉祖。刘邦建立汉朝,开创汉家400年基业,为民族统一形成奠定基础,为汉族强大和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刘邦出身贫苦,深知底层劳动人民疾苦,统一后大赦天下,废除苛政,解放生产力,凝聚民心。千秋功罪,谁人评说?试问天下英雄谁敌手?如果这样的风流人物不算英雄,究竟谁才称得上英雄?在对刘邦千秋伟业歌功颂德的同时,炎黄子孙也唱起怀念项羽的颂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秦末农民战争尤其是4年楚汉战争,其中许多精彩历史故事历经2000余年而经久不衰,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鸿门宴,焚书坑儒,胯下之辱,破釜沉舟,约法三章,霸王别姬,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孺子可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象棋中两军对垒分界线的楚河与汉界。

2.6  第一关是破解元朝执政年限

借古观今,以史为鉴,对于共产党来说,社会发展到中期,作风问题就成为能否长期执政的核心问题,是关乎执政寿命的长治久安大计。深层次讲,作风建设进入到党能否闯过历代兴亡周期律阶段。元朝执政89年,到2013年,中国共产党执政64年,距离元朝的89年还有25年。共产党集天下智慧和精华领导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第一关得看党能不能破解元朝执政年限。哪位党员敢担保再有25年平安无事?长期执政面临严峻挑战,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道路曲折,风险犹存。与西方政党建设相比,共产党建设步履维艰,比经济建设错综复杂。古训道:“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党建问题上,没有励精图治、一丝不苟的精神,难过重重险关,不可有任何松懈、麻痹和动摇。

马克思在百科全书《资本论》中引用一句名言:“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欢舞吧。” 毛主席说得好: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抓就灵。不抓反腐倡廉这个纲,很可能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路将越走越窄,应验《红楼梦》预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因此,改变作风与反腐倡廉有机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从反腐倡廉开始,是十八大后突破党和国家全局瓶颈的根本大计。

3. 中国特色作风建设道路:充分发挥传家法宝的概念与功能,请权力入瓮

3.1  历来错误是思想路线错误,历来成功是思想路线成功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思想文化主题是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思想路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文化决定中国发展格局,党的思想路线是纲领,纲举目张。邓小平理论无论如何演绎、诠释和拓展,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离不开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中心。思想统一巩固政治统一。如前所述,基于国情民情,多党政治在中国此路不通,攻不破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龙门阵,没有哪个党派可以打跨共产党,除非共产党自己趴下。

大文豪歌德《上帝和世界》:“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常年累月,真诚勤奋。常常周而复始,从不停顿。既安于守旧,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人类前进了一程又一程。”“若失去财富,你只失去了一点;若失去荣誉,你失去了很多;可失去勇气,你就失去了一切”。

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重要保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思想路线和共同目标凝聚、鼓舞、推动和引导人民创造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崭新时代。

新时代主题是科学发展,思想路线全面升华,全面贯彻,全面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建设等需要科学发展,相互之间需要科学发展,党建本身需要科学发展,党员队伍需要科学发展,基层党组织需要科学发展。怎样科学构建党的发展方式,怎样部署科学发展格局?用思想路线引领社会文化主流,社会文化主流刷新时代风貌。

3.2  毛主席与美国总统纵谈“三个世界”哲学观,靠软实力挫败孤立中国阴谋

中国特色党风建设,是充分发挥领导权,牢牢掌握基本路线核心权。如果没有科学的基本路线,人民就不信任共产党。凝聚人心、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是软实力。比如美国长期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炮舰主义,重蹈1952年朝鲜战场失败覆辙,1959年兴师动众远征越南,侵略战争旷日持久,长达13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打空占世界储备量80%的美国国库的黄金。肯尼迪、约翰逊将罗世福总统苦心经营的家底败给东方共产主义大本营。胡志明主席领导的北越共产党与中共、苏共联合,依靠软实力迫使美军撤逃,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及其常务理事国合法席位。

解铃还须系铃人,1972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基辛格博士的陪同下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与总统纵谈三个世界鼎立的哲学观。新中国成立以来23年的经济封锁终于坚冰消融,航程开通,“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分裂主张遭致幻灭。

3.3  综合国力方程=硬实力×软实力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RayS.Cline)在1975年和1981年分别出版《世界权利的评价》、《80年代的世界国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从政治结构论述国际冲突中的国家实力概念,指出“国际舞台实力,乃是一国影响他国非心甘情愿做事的能力,或阻止他国跃跃欲试某事的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明目张胆诉诸武力。”根据这一观点,克莱因对综合国力进行系统定量比较分析,将综合国力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力量,测算综合国力方程为:

Pp=(C+E+M)×(S+W)

国力方程=(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

Pp:可估算的国力

C(CriticalMass)为国家基本有形实体,由人口和领土面积构成

E(Economic Capability)为经济实力,由GDP、能源、关键性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构成

M(Military Capability)为军事实力,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之和

S(Strate  gicPurpose)为国家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和国际政治战略目标

W(WilltPursueNationalStrategy)为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是国家动员国民支持国防和外交政策的能力。

克莱因认为,国家实力由国家基本有形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五大因素构成,综合国力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的乘积。美国在经济、军事、人口、领土等方面是“超霸”,越战并非败在硬实力,而是败在精神要素,即软实力上,失误于国家战略和民心,大量国内反战行为导致美国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苍白无力,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就是曾远征越南的志愿兵,回国后号召美国人民反战。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定义“软实力”,将资源、经济、科技、军事为主的国家有形物质实力称为硬实力,将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凝聚力、国家动员能力、政治社会体系、教育、外交影响力等称为软实力。

3.4 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带人民前进的强大软实力

小平南巡讲话后,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合作撰写的理论专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率先论证“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奇迹”, 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是最有希望成为世界惟一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文明大国。

既然提出这个命题,那么还必须自圆其说,解答奇迹出现的原因与动力机制。除了东中西三大地带落差效应产生追赶效应,人力资源优势和地大物博的国土实体外,可总结为三点:一是源远流长永不衰竭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尤其是绿色GDP的创新者胡鞍钢先生倡导的五年规划;三是西方合理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未来学、成功学;西方经济学,包括市场经济、全球经济、区域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信息化、城镇化、工业化、资源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及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其中首要因素是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带领近14亿中国人民前进的强大动力的软实力。移山排海,战无不胜,摧枯拉朽,无坚不催,所向披靡,勇往直前。

4. 党的凝聚力公式=奉献精神+真才实学

纵观历史与现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思想与国情结合的成功典范,那么共产党的奉献精神加真才实学则是理论与实际融合的具体体现。

4.1 奉献精神

毛主席说,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其他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清澈见底,肝胆相照,大公无私,是党的本质。人民是力量源泉,但是不能让人民冲锋陷阵打头阵,共产党员必须身先士卒,慷慨赴死。在白色恐怖年代,共产党人林祥谦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革命电影《闪闪的红星》李双江演唱的主题歌:“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 8岁的潘冬子亲眼见到妈妈被胡汉三杀害时哭着对父老乡亲们说:“妈妈是党的人,决不让群众吃亏。”如果红色母亲挺不住,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党。倘若邱少云不大义凛然高举炸药包,黄继光不舍生取义堵敌人碉堡枪眼,刘胡兰、王二小、小萝卜头等不前仆后继壮烈牺牲,人民难以翻身得解放。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引用曾于苏联留学的叶挺将军的《囚歌》诗词说,人民的身躯不能从狗洞里爬出。

叶挺将军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1927年叶挺将军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毛主席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战史要从叶将军写起”。

共产党当年不惜用生命换民心,千真万确,可歌可泣。共产党不往国外跑,往人民家里跑。理论上奉献精神,行动上大公无私。在共产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精神的感召下,人民不畏白色恐怖,舍命相从,用生命掩护在野党,如沂蒙老区“沂蒙母亲”王换于为八路军战士养育20多个孩子,亲生的孙子孙女先后饿死4个。八路军从老区母亲养育之恩中看到胜利的力量之源,表明党群关系情深似海,牢不可破。

毛主席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希望民心永远贴党心,若不解决以权谋私就难以长期执政,这就是今天为何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因。

4.2  真才实学

“都说咱老百姓是那满天星,群星簇拥才有那月光明”。老百姓好象满天星斗,群众工作要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国家、企业、老百姓三大块,国家、企业向老百姓利益倾斜,减少贫困,缩小差距,扩大中产阶级队伍,提高中产阶级收入,端平民生这碗水,需要过硬的大本领。当年共产党在民生问题上为老百姓立下汗马功劳。

而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采取什么良方益法,组织团结近14亿人民,解决民生问题。共产党执政能否长久,最终取决于人民拥护与否。如果选举,现实的国情昭然若揭,最成熟的政治力量就是具有92年高龄的中国共产党。试问在当今世界,那个政党组织强大到能与声势浩大、阵容齐备的中国共产党竞争,从而凝聚近14亿人口的民心?叶利钦、普京都是当年苏联共产党中流砥柱,东欧五国涛声依旧,仍然是共产党继续执政,台湾民进党费煞苦心穷折腾,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还是国民党胜选。大陆的民心、民意、民声、民情、民主经过百年历练,雄辩证明,改旗易帜斜路此路不通。

4.3  整合政治基础与核心资源

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诗魂屈原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希贤教授深刻地分析道:“人民享受文明成果后,党不能撒手放养,还得利用社会保障组织团结人民,这是学问。改革开放30余年,通过联产承包制既解放了民手,也解散了民心,第二次组织虎头蛇尾,前功尽弃,历史重任落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怎样利用文明成果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社会化组织程度越高,就越稳定,党的执政基础就越牢固。”良方益法仍然是继承弘扬老一辈革命家优良传统作风。

那么,如何薪火相继,代代相传?立足时代主题,突破廉政瓶颈。反腐倡廉历来是党建瓶颈,如张希贤教授所言,核心资源是党群关系,政治基础是时代主题,即两个百年主题,第一个主题是1840年到1949年百年战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党群关系是生死相依,鱼水情深,风雨同舟,携手共赴国难,走向美好明天。第二个主题是百年建设,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富裕、社会文明。离开这两个主题就没有健康的党群关系。围绕两个主题坚持三大作风优良传统,是党90余年积累的智慧,是党的看家本领。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找道路,寻求适应时代主题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阶段性,时代不同,内涵迥异,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时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今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如北京市情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东城区,五年前合并整合,五年后开启新路。

二是密切联系群众找动力,探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不衰败的动力机制。你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三问”,即是“权为谁授”、“政为谁执”、“利为谁谋”的权力观基本问题。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为民执政,靠民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对命令主义,又防止尾巴主义。人民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主体、动力主体、价值主体,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重心、发展根基、发展目标。是否始终立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共享成果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找领导,拥戴、追随、监督和谏诤常创常新的领导。“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胸怀坦白,大公无私,“宰相肚里能撑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护长不护短,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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