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何中共能够打造新中国？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在百余年里，中国人民无不受尽侵略、凌辱和欺压，甚至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同时，正是在这生灵涂炭的百余年里，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然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前的所有斗争，并未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侵略、被掠夺和被奴役的悲惨地位。只有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才使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由失败转向胜利。

1.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利益

八年离乱，梦里春闺，山河滴血，薄海同仇。在“西安事变”到“重庆谈判”这段历史时期，恐怕再没有什么词比“国共合作”包含的内容更丰富。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其间有何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却始终在努力维持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正式谈判，到合作的形成；从合作中的磨擦到反磨擦、限制到反限制，到最后再次分裂，兵戎相见，国共之间持续了长达11年之久的政治和军事的和战演义。

1.1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

历史往往捉弄那些违背历史潮流而动者。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命运恰与王熙凤殊路同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竟是如此地色厉内荏，短短三年，就被人民革命洪流逐出历史舞台，重蹈“一代枭雄”拿破仑的复辙。应验《红楼梦》所云：“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委员长”逃到台湾后，对自己的失败捶胸顿首，反悔万分，进行痛苦的回顾与总结。为此，他在1956年专门出版一本《苏俄在中国——中国与苏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又名《和平共存?》的书，总结国共关系的历史经验，并告诫各国，结论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千个不该，一万个不该，不该与中共第二次合作。他总结道：“我政府对共产党谈判和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他说：“当时中共在西北才5000人，濒临崩溃的危机，如果当时对中共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解决，中共就不会死灰复燃了。”在“委员长”看来，如果他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对中共“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中国的事就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大麻烦，他的统治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可是他忘记了：其一，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制约他的行动；其二，英勇的红军长征，是怎样突破他的“绝对隔绝和封锁”，怎样粉碎他的“彻底处置和根本解决”；其三，他也忘却了西安事变。

“委员长”为何不从另外角度想一想，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无法战胜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铤而走险，冒然发动西安事变? 1935年华北风云乍起，国民党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日热情与日俱增，准备抗战的实际工作也逐渐落到实处，对中共问题是依然采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还是改由政治解决途径，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委员长”不得不派人从几条渠道寻求与中共对话。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型。正如毛主席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功不可没，永垂青史。

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何以要沽名学霸王，留下无穷隐患，并与中共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和政权?试比较1949年的国共谈判，国民党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决不妥协，“宜将剩勇追穷寇”，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1.2  从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共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共起主导作用

1931年“918”事变发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自1933年初中共即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全国各界积极响应，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猛烈震撼着国民党当权势力，使其陷入四面楚歌困境。中共多次声明承诺，如果国民党停止内战，共产党拟将根据地变成边区、特区，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倒行逆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把消灭中共摆在议事日程首位。

斗争固然是绝对的，斗争内容也呈现不同色彩，分歧显然比比皆是。但是在经过痛苦磨擦之后，在中国当时急需全民团结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对症下药，因势利导，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终于酿就西安事变，经过和平谈判，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两党和解，二度携手，达到相对平衡，取得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维持多样形式的和平与统一，全民团结，众志成城，推波助澜，抗战浪潮此起彼伏，国共合作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主旋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国社会沿着螺旋式轨迹毕竟大大向前迈进一程，由此产生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段黄金岁月虽说好景不长，但留下一段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合作来之不易，坚持更为难得，贡献永垂青史。

史实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功，中共起主导作用，国民党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根本否认国民党也有抗日要求的一面，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表现过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诚如俗语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与其说国民党迫于共产党的统战压力，倒不如说主要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亡华政策所逼迫。此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际大环境的浓缩，也是蒋介石对日态度和对共政策转轨变型的重大因素。同时，民族危亡，外敌压境，也迫使中共审时度势，权宜应变，沿着共产国际正确导航，及时采纳爱国抗日将领张学良的建议，修正自己的国内外政策，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放弃打倒一切国民党势力、抗日必先反蒋、两种政权对立、两种战争同时并举等政策，从根本上纠正极“左”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一致的阶级利益和革命任务、共同的敌人与纲领、相互妥协的条件及其相应政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科学运筹，使两党在民族存亡之秋，柳暗花明，相逢一笑；化敌为友，墙外御侮。还应看到，在国共两党接触、谈判的过程中，苏联的崛起和强大存在，尤其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持，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和对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吸引，成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催化剂。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此消彼长的政治地位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迥异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理想，而这种对立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理想从根本上决定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和谅解形式。

诚然，机会总是存在，无论是1937、1938、1943、1944，还是1945和1946年，事实上都能发现契机。当然，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其或隐或现往往取决于客观环境、力量对比，一方甚或是双方的妥协意愿使然。也正是如此，机会总是不能赐予那些守株待兔的人，更不会青睐叶公好龙者。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可能使本来存在的机会转瞬即逝。

不言而喻，分裂之过不在中共，千秋功罪自有公道，抗战胜利得益于中共委屈求全联将抗日的统一战线，炎黄子孙寄再次合作厚望于今朝。

1.3  迫降与反迫降：中共把政权和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独立自主抗战

蒋介石及其台湾史学家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誓愿归顺”，是“乞降”。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谬言，未免荒唐可笑。不言而喻，在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中，国民党确实不肯以平等合作为原则对待中共，力图迫使共产党投降就范。但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权、军队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不作任何实质性让步，把政权和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紧握手中枪，建立自己的总司令部，坚持独立自主抗战。

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归顺”和“乞降”呢?恰恰相反，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极端复杂和极具戏剧性的谈判过程，是迫降与反迫降的激烈斗争过程。它甚至远比真刀实枪的磨擦与冲突更为惊心动魄。如果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

在1936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谈判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其结果是经过西安事变前后一年零九个月的谈判，终于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诺两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

国共两党合作之后，中共基本方针是长期合作，即战时合作抗日，战后合作建国。毛主席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阐明要义：“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合作下去。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后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以后，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党，就造成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要得到的。”报告还论述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家制度、组织形式、基本政策等。中共在合作中忠实遵循上述长期合作方针。鉴于此，才出现武汉时期两党关系和睦融洽景象，被时论誉为“两党蜜月”时期，全国各界均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蜜月不再来。武汉失守后，由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以及日本侵华方针的调整，也由于中共在敌后力量燎原之势，国民党加紧推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国共关系逆转，反共磨擦接踵而至，直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濒于破裂边缘。

在此期间，国民党在“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名义下，阻碍中共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干涉中共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中共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根据地抗日政权；并严正声明：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抗日需要，民族需要，义不容辞，刻不容缓。在国共关系恶化低谷期，限制与反限制成为国共斗争的主要内容。从“委员长”本意来说，他是想反共、抗日同时并举，并企图反共第一，抗战第二。

然而，民族矛盾始终是抗战时期主要矛盾。国共分裂，只会对侵略者有利，对国共两党来说，其后果恰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因此，国民党反共磨擦，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反反停停，走走看看，保持一定距离。中共反磨擦，也必然是根据“长期合作”的方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磨而不裂；并及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灵活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两党对自己的国内政策的这种制约，客观上仍然维持继续团结合作的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抗战时期的民族统一，两党并举的抗战烽火大旗继续高高飘扬。

到抗战后期，中共根据形势需要，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国共两党一方面继续在对日作战方面进行合作，一方面就中共提出的抗战胜利后的继续合作——成立由各抗日阶级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其中有美国方面的插入和各民主党派的斡旋。谈判虽希望渺茫，但表明历经抗日战争考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

2.  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时间长，规模大，牺牲重，意义深远

2.1  抗日游击战是中外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抗战之初，为了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红军顾全大局，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被国民党派到敌后日军占领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蒋企图借刀杀人。毛主席将计就计，就汤下面，顺水推舟，站稳脚跟，借鉴《三国演义》，活用《孙子兵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采取游击战，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神机妙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日寇。”游击战争由小到大，遍地开花。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联防战、车轮战、蜂窝战、围困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建立广大根据地，作战形式千姿百态，变幻莫测，集小胜为大胜，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游击战古已有之，而中共将游击战争发展到更高层次：并非内线正面作战，而是外线敌后独当一面作战；并非小规模，而是大规模，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非短期，而是长期，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并非“流寇”式，而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并非孤立，而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配合；并非仅仅由正规军承担，而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非永远停留在游击状态，而是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是颇为新鲜的事情，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当年，一些国际人士和日军军官也认识到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伟力。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写道：“在二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军一高级指挥官说：“中共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长于夜间和山地远距离机动作战，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日军在千百次围剿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曾任日军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山畸重三郎，在战争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把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到抗战胜利时，共进行游击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余万，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战果辉煌。

2.2  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宁死不屈，牵制和消灭大量日军，战略作用巨大

1938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全面准确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将战争过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者一定是依靠广大人民的中国。为抗日战争胜利指明方向，使当时尚处于劣势的中国看到胜利曙光。

中共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将军，战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惨无人道的日军解剖杨将军遗体，发现他肠胃里颗粒无存，只有树皮草根。日军对意志坚定无与伦比的共产党人肃然起敬。狼牙山五壮士壮烈跳崖，新四军“刘老庄连”全员战死，此类大义凛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八路军新四军步步为营的游击战拖住日军主力，使其寸步难移，最远只达宜昌，难以突破长江进犯重庆，战略作用巨大：一是使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得以在重庆养精蓄锐，稳坐钓鱼台。二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将大批日军主力拖在中国战场，与艰苦卓绝奋战在太平洋战场的“二战”同盟军美军遥相呼应，减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美军得以集中军力打击法西斯。三是对苏联援助更大。苏联卫国战争之初，苏联红军在西部战线遭受德军重创，斯大林担心德日两边夹击，东北抗日联军拖住70万日本关东军，阻止日关东军进攻苏联，支援苏军能够全力以赴反击德军，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彻底失败，早日结束“二战”作出重要贡献。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调集苏联红军帮助中国消灭了日本关东军。

在整个反法西斯的“二战”中，中共领导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前所未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先烈鲜血换来的。中共在峥嵘岁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幸福，谱写了一曲永恒的英雄史诗，建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2.3  与纪律严明的“共军”相比“国军”溃不成军

一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倒行逆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将八路军新四军派到敌后日军占领区，企图借刀杀人。毛主席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深入敌后，迂回游击，以少积多，以弱胜强。

二是抗战中后期，蒋介石担心抗战胜利后，中共与他争夺天下，1941年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公然枪杀共产党人。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决心与国民党一决雌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中共全力反击，内战必然爆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亲者痛仇者快。大敌当前，中共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以抗日为重，决定军事上采取守势，应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更大军事行动；而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统区人民及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这一招果然奏效，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公开声明道歉，中共勉为其难将国共合作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三是抗战初期，“国军”虽曾一度打了几个硬仗，牺牲上百位将领，但是抗战后期“国军”纷纷投敌叛变，成为日伪军，连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也是原国民党骨干组成，为虎作伥，助纣为虐zhùzhòu wéi nüè。

四是蒋介石乘中共全力抗日之际卧在峨眉山养精蓄锐，静观其变，日降后迅速下山抢占胜利果实。抗战胜利伊始，蒋介石威望一度高涨，甚至如日中天，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为世界四大元首，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威信扫地，一落千丈。赴沦陷区受降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满脑子“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搜刮民财，鱼肉百姓，荣华富贵，金玉满堂，接收变为劫收，沦陷区老百姓流行歌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蒋介石曾经捶胸顿足地反思道：如此腐败的党早就该完蛋了。他当然不甘心国民党土崩瓦解，令儿子蒋经国赴沪反腐，清查老虎，查到四大家族孔祥熙的公子小姐，宋美龄干预，蒋经国无可奈何。当时媒体就讽刺蒋经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解放前夕，蒋介石已经被全国人民唾弃。毛主席指出，解放战争有两条站线：一条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真刀实枪的战场，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追击穷寇“国军”；另一条是国统区人民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

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曾经积极动员大批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赴台，但随从者凤毛麟角。如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选出的82位院士，除了9位外籍和2位去世，赴台仅12位，其余全留大陆。大师们为何不随蒋介石去宝岛喝香吃辣？原因是对蒋介石了如指掌，国民党统治旧中国22年，其所作所为令人心寒，大失所望，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如为了笼络高级知识分子，国统区平价特供美国援助面粉，但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禁吃。战后美国人为了扶日抑苏，置中国人民感情于不顾，放走日本战犯。朱自清先生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中去世前联名抗议，并交待家人，宁愿饿死也拒绝磋来之食。

3.  通灵宝玉这块护身符，毛主席得到了，蒋介石丢掉了

3.1  在“七大”路线指引下，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配合，达成《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寇亡华压力已不复存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首位，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国内矛盾斗争焦点。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与团结的局面，以便重建久经战祸、百废待兴的家园。

在新形势下，中共坚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伊始就已制定的战后合作建国方针，积极争取在和平民主条件下，共同建国。国民党则企图通过谈判达到一党专政目的，并争取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独享胜利果实。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中共虽清醒地意识到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险性，并作好自卫充分准备。但中共认为，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各种因素制约，蒋介石把全面内战强加于人民是心有余力不足，而争取一段时期的国内和平是可能的。

在中共诚心诚意的努力下，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密切配合，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以及《整军方案》，迫使国民党实际接受了中共产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一贯立场的生动体现，是中共“七大”路线的胜利。周恩来曾经指出：“政治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中共为策划和推进国家民主改革，为设计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这些协定、决议的签订与公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博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

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为有美国的强大支援，可以一口吞掉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自作聪明地采取两面手法，即在签定和平协议的同时，置国内外进步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单方面关闭国共和谈之门。1947年，更下令中共代表团及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人员限期撤回延安。至此，经过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玉成其事并已坚持十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降下悲剧的帷幕。

3.2  由于与中共的关系，苏联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国际上才承认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

如果客观冷静地回顾往昔，不难看出，中共在历史上并无损于蒋介石。蒋介石是在大革命时期起家的。而在这个时期，中共不仅帮助了国民党，也帮助了蒋介石。只有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才援助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大批武器。1924年10月，苏联一次就运来步枪8000余支，陆续派来政治、军事顾问，教官几十人，给黄埔军校无偿拨款200万元。黄埔军校1～4期毕业的5000名军事干部，就是在共产党大力协助下培训的。日寇侵华之后，中共以德抱怨，不仅把委员长从反共和消极抵抗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且使他成为民族领袖，其政治威望和军事、组织实力都发展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才承认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也成为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著名领袖人物。

可以设想，如果蒋介石在1936年、1937年坚决把内战进行到底，国共两党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渔人”趁收残局，那时委员长如果不沦落为溥仪或汪精卫的下场，也势必死在“皇军”军刀之下。因此，中共的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再次协助委员长，也复兴和发展了国民革命事业。历史无情地说明：委员长真正要悔恨的，决非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并非“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而是他未忠实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未将合作进行到底。抗战胜利后，如果委员长实践其1937年3月在杭州会谈时向周恩来表示的“永久合作”、“我死后也不要生分歧”的前言，接受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放弃一党专政，做一个全国人民拥护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袖，继续保持抗战中的光荣。委员长是决不会仓惶逃离大陆，遭万民唾弃的。

3.3  国民党联共则荣，联共则兴；反共则衰，反共则亡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曾经历两次合作和两次分裂。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管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谁能否认，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止，在28年时间里，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时间长于相互战争时间。

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时间总计1921～1927年和1937～1946年共16年。第一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倡议的，其结果是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分裂结果则使中国人民陷入十年内战之苦。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努力促成的，也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必然，其结果是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过去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理解始终不同。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而非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而非单方面的妥协。历史证明，委员长当时绝非不想“彻底”消灭中共，不是实不为也，而是实不能也。

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年和1947～1949年共12年；而分裂结果，则使中国人民在饱尝八年战乱之后，又卷入内战漩涡，而国民党也失去曾经拥有的荣誉和光辉。

因此，国共合作的根本经验到底是什么并不难回答。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民族之福；两党分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恰如廖承志所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国民党联共则荣，联共则兴；反共则衰，反共则亡。这个结局的根本原因，在用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中，美国作家R·特里尔形象地把民心比作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他在论及毛胜蒋败时断言：“通灵宝玉这块护身符，毛泽东得到了，蒋介石丢掉了。”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中华儿女肩负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解铃还须系铃人。海峡两岸人民应当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为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公正与平等、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普遍繁荣与不断进步的现代化“两制一国”而奋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为何日军发动侵华战争？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曾经三次面临十字路口选择和转型。

4.1  第一次转型：脱亚入欧，富国强兵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中叶。当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并于1842年威逼中国与英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日本反躬自问:日本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如何吸取教训?是继续坚持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还是洗心革面走一条与中国迥然不同的革命性道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开放，日本工业化崛起，国力大幅度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从以农业为主的封闭性封建国家向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军事强国转型，脱胎换骨，弱肉强食，军国主义兴盛。

在2000余年历史长河中，日本作为中华文明的“热心弟子”，视中国为文化母国，这一身份认同在19世纪中叶受到严峻挑战。随着中国被西方国家入侵与分割而日渐虚弱，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弯，由仰视变为俯视，不屑与中国为伍，尊重与热爱中国文化的思想潮流被轻蔑亚洲社会的心态取代，当时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即日本应脱离当时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及其他亚洲社会，与欧美发达国家结盟，按照欧洲国家发展模式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现代化，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日本仿照西方列强对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侵略、野蛮扩张，殖民朝鲜、占领中国、入侵东南亚等一系列侵略行径愈演愈烈。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4月，中国被迫与日签订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再次把中华民族带入灾难深渊，直到二战结束终结。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分析其心理因素道：“长期以来，日本有一种崇拜强者、轻视弱者的心态，习惯于或成为强权大国的追随者，或成为周边国家的领导者，而不知如何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历史表明，日本总是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结盟：先有英国，又有德国，后是美国。在现阶段，日本还是会跟美国走，而到下一阶段，如果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时，日本就会投向中国怀抱。”

4.2  第二次转型：从侵略战争到和平发展

由于1945年二战惨败，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第二次转型。

痛定思痛，何去何从? 怎样在战争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1947年时任首相吉田茂提出优先发展经济的国策，史称“吉田主义”，实施新宪法，从战争向和平发展转型，即从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政体向民主多元、和平发展转型，全盘西化（美国化）成为日本社会发展趋势。

1）日本产业结构创新学说

以发展中国家独特视角研究产业结构理论的日本经济学家有：筱原三代平、马场正雄、宫泽健一、小宫隆太郎、池田胜彦、佐贯利雄、筑井甚吉等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假设和模型风起云涌，其中著名的是“动态比较费用论”、“雁形态论”、“边际产业扩张论”、“技术群体结构”等。

筱原三代平主要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和产业结构问题，成果包括《日本经济成长和循环》、《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消费函数》、《日本经济之谜—成长率和增长率》、《产业构成论》、《现代产业论》等。1955年，筱原三代平提出“动态比较费用论”，认为后起国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劣势产品可转化为优势产品，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按照李嘉图静态比较成本学说，发达国家重点发展收入弹性高的重工业等，而发展中国家只发展收入弹性低、技术进步率低的农产品等初级产业。将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如果日本信奉教条主义，墨守陈规，照抄照搬，难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筱原三代平从动态发展角度批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倡导扶持国民经济举足轻重、发展潜力大的产业，从而取得动态比较成本优势。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二战后日本政府依据动态比较成本说，制定扶持若干幼小产业政策卓有成效，成功典型是汽车工业。

1932年、1936年、1957年、1965年，二战前后，赤松要（Akamatsu）从后起工业国日本国情为视角，重新审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纤维、钢铁、汽车等产业发展路径，立足于东亚国际区域，先后开创和完善产业发展“雁形态论”， 阐发产业发展遵循三个互动的雁行模型，：一是产业发展从接受转移到国内生产，再到向外出口三阶段，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二是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第一模式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三是产品第一模式在国别间动态演化传导，后来者效仿工业化先行者。

主张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结合，产业结构国际化，后起工业国可通过“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周期循环四个阶段，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随着进口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形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1984年，康明思（Cumings）运用雁行模式解释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动态关系。

1978年，小岛清（kojima）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引入产业转移分析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与比较优势、产品生命周期及雁行模式结合，修正东亚雁行模式机理，提出“边际产业转移扩张理论”，通过产业空间移动，克服产业劣势，扩张边际产业，显现潜在比较优势。反映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形式，为日本对外产业区域转移方式鸣锣开道。

2001年，小泽辉智（Ozawa，Castello）完善雁行模式，提出增长阶段模型，认为跨国公司可在产品生命周期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

1957年，筱原三代平在“动态比较费用论”基础上，提出主导产业选择原则和基准。原则是比较优势明显，经济效益好，增速快，关联效应强，前景光明。

基准即“筱原两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市场自发调节形式，以美国为代表。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能够促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政府积极干预形式，以日本为代表。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选择主导产业及发展序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表明，主导产业演替顺序：纺织工业→食品工业→重化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计算机→生物工程→航天工业等高技术产业；演替逻辑：非耐用消费品产业→原材料产业→耐用消费品产业；需求结构演替逻辑；维持基本生存型需求→中间型需求→满足享受发展型需求；要素结构演替逻辑：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关联度低到关联度高的渐进转型过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主导产业不断演替结果。启示后发工业国在选择主导产业及其群体时，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成果，循序渐进，充分发挥主导产业及其群体优势，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实现现代化。

1993年，关满博比较研究日本与东亚各国及地区产业技术结构，创造产业“技术群体结构”，构建三角形模型，反映国际产业区域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资本资料产业、轻工业向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结构演进趋势。主张放弃明治维新以来百余年形成的传统“齐全型产业结构”，顺应潮流，突破区域限制，提倡网络型国际分工，在全球中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中保持领先地位。

追求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日本一贯奉形的政策方针。20世纪60年代从农业、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化转型，70年代向知识集约化转型，80年代向高度技术集约化转型，90年代则向知识创造型转型。

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通常采有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工业发达国家率先开发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当国内销售上升时，向后发工业国出口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随着该产品生产技术普及和竞争者涌现，为了维持国外市场份额，工业发达国开始向后发工业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最后，发达国家放弃该产品生产转向开发研制更高级技术，开始新一轮产品循环。

为了弥补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差距，日本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雁行形态发展模式，实行国际产业区域转移，促进产业更替发展。当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结束后，并进入产品循环发展模式。

2）日本产业结构特征

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1955～1965年，为适应战后百废待兴情景及日本资源禀赋国情，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应运而生。在其形成和发展前期，具有合理性，大力推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日本有句名言：“只有首先成为制造大国，才能成为研发大国、市场大国；没有发达的制造工厂，新的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机械工业成为生产主导产业，后又成为出口主导产业，出口贸易急剧扩大，出现大量贸易盈余，形成以重化学工业高加工度产业—机械工业为贸易和生产中心的产业结构，即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

一是垂直型加工贸易。汽车、电器机械、一般机械、钢铁、精密机械等工业制成品属于出口型，而粮食、原料、燃料等属于进口型。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是垂直分工的产业间贸易发达、而水平分工的产业内贸易落后的特殊国家，具有典型的垂直分工贸易特点。二是以加工组装度高的机械工业为核心，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比重下降的轻工业，比重变化稳定的化学、金属工业，以及比重快速上升的机械工业。作为资源贫乏国家，依靠深度加工产品获得贸易利益。

三是机械工业外向型发展。从纤维产业向机械产业外向型转型。

脱农化。二战结束伊始，农业潜在剩余人口流出，农业规模相对缩小。60年代中期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形成后，非过剩型人口流出，农产品自给率下降，农业与工业脱节。

第一，非过剩型人口流出。1950年，日本农业人口为3800万人，占总人口43%。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一方面，农业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扩大，农业内部两极分化，加快农业人口流出，年年递增。1958年流出人口达54万，到1963年，流出人口达到93万人， 1970年后年均流出人口在80万以上。另一方面，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连年下降，1955年41%，1960年32.6%，1965年24.5%，1970年19.4%，1975年13.8%，每5年平均下降5%以上。快速“脱农化”过程举世无双，不仅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骤降，而且产值比重每况愈下。1955年农业比重占23.1%，1960年降为14.9%，1965年11.2%，1970年8.6%，1975年仅占6.6%。

第二，农产品自给率下降。与美国和法国脱农化迥然不同，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下降，进口农产品依赖度增加，除了大米以外，小麦、大麦、大豆、水果及肉类等农产品难以自给。不仅根源于非农业产值比重快于农业产值增速，而且根源于农业产量增长低于需求总量增长。

第三，专业农户少于兼业农户。1970年，兼业农户中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的农户占50.7%。

第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出结果是青壮年劳动力减少，1970年，女性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1.5%，40岁以上妇女占全部女性劳动力66%。男性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38.5%， 40岁以上男性占男性劳动力69.4%。与非农业相比，农业劳动力67%在40岁以上，而非农业40岁以上劳动力不到37%。

第五，农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下降。逐渐成为孤立产业，日益失去提供工业原料作用。一般来说，食品工业与农业生产关系息息相关，但日本采取进口大豆、小麦、蔗糖、玉米等产业用原料政策，建立临海型制粉、制油、制糖工业，淡化了食品工业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既是农业规模急剧缩小原因，也是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在农业中的具体反映。

依附于制造业的批发和零售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运输、通讯、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产业和服务业。以机械产业为核心的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深刻影响第三次产业发展。一是厂商主导型。厂商控制批发，专营零售网点，委派店员直销。二是政府主导型。其他产品自由流通，大米产销实行国家统制。

政府控制型金融业。一是政府严格控制金融业，并规定银行利率和外汇，保证大规模资金供给安全性和稳定性。二是金融体系简单易控，大多局限存贷款，如1975年企业从银行借入款占总负债比重55.4%，而直接融资即有价证券仅8.2%。三是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企业围绕银行组建集团。银行与企业贷款关系稳定，是企业最大股东，有利于企业筹款，减少筹资风险，及时得到开发资金。

倾向于产业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产业是指交通、运输、通讯、水电煤气，以及环境、住宅、医疗、社会福利、国土保护、教育产业等。产业基础设施主要指道路、交通、运输、通讯、水电煤气等面向产业的部分。而生活基础设施主要指后几项。作为典型的赶超型国家，制造业发达，注重扶植产业基础设施，而忽视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1961年，池田内阁实施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前5年优先发展产业基础设施，后5年则充实生活基础设施，促进了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形成。如1955至1973年，电力、铁路、公路等产业基础设施占财政投资比重年均高达90%以上，产业基础设施与生活基础设施比例为2：1。

3）道奇政策及其效果

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硝烟尚未散尽，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正迅速落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美苏争霸“冷战”拉开帷幕。美国为抵制共产主义势力“浸透”，极力扶持德日等战败国复兴，从1947年起一再缓和日本赔偿计划，增加对日援助。并声明要把日本变成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

基于罗斯福总统倡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制，美国首先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继而在日本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翻版“道奇计划”，促使日本实现三个转变：通胀经济转向稳定经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乃至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意义深远。

浅井良夫在《道奇计划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道奇计划”实现了劳资关系、通货稳定和对外经济关系等三个稳定。三和良一和山崎广明则在《通商产业政策史》中揭示，道奇基本方针是实施三大政策:控制国内总需求，降低过剩购买力，扩大出口；制定单一汇率，取消补贴，建立市场合理化机制；提供投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日本经济复兴、自立与稳定。二战后，“日本经济是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车上走过来的”。

战败初期，美国紧锣密鼓调整远东战略步伐，在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方针下，日本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系列重大改革。1947年美国共和党选举获胜，抨击政府援日政策加重美国公民纳税负担。

在“冷战理论”和“纳税者理论”鼓噪下，美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受命赴日推行经济稳定计划的约瑟夫·道奇以丰富经验灵活把握美国政府“原则”，对日本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可归纳为“三紧四缓”。 即三项经济紧缩政策和四项缓和措施。

三项经济紧缩政策：一是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财政预算失衡是导致通货膨胀祸根，既要防止象西德那样货币贬值，又不能照搬苏联式物资统制，只能通过财政平衡解决日本通货膨胀。二是强化税收。创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来”日本税收率“最高”纪录,支撑了超平衡财政实现。三是停止金融公库贷款，限期收回放款。

四项缓和措施：维持财政补贴，增加对日援助，设立美国对日援助回头资金，金融缓和，“财政还流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再次放出”。

封建末期以来，日本锁国和开国各有两次。欧美列强用“商品加大炮”打开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大相径庭，但照旧是实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1930年，昭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垄断统制经济，因连续15年侵略战争升级而反锁国门，尝尽苦头。既是政治彻底孤立直到最后破产过程，也是其内外经济机制变形、脱离“常轨”过程。

1949年，道奇针对日本经济病灶,对症下药，开出药方，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缓而治之，卓有成效，事半功倍，不仅迅速实现经济稳定目标，而且推动日本经济体制“转轨”与“接轨”。打破封闭，重返国际社会舞台，与国际经济的自由市场机制“接轨”，统一汇率，“贸易立国”，改变现行外贸体制，使日元具有国际兑换性；废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

道奇计划仅实施一年，一直象恶魔缠魇日本的通货膨胀便基本得到控制。

1955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又走上贸易、资本全面自由化道路，经济起死回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实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虽使市场万能观有所改变，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自由竞争“原理”和市场机制。二战结束后，自由市场竞争“秩序”重新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奇可称为日本第二次开国“开锁”者。

战后不到20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成为亚洲经济起飞领头雁，并迅速超过英、法、西德等欧洲诸强，追赶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老二。

4.3  第三次转型：从脱亚入欧到入亚入欧，“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导致“无声革命”

从“脱亚入欧”向“入亚入欧” 的第三次转型，酝酿于20世纪末期后冷战时期，并在21世纪初历经小泉、安倍和福田三届内阁逐步形成。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全球化和地区主义趋势不断加强，日本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十年”困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随着亚洲经济复苏与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连续30余年经济增长广受国际社会关注，以及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给日本带来全方位冲击，“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历史表明,当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格局再现。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中国曾经是在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达2000年之久。但是自从1885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希望恢复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仍以现速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的东亚霸权地位，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角度思考问题，把世界看作既是多元化、又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在这样一个恰如费正清所揭示的‘中西方文明大冲突’的多元世界，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美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范于未然，美国在20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协调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前英国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说;“中国使人不安地想起凯泽•威廉笔下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德国。德国觉得,它在19世纪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过程中受到欺骗。中国不无理由地觉得在国力虚弱时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欺凌,它要清帐。”

从20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的朝核危机风波迭起，推波助澜，更触动日本内政外交的敏感神经。无论是“以强对弱”还是“以弱对强”，这两种关系日本应对自如，而面对中国崛起后在东亚地区双雄并立的“以强对强”新局势，日本朝野阵脚呈现一片荒乱，无所适从，新一波民族主义情绪应运而生，政治保守化倾向加深，这一思潮代表是老牌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概念。显然，“脱亚入欧”已经不符合国情，日本在新的十字路口的历史反省触及灵魂，面临重新定位的第三次转型，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处理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从“脱亚入欧”向“入亚入欧”转型，这一场“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思维导致的“无声革命”，是日本朝野长期孕育和思辨的产物。与前两次选择不同的是，日本无需完全抛弃过去政策，而是选择一条“中间路线”。安倍晋三在就任日本首相前到美国的“热身”访问中，在回答“日本外交是否仍然受到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问题时指出，日美关系和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互为补充，而并非相互排斥，即所谓“走中庸之道”。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安倍首相的外交路线是“中间路线”。其继任者福田康夫首相选择的也是典型的中间路线。后任首相麻生太郎尽管以其保守倾向著称，但也难以背离中间路线框架。

日本在任首相宣称：日本既是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一员，又是东亚社会的一员，如小泉时代参拜靖国神社而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福田时代拒绝参拜靖国神社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就是这条中间路线不同倾向的例证。小泉“把日美关系搞好，日中、日韩关系自然就会好”的说法反映“脱亚入欧”思想的倾向性；而福田访华时所提倡的“温故创新”，继承孔教儒家学说则反映“亚洲一体”的倾向性。

5.  革命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

5.1  土地问题是农民根本利益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毛主席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对农民问题洞若观火，对国情明察秋毫。中国革命首要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村是革命摇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解放军是农民穿上军装，将近8300万名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团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借问酒家何处去，牧童遥指杏花村。”凭何争取民心？锦囊妙计是谋求农民根本利益，解决土地问题。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历朝历代朝廷连土地都不分配给历史创造者，只有共产党组织人民打土壕分田地。土地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热气腾腾，“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成为为土地主人。如果人民要巩固分享土地成果，就必须参加革命；如不革命，地主返乡团就会秋后算账，人民就会得而复失，吃二遍苦，走回头路，除了革命别无选择，逼上梁山，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人民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跟党走，走向解放，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5.2  “看见八路军格外亲”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日，中共调整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广大农民对中共心悦诚服，子弟踊跃参军支前，八路军兵源源源不断，而国民党只得靠抓壮丁扩充兵源。

生茂作曲，于文华、马玉涛原唱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了解放军，想起了老八路，那一年，枪声响，同志们进了沟。刀劈狗汉奸，枪击敌人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敌人，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减租，一同护秋收；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八年打走了日本兵，你们又去打蒋匪，迎接新战斗。从打胜利到如今。山新水新天地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遇见那高兴的事，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想亲人，盼亲人，山想人来水望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党的恩情说不尽，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格外亲。”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蒋介石当年并非不懂民心的重要性，而是解决土地问题就得向自己的阶级基础下手。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结教训，学习共产党土改经验，国民党才在台湾站稳脚跟。

5.3  分享发展成果激活动力源泉

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创造者，也是文明成果享受者。马克思指出：在农民为主的国度，实现与广大农民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唐朝皇帝李世民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善于纳谏，乐于兼听，赢得“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秦始皇暴虐天下，苛政如虎，不信功臣，不亲士民，终致身死人手，江山倾覆。

只有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才能赢得农民心悦诚服的支持。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心甘情愿输粮输人，争先恐后保障物资供给，付出牺牲，无怨无悔，负担不可谓不沉重，根本原因在于党与农民切身利益一致，在于民心向背。

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共产党绝招和拿手戏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做起，激活动力，当年革命成功的奥妙和学问就在这里。古今中外普天之下都有反对执政党的声音，执政党符合民意与否，人民心知肚明，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共产党能够满足人民温饱生活，其他党做不到。

5.4  农民负担是历史范畴，历代王朝兴衰与农民负担问题息息相关

“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何谓农民负担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明税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农民负担。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收益分配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购置及维修费、耕畜饲养费、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资料价值，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集体提留及管理费等。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扣除后分配，农民未直接承受负担的切身感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再次赢得农民拥护。农民身份随之相应变化。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是市场经济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和财产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经营使用权，直接支配利润，从而引起农民财产观念变化，唤醒农民主体意识，增加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然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向农民收取税费，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采取过激甚至高压手段，导致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积重难返，农村出现动荡。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十六大后，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实施，农民如释重负，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红红火火，新农村发展进入新时代。

6. 发明三大作风传家法宝，实行高度民主和廉洁

6.1  实行三三制，政风清明

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民主普选，一人一票，采用原始投豆法，选票是黄豆粒，每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坐，老百姓愿意投谁就把豆子给谁。规定共产党员在政权里只占1/3，另两个1/3一是左派、二是中间派。陕甘宁边区选出的党员往往超过1/3，只能忍痛割爱。

无规矩不成方圆，改进作风从党的第一代开国元勋开始。不论正史或野史怎样记载和描述，一个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周总理的衬衣穿了大半辈子都舍不得换。安贫守拙、从未红过脸的邓颖超大姐为丈夫的执着黯然神伤，悄然饮泣；毛主席的睡衣、外套大补丁上缝着小补丁，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一顿米饭舍不得吃一块红烧肉；革命烈士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清贫，正是革命者战胜敌人的熔炉。”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秘书长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高风亮节的作风和家风，深深影响了共产党将近一个世纪，对社会风气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给近平那幼小的心灵刻上深深的烙印。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至今无人超越，他揭示成年的心理暗示源自童年的生活体验、印象和梦想。

6.2  邓小平先斩后奏枪毙贪官，毛主席“挥泪斩马谡”

1931年瑞金红色政权建立伊始，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领导长达两年的整贪运动，先斩后奏，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毛主席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举不下去，严惩腐败是共产党天职。

早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就要求以《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经验为镜鉴，总结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教训，警惕共产党骄傲和腐败。江青历来自命不凡，孤芳自赏，有自题五言诗为证：“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主席常常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常常想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

1937年延安发生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 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勇冠三军的革命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毛主席“挥泪斩马谡”，根据红军纪律处以黄克功极刑。毛主席痛心疾首地说：“黄克功犯下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共产党与红军，对于党员和红军战士必须执行比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毛主席发明整风运动传家法宝，创造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真学问，大学问，真才实学。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上曾经自豪地说，解放区十无：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赌博，四无娼妓，五无小老婆，六无叫化子，七无结党营私之徒，八无萎靡不振之气，九无人吃摩擦饭，十无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全有，国民党垮台与腐败有直接关系。

6.3  毛主席充满信心：“不当李自成，进京考个好成绩”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又不照搬苏联模式，而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式议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并非未曾实行，然而其结果不仅没有拯救中华民族危难，反而使“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最终宣告失败。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对即将走上执政舞台的党的工作中心作出转型部署：“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主席高瞻远瞩向全党敲起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前往北平。周总理劝睡眠不足的毛主席注意休息，毛主席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总理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充满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  建国体，立宪法，反官僚，反腐败，严吏治

7.1  民盟主席张澜与毛主席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胡风题诗：“时间开始了”，美国学者费正清描述：“中共在人民大众欢欣鼓舞的民主氛围完成建国大业”

1949年6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

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人山人海，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洋溢的长诗，题为：“时间开始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民盟主席张澜已77岁高龄，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看到他穿着一袭旧布长衫，毛主席笑道：“表老太俭朴了。”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议政热情。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位，其中党外人士3位；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副总理4位，党外人士2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辖34个部委中，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的党外人士多达14名。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等，纷纷走马上任。政权属于统一战线性质，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因此，与其说中共执政地位是打出来的，不与说是人民授权选出来的。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大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信任不断增长，是一片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7.2  毛主席主持讨论制定中国首部民主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基础上，全国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首次普选产生1226名人民代表，行使人民意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党的八大，毛主席号召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扬优良传统，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毛病。我们既需要实行党内监督，也需要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执政党将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执政党经历长达20年的曲折，从反面反映执政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建设与发展，而非斗争与破坏。

7.3  毛主席建议重读总结千百年治吏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

毛主席进京前忧心忡忡的问题爆发，由于缺乏战争年代残酷环境和艰苦生活的体验，少数年轻党员干部争名夺利，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习气沉渣泛起，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时有露头。

在九大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对建国后党的干部质变过程伤感地说：“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住，所以进城是好事。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总结千百年‘治吏’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腐化，胡作非为，而国家无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揭竿而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问题若是成堆就积重难返。崇桢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共产党不是明朝崇桢，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明末崇祯皇帝的《罪已诏》反省道：“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蹉此小民，谁能安枕！”对于贪官污吏祸国殃民，崇祯皇帝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但吏治之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天命诛之，大明王朝无力回天，终致覆灭，如《红楼梦十二曲·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值得重温的是1963年周恩来总理的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告诫领导干部过五关：思想关，活到老改造到老。政治关，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等五花八门糖衣炮弹的侵蚀。社会关，生活在社会中，经得起狂风暴雨考验，要像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亲属关，既不培养少爷也不培养少爷，培养老爷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培养少爷，子女既成八旗子弟，定将葬送党的百年事业。第二个报告分析官僚主义22种表现，基本涵盖官僚主义各类表现及其危害。

综上所述，回答了共产党为何能够战胜国民党打造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昭然若揭，无可置疑，内涵极其丰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