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随着大国在国际实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应该平衡其权利与义务。基于这样的认知，中美两国都应认识到，“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所预言将要发生的国际权力转移似乎开始加快了脚步。虽然这一权力转移过程明显表现出权力由西方向东方、由北方向南方、由美国向中国转移的特点，但人们尤其关注其中的第三个特点，即权力由美国向中国的转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担心，伴随着大国权力的转移，大国霸权战争的历史魔咒将再次发生。当代国际政治由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演进的趋势，使得转换既定思维成为客观上的要求；而中美两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趋同性认识，则从主观上有助于打破这一灾难性的历史魔咒。

三大资源决定国家权力来源

国家权力来源，或者说国家拥有的权力资源，有赖于这样相互交织的两个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无论是在国家层次还是国际体系层次，国家权力来源都可以被分解为实力资源、制度资源和观念资源三种类型。就这三种类型资源之间的关系而言，实力资源是国家权力资源的基础，观念资源是国家权力资源的合法性叙述话语，制度资源则介乎二者之间，是根植于实力资源基础上的观念资源的具体表现形式，三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正向关系。

回望20世纪，大国争霸的历史似乎在无情地轮回。但是，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政治，尤其是全球政治在冷战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开始日益摆脱旧有的国际政治思维窠臼，即从国家间政治角度狭义地理解国际政治，转而从全球政治的广义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这种对国际政治认识的变化，带来了全球政治议程的巨大变化，即参与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多元化和国际政治的议题领域多样化。面对这种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大国零和博弈思维已不合时宜。换言之，为应对21世纪的全球性政治挑战，中美两国在客观上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实属必要。

三大结构的塑造映射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政治从国家间政治向全球政治的演进，客观上要求塑造一种符合21世纪国际政治特性的新型国际体系结构。具体而言，21世纪新型国际体系结构在国际实力结构、国际制度结构和国际观念结构上应体现出自身的新特点。

在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中，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是基于大国冲突的要求来进行的，无论在国际实力结构、国际制度结构还是国际观念结构方面，大国都追求一种自己在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战略目标。然而，在全球政治中，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应基于大国合作的要求来进行，大国都应追求一种自己在其中起协调作用的政策目标。由于全球政治的合作性特点，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追求，都应该是要塑造一种自身在其中进行协调的国际实力、制度和观念结构。在这三种结构的塑造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也是协调性、合作性的。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的协调合作即是如此：两国都不应在国际实力结构中谋求支配对方，不应在国际制度结构上打败对方，更不应在国际观念结构方面妖魔化对方。

顺应局势 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大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受制的因素之一，是大国的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世界彻底战胜了法西斯国家，而且更意味着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变化。面对这一变局，二战后“硕果仅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积极寻求塑造新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美苏两国为此在国际实力、制度和观念结构三方面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结果虽然不是两败俱伤，但包括冷战“赢家”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权力转移日益引起关注，大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由此成为必然。与此同时，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摆在了中美两个大国面前：中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幅度究竟应该有多大？是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充实、完善，还是转换？如果仅局限于充实和完善，那就有可能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采取一种渐进性的改良政策；如果进行转换，则有可能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采取一种革命性的修正政策。

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的新认知

在全球政治时代，对安全概念的重构导致安全向多层次和多领域方向变化，由此提出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违背大国主观意愿的“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人们对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类似“相互依存”的安全认知：面对环境恶化、恐怖主义袭击、公共卫生事件或全球金融危机等，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不同，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认知，即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21世纪，安全挑战（无论是传统或非传统的）是超越国界的。这种对安全认知的新变化自然将影响到中美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权力来源变化的认知、国家安全战略构建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在国际实力结构方面，中美两国认识到，其各自在国际实力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正/反向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其国家安全的正/反向变化。事实上，国际社会有着这样一种认知，即随着大国在国际实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应该平衡其权利与义务。基于这样的认知，中美两国都应认识到，“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制度结构方面，中美两国应认识到，国际制度结构的形成应该符合区域乃至全球的安全利益。鉴于此，中国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构建持开放态度。在国际观念结构方面，两国应认识到，国际安全的最终归宿乃是人的安全。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