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现实的“矛盾”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

——专访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系教授、原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勇进

人民论坛记者 袁静

张勇进：著名华人学者，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牛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东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等。代表作如《英国学派在中国》、《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帝国与国家 》等。

观点集锦：

·20世纪的百年坎坷让中国有一种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必须有一部分人始终为另一部分人呐喊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推动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就是因为不断有人表示不满意，这恰恰是发展的动力

·我们不应该总是负面地去看矛盾，特别是当这些东西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是好事，如果不讲反而很可怕

·任何一种社会状况都会对创造力有一种限制和扼杀，要看你有没有自觉力，去回应和抵抗这种扼杀，找到自我，定位自我

想要理解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就一定要了解中国20世纪的百年坎坷

人民论坛：英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不像美国，可能会给外来族群的研究者提供更加包容的研究氛围，这里面包含个人上升空间和成长机会。您是否能给我们谈谈您在英国学界“入场”过程？这种经历对您看待中国的视角（中国观）有何影响？

张勇进：我到了英国以后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能因为在牛津，加上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英文的，在文化上对它并不陌生。文革时候我的思想是非常开阔的，求知欲非常强，但我的思想是开放式的批判性，并不会崇拜英国，不会被物质生活的丰裕完全冲垮。文革中大部分人独立性、创造性思维被扼杀了，但是其中一小部分人恰恰成为批判性、创造力迸发的人，比如陈丹青。文革十年、五年经历的事情，别人可能五十年才能经历。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历的事情，是西方人一百年也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我认为，想要理解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就一定要了解中国20世纪的百年坎坷，它让中国有一种很强的、不可比拟的生命力，中国崛起不仅仅是30年的事情，不是从1978年突然开始的，整个20世纪都是我们崛起的过程，只是前面有很多磨难和毁灭，革命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外国人常常不了解中国为什么总是强调“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20世纪中国的百年动荡。

每一代人不被扼杀的都是少数，每一代人受到的扼杀和挤压都是相同的

人民论坛：但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生都十分羡慕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毕业不愁失业，虽然是被分配，但去的地方都是现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等。作为从中国大学毕业，又在英国知识界取得认可的学者，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张勇进：我们那个时候的人生道路是被别人安排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确是精英教育，毕业以后很多单位抢着要你，但分配是让你去哪你就去哪，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太多自主性的，而且工作也只是维持温饱。有了工作之后个人也不一定有发挥的空间。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北京还是边陲，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分你到哪你就到哪。

现在年轻人想跟过去比较，还有一些人要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但他们未必知道，英国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者将近100万，包括很多大学生。横向比较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走的是市场化道路，现在的状况也是必然的，市场调节，必然有人要失业。中国如果要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发展，那么就要付出代价，比如大量年轻人失业。

每一代人不被扼杀的都是少数，每一代人受到的扼杀和挤压都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不同。任何一种社会状况都会对创造力有一种限制和扼杀，要看你有没有自觉力，去回应和抵抗这种扼杀，找到自我，定位自我。我们现在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有创造力？都是因为有很多个人的自觉回应和抵抗。现在的年青人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存在“过去更美好”，没必要美化过去。

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必须有一部分人始终为另一部分人呐喊

人民论坛：那么您怎么看现在网络上的各种极端化、负面化、情绪化声音？因为很多人都在说现在一上网似乎已经“暗无天日”了，也有很多人为缺乏向上流动的空间感到无力。但是上网归上网，生活还是要继续，骂得再厉害，依然要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上来，您怎样看待这种网络与现实的“矛盾”？

张勇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必须有一部分人始终为另一部分人呐喊。英国也有最底层的人，任何国家都有底层的人，总是更多地承受了社会发展的代价。所以需要有一部分人不断呐喊，这是一种进步，而且声音很大，总会对政策产生影响。

我认为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个过程，微博上一片黑暗和生活正常运转是正常现象，是中国社会一个极大的进步，如果在以前，这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推动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不断有人表示不满意，这恰恰是发展的动力。我们不应该总是负面地去看这些问题，特别是当这些东西有一个释放的渠道，这是好事，如果不讲反而很可怕。我一直认为这是正面的东西。

1991年的时候我从牛津去苏联旅游，因为受过文革的教育，当时说苏联是个修正主义国家，一直觉得它很神秘。当时我和家人经过东欧、苏联坐火车回北京。我们先去了希腊，后来经过南斯拉夫、捷克，再到苏联。当时在苏联的最大感觉是没有人表达不满意的情绪，大家排队买面包，表情木然。但是一到中国，火车一过蒙古边界，马上就不同了，大家都在讲不满意，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好，感觉大地都在震颤。

这就好比中国人挤车，虽然是个负面现象，但可以将这种争先恐后看作是力争上游。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争了，像是当时苏联那样鸦雀无声，好不好与我无关，那样才可怕。大家的抱怨如果通过某种渠道反映上去，最终引得了政策的变化，这就是好事情。我觉得很多现象只是个过程，包括一些非正常的手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国外很关注群体性事件，认为中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激增，社会矛盾激化。但是，当你把西方社会一两百年的发展压缩到三十多年的时间中，还要在一个14亿人的国度完成，你可以想象社会受到的震荡有多大，引起的矛盾有多大。没有矛盾，没有群体事件才是不正常的。我觉得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解决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