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隐性收入获得规模上的差距而言，隐性收入获得机会的不平等可能更加严重。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并日益成为多种社会矛盾集结的重要根源，已经构成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诸多因素中，隐性收入差距扩大日益成为一种重要原因。社会需要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市场性的、显性的工资性收入差距问题，那些非市场性的隐性非工资性收入差距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隐性收入获得规模和机会不平等

由于更多地通过非市场化方式进行支付，并且较为严重地依附于工作单位及社会背景等个体特征，不同社会群体获得隐性收入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人在工作补贴、住房实物性补贴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相比而言，国有部门工资外的津贴、补贴、奖金和福利等隐性收入高于其他部门。这也解释了在国有部门职工市场性工资偏低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持续存在的“公务员热”和“国企事业单位热”等现象。与此同时，特定的一些带有转移性特征的非正规收入，也会受个体或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一些社会背景更好的家庭或个人，能够获得相对更高的非工资性收入。

相对于隐性收入获得规模上的差距而言，隐性收入获得机会的不平等可能更加严重。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所处的工作单位性质及工作岗位级别，都将对居民隐性收入的获得机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弱势群体很有可能在获得这类隐性的非工资收入机会上，已被排除在门槛之外。

再分配政策调节乏力

政府累进性税制等政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税的方式，实现收入再分配和缩小居民间收入不平等的目标。这需要建立在居民收入信息完整和可获取的基础上。在调节显性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方面，税收等再分配政策有效地发挥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而在隐性收入方面，由于缺乏完整和可靠的收入信息，政府再分配政策在中间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与此同时，这些隐性收入大多通过实物、现金或者分开多次等方式进行支付，极容易避开监管，达到少纳或不纳税款的目的。可见，对于隐性收入而言，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乏力。

与此同时，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再分配政策，在众多领域也恰恰是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隐性收入和福利差距的重要原因。现行政府支出政策中，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在内的整个福利再分配体系，都严重地向城市户籍人口和国家体制内人员倾斜。这些政策歧视根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伴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这一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延续至今。在日益强调收入公平和财政再分配的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政府逆向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

破解隐性收入差距制度建设是根本

首先，推进收入信息税务监管制度建设。全面掌握居民隐性收入信息是政府进行收入调节的基础。通过规范和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的经费收支管理和预决算信息明晰化、公开化，将公职人员的隐性收入显性化，取缔并查处其中的违法部分；同时，在政府预算单位资金结算环节推行电子支付，减少现金和实物支付形式。据此将居民特别是公职人员社会收入流信息，纳入到税务监管系统，以利于有效地发挥政府税收工具的再分配功能。

其次，建设城乡一元财政制度。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财政制度，导致城乡居民之间在各项隐性福利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在诸多福利项目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着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社会福利，并且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成本均由政府财政资金承担；相对而言，农村居民享有福利项目的机会更少，同时自己需要承担相当部分的服务成本。这种差别化的财政资源歧视化政策是导致城乡居民隐性收入和福利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等综合配套性措施也是其中的必经途径。

再次，完善法制建设。借助行政权力腐败等非法途径获取收入是造成隐性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方面。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非法的隐性收入予以法律界定、行为定性以及违法惩处措施明晰化，为治理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强化公职部门和人员损公肥私行为的法律监管，特别是加强对相关垄断性行业国企的审计监督，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和高管人员天价年薪行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