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上月中日两国有关机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不喜欢对方。一声“不喜欢”太简单，中日民间该如何相处，则是两国都必须直面的课题。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82周年。图为9月3日的卢沟桥。法新社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1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2周年。这一天，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勿忘国耻”的呼吁和感怀。
历史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你。
一年前的9月，在中国多地爆发反日游行，我们既审视邻居，也审视着自己。
“我不喜欢你。”这是上月中日两国有关机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90.1%的日本人和92.8%的中国人，不喜欢对方。
是什么，令我们看不顺眼彼此？
几天前，日本大阪，中国留学生勇救落水日本男童，我们复杂的情绪再度百感交集。
一声“不喜欢”太简单，中日民间该如何相处，是两国都必须直面的课题。
中日民间好感度降至低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亚君 发自北京
因为救人义举，留学生严俊一夜之间成为日本民众交口称赞的“中国英雄”。
9月16日下午，大阪一名9岁男童意外落水，危急之际，26岁的上海留学生严俊跳入河中，救起了男童。事后，这位戴眼镜的光头男孩的事迹被日本各大媒体接连报道，日本民众也夸他“勇敢”，是“善良友好的青年”……
在“九·一八”82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严俊个人的事迹为处于低谷的中日关系，注入了寒秋中的一丝暖意。有在日本的中国人感慨说：“这一年来，终于看到了一次日本媒体对华的正面报道。”
九成受访者“讨厌”对方
“一年来只一次”——这样的形容并非夸张。就在严俊见义勇为的第二天，日本NHK电视台重点播报的新闻便是：日防卫省认为，如果中国军方无人机“侵犯日本领空”，造成威胁日本国民安全的事态，日方将考虑对中方无人机进行击落。
9月18日当天，由凤凰网发起的“中国人的日本观”网上调查中，超过40万的网民投票用“仇恨”、“讨厌”来形容日本，这与上个月中日两国民间调查机构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早前的那份舆论调查显示，中日民众对彼此国家好感度降至2005年以来的新低：两国各有90%以上的受访者回答对对方国家不抱好感。
究其原因，中日受访者都以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知问题为两国民间感情的主要障碍。而在本月凤凰网的调查中，“讨厌”日本最主要的理由是日本不承认侵略中国、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的伤害，以及右翼势力反华言论和行为。
另一组数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日民间情感的急剧滑落。据媒体报道，今年前7个月，北京接待的日本游客同比下降53.7%，与此同时，中国赴日旅游的游客人数也大量减少。
“现在我们和日本友人聊天时，往往有意无意地会谈及中日关系很困难、很艰难的话题。连一些平常不关心政治议题的日本朋友都开始对中日关系深表忧虑。”长期致力于中日民间交往的中国学者任景国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也正因此，中国留学生严俊在日本见义勇为的行为像是投进湖面的一枚石子，虽泛起了涟漪，却仍令人忧虑中日民间认知的现状。
“临界点”上的认知差异
不少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学者认为，近两年正好处于中日两国民间情感的“临界点”上。
“所谓‘临界点’，是建立在两国关系长期以来过山车般起伏的背景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吴怀中解释说。他表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90年代，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日本对华在心理上有所变化；前自民党领导人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两国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2010年后，还未从“中日撞船”事件中恢复元气的两国关系频频遭遇涉及领土纷争、历史问题的突发事件，中日关系一落千丈。“这轮低谷期持续时间之长，对中日两国影响很大。”吴怀中说，“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即使稍后岛屿纠纷平息，中日间却再也无法如同80年代那般亲密。”
吴怀中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政府。一面是在领土问题上不顾中方反对一意孤行，另一方面，日本政客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从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到野田佳彦的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再到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客的表演无一不触发着中国民间情绪的积聚。
“日本怎么了，是要做法西斯吗？”今年5月安倍在公开场合高喊“天皇万岁”的消息传出后，一位中国网友愤怒地质问道。
在8月份的调查中，在被问到“提到对方国家时想到的历史事件”时（多选），日本人回答最多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最多的答案则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在被问到“所知政治家”时（多选），日本人最多的回答是毛泽东。中国人的答案则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等。
媒体上的“对立”影响
尽管有资料显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双向人员往来已经增加到500多万人次，但调查显示，两国民众仍主要通过国内媒体来获取对方国家和中日关系的相关信息。其中，日本民众依赖媒体的比例为95%，中国民众为89.1%。
经常到访日本的吴怀中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日本的书店中不乏有报道和描写中国的图书，但翻看主题和内容，很多都在渲染“中国威胁论”。
在日本媒体上，类似的情形亦比比皆是。“中国5艘军舰绕日本列岛一周”、“防卫白皮书要求中国遵守规范”、“中国在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本报注）周边的挑衅行动日益升级”……仅仅7月以来，各种针对中国的报道充斥在日本《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上。
“日本媒体大多掌握在日本右翼手中”，这是日媒对华报道以负面新闻为主，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军力扩张”、“国内危机”等的重要原因。任景国介绍说。
在日本任教的中国人黄文炜向本报记者描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困惑：“中国发展这么迅速，军事实力也有很大提升，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令不少日本人感到恐惧与担心。”
但在黄文炜看来，前述中日民间好感度调查结果未必全面。“喜欢日本艺人和日本时尚的中国年轻人数不胜数，但是他们在回答对日好感度调查时可能说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
和解之路漫漫？
去年9月10日，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各地陆续爆发了反日大游行。游行中，部分日系车、日本超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对本报记者表示，日本民众正是通过网络、电视得知去年中国各地反日游行的情况后，对华好感度开始急剧下降的。
而日本民众或许还不了解的是，这一年来，中国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如何爱国，并倡导理性爱国。
今年9月，去年西安“9·15反日游行”的亲历者韩宠光透过媒体表示，中国人反日，最后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那么性质就变了，“就给别人看笑话了”。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和前政要也在反思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厌华与反日这种相互不信任情绪在双方国家内部蔓延，这种现状让人感到非常遗憾。”他建议，日本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来缓解两国关系与国民感情。然而，在日本政府还在强调中国军力威胁、并在钓鱼岛问题上申明“绝不退步”的背景下，中日和解或“路漫漫其将远兮”。
好在还有严俊这样的正能量出现。而相互了解的中日民众，比如在华日本人和在日中国人这样的群体，客观上也将并正在为两国民间加深交流与和解搭起沟通的桥梁。
笈川幸司希望通过《在华108个日本人：即便如此我们仍住在中国的理由》一书告诉日本民众真实的中国。本报记者黄莹莹/摄
在华日本人：我们在中国很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郭一娜 发自北京、东京
“我想用108双眼睛和108段经历，来告诉日本人一个真实、多样的中国，告诉他们，我们在中国很好。”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原口纯子女士如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8月底，一本名为《在华108个日本人：即便如此我们仍住在中国的理由》的书在日本发行。该书的108名作者，分别讲述了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日本媒体报道的“反日”与他们在中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原口纯子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召集108名身处各行各业、在中国各地经历了反日大游行的日本人集体出书，原口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从今年3月份跟朋友聊天中产生这个想法，到5月份开始联系作者，再到8月份发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因为他们和我都有同样的想法，日本媒体大肆渲染的游行队伍放火抢劫，和他们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成为他们愿意执笔的动机之一。”
“中国并没有媒体渲染的危险”
笈川幸司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这名在中国生活了12年的日语老师，在一次日语演讲比赛中结识了当时作为评委的原口纯子。
“今年5月收到原口写稿的邀约，她向我讲了出这本书的目的，我基本上没有怎么考虑就答应了。”笈川告诉本报记者，“去年9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布公告，说几名日本人在餐厅被中国人殴打，而且日本媒体报道的全部都是游行队伍打砸日本商店和日本车的新闻。其实如果仔细想想，这种争吵或打架的事在平时也会发生。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从去年到现在，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非常安全。唯一不一样的可能是周围的朋友更加关心我了。我想告诉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日本人在中国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危险。”
在北京生活了近10年的佐渡跟笈川有同感。去年9月中旬，佐渡报的一个健身班刚好有课。在一阵犹豫之后，佐渡最后还是决定去上课。“到了那里才发现之前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中国朋友都冲过来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跳舞的时候有手牵手的动作，以前她们都是轻轻牵一下，但是那天，身边的人都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在书中，佐渡讲述了自己的另一段亲身经历：虽然我听说有日本人在中国搭乘出租车时遭到司机的拒载，但是我自己却从没有遇到过。有一次我打车时问司机师傅：“我是日本人，可以上车吗？”师傅说：“当然可以，我的工作是将客人安全送到目的地，不是外交。”
同样被周围的关心和理解感动的还有山本敬。山本敬是北京一家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因为日本“国有化”钓鱼岛，餐厅的经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餐厅最困难的时候，一位中国常客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就餐，点了好多最贵的清酒。我知道他是在尽力帮我，令我很感动。”这份感动，让山本敬拿起了手中的笔。
希望用沟通化解偏见
“日本媒体报道的偏见，让我觉得有必要写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化解日本国民的误解。”多田麻美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喜爱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她，已经在北京的胡同里住了13年。“在胡同里，邻里之间非常亲近，有事互相照应，没事互相串门。我希望所有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能跟我和我的中国邻居们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多田说希望自己成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少中国人对日本的文化都不陌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日本，增进两国民众的沟通和理解。”
跟其他主要用文字来书写的作者不一样的是，作为自由摄影师的佐渡还用镜头记录了在中国的点滴。“虽然日本媒体将中国渲染得很危险，但是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日本媒体越是渲染负面的东西，我就越有责任留在中国，用镜头告诉日本民众，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在北京经营着一家网络广告公司的山本达郎，在去年9月游行的当天偷偷去了现场。“当看到日本大使馆的外墙上满是破碎的鸡蛋时，我心里非常难过。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山本拿出电脑，指着屏幕上一个看起来像“印”字的图标说，“中日两国即使有过历史上的摩擦，但其实难分彼此。这是一名中国年轻设计师的设计，他用两国国旗的比例和配色，将‘日’字的一半和‘中’字的一半组合成了‘印’字。中日两国都有书法，‘印’字在两国的意义都是相同的。而它们看起来也像英文的‘EP’，即“Eternal Peace”，意为永远和平。”
驻华记者的沉默
几天的采访中，记者偶然结识了一位日本同行，这名在中国生活了两年的记者中文并不十分流利，但是他仍然讲述了许多在中国采访中遇到的人和事，感受到的亲切和友好。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感受到的都是中国的好，报道的却都是负面新闻时，他突然沉默了下来，思考了一会儿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是因为语言。”最后，他还是用日文说道：“我有时候也在想，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在媒体报道之外，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或许，这就是108个在华日本人写作的初衷。
几天前，本报记者在日本记协附近的一家小书店里发现了这本书。当时这本书摆在并不十分显眼的位置，但从书架上的空缺情况来看，销量应该还不错。
原口也证实了这个猜测。“从8月30日发行，到现在才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加印了两次，这远远出乎我的意料。”原口坦承这本书出版以后，自己承受了不少来自日本网络舆论的压力，一些右翼分子攻击她出书的动机和目的。“不过书卖得好，也说明日本有很多希望了解中国的人，我们的工作和努力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和窗口，我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旅日华人：生活依然平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蓝建中 发自东京
在日华人数量众多，根据日方的一项统计显示，拥有中国籍的华人在日本即超过68万人，占在日外国人口比例的38%。这还不包括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在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这一年间，华人在日本生活得如何？《国际先驱导报》就此采访了多名在日华人，他们普遍表示，国家关系的紧张多少会带来间接和心理上的影响，但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波及，日本社会总体依然平和。
曾担心孩子因妈妈是华人而受欺负
在中国南方一座城市驻东京事务所工作的一名华人女性朋友和日本男性结婚，已经加入了日本国籍。她说，自己生活中觉得没有受什么影响，也没有觉得社会氛围有多压抑。不过从工作方面来说，感觉到一些日本中小企业对到中国投资还是有一些顾虑，这也和日本政府的引导有关，而中小企业对中国了解则相对很少。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市场太大了，大企业最终还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由于大企业对中国更了解，顾虑也少一些，仍会按照既定计划到中国投资。
她说，日本人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中国搞好关系，在更靠近中国的关西地区，这种氛围更浓一些。她在家也尽量不和丈夫谈政治问题，几个孩子说起这方面的话题也都是小心翼翼的，由于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人，他们都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能好起来。
另一位从事中日交流的华人女性也和日本男性结婚了。她说自己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家里和老公提及钓鱼岛话题，她会介绍一些日本人不知道的历史缘由，她丈夫也很尊重她的说法。只是自己上中学的孩子在学校，听到不少日本同学看到电视介绍中国国内的打砸情形后议论“中国人真可怕”后，心情很抑郁，担心日本同学知道自己妈妈是华人而受到欺负，由于日本学校欺负人的问题很严重，所以她当时也曾很担心这个问题。
起风波时，日企品牌推广不好做
在京都一家日本大公司公关部工作的小许说，中日关系一直都时好时坏，所以个人对两国关系并不抱有太多期待。不过还是希望有所好转，毕竟生活在这里。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个人倒是没受什么影响，生活一切正常。周围的日本人也不会刻意到你面前提起这种敏感的话题。就算讲出来，也会很小心翼翼的。
不过她也表示，因为自己做的是日企的品牌推广，所以两国媒体针锋相对的时候，工作就不好做了。
小许的一位华人女同事也说，来日本十几年，从留学生到毕业工作，工作和生活状态比较稳定。因为从事过媒体工作，她特别感到遗憾的是，两国一般大众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仅限于媒体提供的内容，多以负面新闻为主。媒体如果能够更积极，更有意识地多宣传彼此好的一面，相信对一般民众的关系改善会有所帮助。
中国公司曾多次收到匿名挑衅
由在日华侨创办的已经有67年历史的中国通讯社营业部长姜德春指出，一年多来，中日之间因钓鱼岛和日本国内右倾化问题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同时，日韩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似。但是，日本人对韩国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更激烈一些，如游行中的一些过激口号和当事人双方的面对面的冲突。如果中日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恶化的话，出现针对旅日华人的过激行为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是需要中方人员加以警惕的。
现实中，个别日本人也会有情绪比较激烈的反应，比如中国团体或公司就曾多次收到带有挑衅性质的匿名信或邮件。
姜德春认为，中日关系紧张，对旅日华人会有一些间接的和心理上的影响，但直接影响基本感受不到。多数中国人都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来到海外，包括旅日华人在内，自然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和居住国的关系剑拔弩张。姜德春多次和日本人议论过钓鱼岛归属问题，没有哪一个日本人能拿出实际的证据，“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钓鱼岛不是日本的”。
姜德春仍相信，现在通讯手段如此发达，双方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又都很高，每天往返中日间的航班比中美间还多，在此情况下，双方国民感情一时处于低潮，并不足虑。
1978年11月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小朋友的热烈欢迎。本报资料图
中日民间蜜月的那些日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谢来 发自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此时的民间外交开始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
1972年，正是得益于民间力量的直接推动，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青年互访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一直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粘合剂”作用。
“人民外交”没有中断
1952年，新中国迎来了首批日本客人：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后，他们不顾日本政府的禁令，绕道来到北京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曾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先生这样评价：“他们是第一批不怕犯法，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
在那个特殊时代，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中国和日本之间，“人民外交”并没有中断。1954年国庆时，日本议员、文化、妇女、工会等代表团100多人来中国访问，进一步打开了两国人民间友谊和了解的大门。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正是在多次访华期间和中国结下了渊源。
从小在日本山区长大的大江从母亲那里最先得到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令他爱不释手。1960年，年仅25岁的大江健三郎跟随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更有幸与茅盾、巴金、老舍先生等文学大家面对面交流。而在后来的访华期间，大江还与莫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2006年就曾预言，莫言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半个世纪过去后，大江健三郎对第一次访华记忆犹新。代表团到访北京时，正值日本国会将审议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发东京大规模游行。在和日本警察的冲突中，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不幸身亡，千余示威者受伤。次日，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向从东京大学毕业不久的大江健三郎告知该消息并表示慰问，激励他要“化悲痛为力量”。
“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大江健三郎说。
民间互访促成中日邦交
1965年，在中日友协、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个团体的邀请下，日本各界青年400多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联欢活动。
据当时曾在全国青年联合会负责接待的孙晓燕回忆，40天时间里，中日青年在西子湖畔、黄浦江边、天安门广场和延安的窑洞，一起唱歌、促膝谈心，相处非常友好。在南京，团员们参观了下关大屠杀纪念馆，看了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图片展。中午，所有团员都吃不下饭。一次外出散步时，团员们遇到一个脸上有疤的渔民，他说这是日本兵的刺刀留下的。日本青年们非常震惊和愧疚。离开中国前，他们写下的留言几乎都是“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40年后，孙晓燕应邀访日时，感叹当年的年轻人已变成白发老人，但人们的情谊依然如旧，哪怕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也没有阻挡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脚步。
为促成中日邦交，两国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互访活动。1972年1月间，众多日本在野党和团体掀起访华热潮。同时，日本财界也做出了积极反应，1972年8月，三菱集团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在日本政界影响极大。
两国文化界的交流也频繁展开。中日间的“围棋外交”、“芭蕾外交”都传为佳话。1971年9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问北京演出了《白毛女》。同年12月，日本齿轮座剧团来华访问，并演出了大型话剧《波涛》。1972年7月，中国上海舞剧团访问东京时，田中首相答应：“早日到北京去和周总理会谈，解决中日关系的这一最大课题。”
诚然，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两国间艺术交流活动也或多或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其背后更离不开中日两国民间学者、艺术家、商界人士共同的努力。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民间要求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的巨浪席卷整个日本。
中国不再“神秘莫测”
中日1972年建交后，民间友好往来的脚步继续加快。1973年，天津和神户结成友好城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第一次和外国城市正式结下友谊关系。
民间新一波“蜜月期”在十年后开始。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日剧《阿信》、《排球女将》、《血疑》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更加拉近两国距离的还有中日民众面对面的交往。
1984年金秋，为增进中日两国青年间相互了解与友谊，中方邀请了来自日本政党、青年团体、工会等机构的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举行了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外交学院张历历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曾亲历当年的中日学生大联欢活动，还清楚记得当时在天安门与日本朋友交谈的情景。在他看来，建交后中日关系总体得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与两国间大规模青年交流不无关系。
日本访华青年都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军的占领下出生的，大多数人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受到美国反华、反共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很深。他们眼中的中国“神秘莫测”，有人认为共产党“不讲人情”。亲临中国参加友好联欢后，很多人亲身体会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招待，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心里暖乎乎的。”参加当年访问的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酒井诚感慨道。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他亲眼看到了中国好的一面、先进的一面，感触颇多。
天安门广场上的中日青年舞会
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贾棣锷回忆说，“有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来希望参观抗战遗址，我们就安排。当时在南京就安排了4个代表团去参观大屠杀遗址，反应很强烈，日本成员们都反映通过参观才知道了过去不了解的历史。”
在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之前，日本青年从几路汇集到北京。当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中日青年舞会，几千名年轻人一起看焰火、跳舞，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里两点。最后离开中国时，日本青年与中国朋友依依惜别，很多人在机场相拥而泣。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友好联欢活动，直接参与的青年有近百万人。在上海，几十万青年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日本青年。据贾棣锷统计，访华的三千青年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地方或中央的日中友好协会领导人。他认为，“这是青年活动的特点，能把中日友谊的概念，渗透到草根当中去，发芽成长。”
两国青年盛大交流活动的情形通过媒体传回日本后，在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政府与民间对日本的友好姿态让日本国民始料不及，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做出相应表示。于是在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的努力下，500名中国青年在第二年（1985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了日本。
专家视角：仇视与冷漠不是邻里之道
·张建立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对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士而言，最近一年来的中日关系恐怕只能用“遗憾”两字来形容。中日间老一辈领导人为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如今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邓小平曾经讲过：相信后来人有智慧解决好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目前的情形是：后来人还缺乏相应的智慧，中日关系因日方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上的一意孤行而越来越糟。
上月两国媒体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间好感度下降到历史新低。这其中，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议是影响中日民间感情的主要因素。此外，我认为，缺乏相互理解也是影响两国民间好感度的重要原因。
中日民间对彼此的印象主要还是来源于媒体。日本媒体多抱有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他们擅于渲染和夸张性的报道，容易使日本人民对华误解重重。但中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彼此的吸引力和互补性也是客观存在。经济方面，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最大来源国，中国2009年时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文化方面，日本人引以为豪的茶道文化、花道文化等都能从中国找到发源根基，而不少中国人也欣赏日本人讲究精细、谨行克己的文化内涵。
我曾在日本留学10年，深深感到，仇视与冷漠不应该是中日邻里相处之道，反而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互通友好对中日两国都弥足珍贵。
“居相近、心相远”，这是目前中日民间情感的真实写照。从民间角度看，中国需要加强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更准确地把握日本的思维模式；在交流往来上，需要设置更确定的交流目标，比如环保项目等，通过明确的、共同的目标方向来增进彼此认知和国民感情。
在政治层面上，更需要两国领导人通过政治智慧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日本领导人经常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希望日本能主导这一共同体建设，但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东亚一体化”发展或是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而言，“东亚共同体”更应该是在和谐、自立与共生原则下，各国平等的存在。而中日之间，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唯有和平相处、互相尊重，两国未来才能迎来更长远的发展与繁荣。（本报记者邓媛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