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进城务工20多年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至今没有融入城镇社会。因为他们依然是农村户口，权利受限制，受户籍歧视，无法融人城镇社会。城市居民对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也有看法。说他们不能既保留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又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待遇。因此持反对态度，至少不欢迎他们涌入城区。有些农民工及其家属认为，不管怎么说，农村是自己最好的依托，一个最后的安全老窝、一个避风港。

进城农民工普遍希望先解决住房问题。无房子住，安不下心，扎不了根。同时希望有稳定的工作，工作不稳定，也安不下心。再次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然后是看病问题。假定这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解决，进城打工、做小买卖，都被看做非长久之计。

在湖北调研发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愿意迁入城市，其余的抱着“观望”的态度，要看今后的形势变化和城镇的发展才能做决定。

户口一元化是方向，但不能急于求成。如果匆忙宣布户口一元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经费问题怎样解决？每个农村居民进城安置，估计在10万元上下，多的要20万元左右，中小城市负担不了这样的支出，结果必然造成中小城市债务累累，形成沉重的包袱。

即使大城市、特大型城市有财力负担安置费用，但城市环境能否支撑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迁入？公共设施如何承受？如果以特大型城市有充足财力为理由，这实际上是把特大型城市推到“骑虎难下”的境地，将来会越来越感到困难。瓜熟蒂落，瓜不熟就摘下，就不会甜。

要走一条稳妥的道路，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循序渐进，并且坚持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口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农民有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想法，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阶段进行。比如，城镇在产业支持下，先让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下来，并让他们有房子可租，让孩子有学校可读。

在城镇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想改变户籍，在一定阶段内可保留他们的承包地，鼓励土地流转，也可保留宅基地，租出房子。要向城市居民说清楚，农民并不是单纯“两头得利”，而是对以往几十年农民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某种补偿。在农民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情况下改变其户籍，可以让农民缴纳一定费用，但不必一次性缴齐，可以分年。如果采取龙头企业牵头建设新社区的方式，并已有成效的，可以由龙头企业为农民代缴，以换取农民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农民所缴纳的费用，实际上是分担城镇为了建设公共设施而需要的费用。这些费用主要用于建设可供农民居住的廉租房、学前教育设施等。这些费用，如果由集体经济负担或由龙头企业负担，则更为可行。

农村社区转化为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由于农民融入老城区和新城区要比融入农村新社区困难得多，所以新农村是新社区建设的起点，新社区建设好了，农民会感到更舒适。有住宅住，有各种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周围都是熟人。当然，这并不排除有些农民因各种原因而愿意迁入城区。

从财政支出上说，农民融入老城区和新城区也要比融入农村新社区支出大得多，所以在财政力量可以承担的条件下，先把新社区建设好，把那里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好，让新社区成为农民愿意在此安家乐业的地方。如果有龙头企业愿意参与新社区建设，那样就能加快新社区向新城镇的转化。

从生活质量的角度看，大多数农民认为农村新社区要比老城区和新城区更适宜自己。至少年长的农民认为融入农村新社区生活过得更自在，没有孤独感，至于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他们将来会做出选择，我们不必为他们操心。关键在于新农村会不停地成长并转化为新社区再向前发展，将会陆续转化为新城镇。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及其家属将在这里转变为城镇居民，这就是“就地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