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8年的牛津大学就职演说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柏林认为，第一种自由概念，带有“消极”的含义（negative），旨在回答在怎样的领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应该免于他人的干涉？而第二种自由概念，柏林认为带有“积极”的含义（positive），旨在回答何物、何人，能够决定人的存在与行为？换言之，在柏林看来，第一种自由，是免于外在的强制；而第二种自由，是内在的控制与选择。这就是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很不幸，柏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国内常常被表达得面目全非。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消极自由”就是不去做什么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就是能去做什么的自由。这种认知已经完全脱离了柏林“两种自由”的含义与语境。

一、柏林的初衷：以“两种自由”为哲学阵营划线

实际上，柏林所总结归纳的，不是同一哲学框架下的两类自由，而是两大哲学阵营对自由内涵的不同认知。关于什么是自由（liberty或freedom），哲学家们向来争论不休。例如，康德所谓的自由，是人不违背道德良心；黑格尔所谓的自由，是他所设想的一种精神高度发展的社会状态；卢梭所谓的自由，是由个体意识汇合而成的一种“公意”，并且社会按照这种“公意”行动。马克思所谓的自由，是他所理解的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关系；而洛克所谓的自由，是指人各种天然权利不受侵犯的状态。因此，如果事先不仔细甄别，哲学家们口中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种种有关自由的争论，也只能是鸡同鸭讲。

柏林的“两种自由”，就是试图为这些哲学争端划线。康德、黑格尔、卢梭、马克思，他们所主张的“自由”，都不可避免地要深入一个人的精神内部，替人做“什么是自由”的主。而唯有洛克的自由，不涉及人的内在思想决策，只关注个体外在的权利状态。因此，按照柏林的这种区分，康德、黑格尔、卢梭、马克思的“自由”，是“积极自由”，而洛克的“自由”，是“消极自由”。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康德与洛克的区别。假设一个人为赈灾捐款。康德就要发问：你捐款是为了良心，还是为了虚荣心？如果你是为了面子，那么你违背了良心，被虚荣所诱惑，你就是不自由的。

但在洛克看来，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强制关系。捐款与否，炫耀与否，都不重要；只要你没有被强迫，你就是自由的。

类似的，黑格尔试图用一种“绝对精神”，来替代个体意志的重要性；只要社会符合“绝对精神”的规律，即使某个人被强制了，那么他作为自由社会的一分子，也是自由的。卢梭认为，个体的意志，应当遵守“公意”。马克思认为，只要为资本出卖劳动，劳动者就被“异化”了，就是不自由的，而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消灭“异化”，使人类进入自由世界。由此可见，与洛克不同，这些哲学家，都要深入到个人的内在意识，替人定义他的自由是什么，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为了区分这两大哲学阵营关于自由的争端。

二、“消极自由”不消极

从字面来看，negative有“消极”、“负面”的含义。我以为，今天很多人对“消极自由”概念的误解，与柏林的这种措辞有直接关系。因为，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其实并非消极。现代很多“积极”的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自由，实际上都属于柏林的“消极自由”的范畴。

洛克在《政府论》中对自由主义做了充分的阐述。洛克认为，自由权利由自然天赋，人先天应该处于“自然状态”。如果每个人的自由不被侵犯，那么大家都是自由的。到此为止，你可以勉强说，洛克所定义的自由是“消极”的。但紧接着，洛克又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侵犯，那么就相当于他被迫宣战，进入了“战争状态”，他有权为捍卫自由而战斗。如果处于法治社会，那么他可诉诸法律以寻求救济。但如果是被政府侵犯自由怎么办？洛克说，他可以“向天呼吁”（Appeal to Heaven）——很多人认为，这是洛克对革命一词的隐语：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革命者手中挥舞的松树旗帜上，所书写的正是“向天呼吁”的大字。

自由主义，不但定义了什么是自由，而且同时也说明了，当自由被侵犯时，人应该怎么做——有权为捍卫自由而战。柏林把自由主义归入“消极自由”一类，的确很容易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

三、“积极自由”不积极

同样，“积极自由”也远没有字面意思那么积极。柏林也认为，“积极自由”带有威权主义的危险。“积极自由”先天含有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它试图把个体分裂，替个体主宰什么是自由，而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强制；你就是说出天大的理由，你也不能强迫别人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比如说洗脑。一般来说，在充分的言论自由氛围中，洗脑很难被实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足够的人群，选择真相或者更接近真相，从而使谎言失去市场。但在威权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体制之下，总会有各种理由，如国家民族大义，如“狠斗私字一闪念”，来强制人们选择一种对权力忠诚服从的思想，而排斥其它的思想。“积极自由”，实际上为权力控制人们的思想，开通了一条方便的暗道；而在持续的滑坡效应之下，这一条具有安全隐患的暗道，很可能被独裁者们翻修扩建，成为驱赶千人万马通往奴役的大道。

四、自由主义者已经没有必要纠缠于“两种自由”

柏林提出“两种自由概念”，旨在划分两大哲学阵营。但在今天看来，主张“积极自由”的哲学阵营，在政治实践上已经基本宣告失败。历史上，典型的推崇“积极自由”概念的政权，要么是混合极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法西斯独裁，要么是鼓吹共产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独裁，要么是形形色色的各类威权政体。在很多情况下，因倡导“积极自由”所导致的，恰恰是让人们失去更多的自由。

政治哲学的关注焦点，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强制关系；无论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物质领域，自由主义都坚决捍卫个体的私域空间。自由不自由，由本人说了算，只要他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个人应该享有对自身私域空间的最高裁量权，任何外力不得干涉。

自由主义，警惕和反对任何深入个人头脑之中的权力之手。而那些“积极自由”所衍生出来的政治哲学，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它们混淆了政治哲学的边界，混淆了私域与公域的边界，试图将外力控制，深入到个体私域空间的内部，为权力侵犯个体的私域空间开通方便之门。

既然“积极自由”在政治哲学上是一种伪自由，那么就应该抛弃这个伪概念，以避免进一步产生混淆。至少，在今天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中，作为自由主义者，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纠缠于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