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即防止中国崛起为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但对如何防范中国崛起却充满了争论，这主要源于美国各界对“中国崛起”认知存在分歧。与此相一致，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但受国际环境、利益需求和国内政治的掣肘，“认知”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政策。在中美利益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实际上缺少应对中国崛起的有效手段，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困境。
［关键词］美国 中国崛起 认知 对华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崛起”效应日益体现在中美关系当中。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前后不一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战略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与美对中国的认知有关。对美国而言，“中国崛起”既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的过程。无论这种“认知”是否与现实情况相符，都是其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冷战后美国内围绕“中国崛起”的主要争论集中于： 中国是否能够崛起？ 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能够决定的，需要美国的理解和国际社会支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环境，因此了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对于准确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意图以及认识制约着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环境极为重要。
一、“中国威胁论”与对华“接触战略”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始于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威胁论”兴起之后。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一直是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关注的是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并不是美国关注的首要对象。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苏联意识形态的替代者，两国在人权和政治制度上的分歧迅速上升为美中关系的主要问题。当时，认为中国只是个“过渡性政权”的“崩溃论”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1992 年以后，中国不但没有步苏联后尘走向解体，而且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出乎意料的发展使美国精英陷入了认同上的“情感冲突”。1992 年9月，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发表题为《醒来的龙： 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坚定地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显露锋芒的道路，这将在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引起反响，将对美国基本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提出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关系必将经历艰难、复杂和危险时期。此后，“中国威胁论”思潮在美国逐渐兴起。1996 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被美国视为以武力挑战其霸权，不仅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而且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出了挑战”。 1997 年，伯恩斯坦和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一书，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少之又少，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中最可能呈现的状况。 “中国威胁论”的消极立场由此扩散到整个美国社会，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构成了压力。
在美国，也有质疑者认为“中国威胁论”夸大了中国的潜力。他们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核武器和运载火箭，但其科技仍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0 －20 年。即使中国以两倍于美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0 年达到美国GNP 的一半，但人均水平也只及美国的1 /10。 1996 年沈大伟在《华盛顿季刊》发表题为“中国军事： 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论文，提出在评估中国军事实力时要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和夸大中国威胁的忧虑都会歪曲现实和破坏局势的稳定。他认为，“时下针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估计欺骗多于现实，中国威胁论既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军队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 约瑟夫·奈也指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取决于其经济增长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运之神眷顾，中国仍将任重而道远”。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尤其成为克林顿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克林顿任内，美国决策层内部也出现了“遏制派”和“接触派”两种不同声音，“中国威胁论”并没有转化成美决策层的认知。当时中美实力差距巨大，克林顿政府整体上对“中国崛起”持怀疑态度。美没有把中国视为首要安全威胁，但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大国，并认为中国是美霸权的潜在威胁。“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挑战美国霸权并不是美关注的焦点，采取什么方式使中国变成一个对现状满意的国家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 克林顿政府最终选择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接触政策”。然而，单纯的“接触”并不能确保美国利益的实现，采取适当的“遏制”也是必要的。美日两国政府首脑1996 年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美国在日本保持10 万人的驻军； 1997 年9月发布《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台湾海峡被列入“周边事态”防卫合作的范围。至此，克林顿政府形成了“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框架。
克林顿政府在解释对华政策时指出，接触战略所带来的风险是微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实力优势巨大，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 “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亚洲安全和稳定面临的任何威胁都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维持地区稳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务，也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设法孤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无法切断中国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反而会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政策受到孤立。最重要的是，选择孤立中国而不是同它接触的做法会使世界变得不太安全，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会削弱美国安全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美国在“台海危机”之后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运用战略优势同中国进行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接触，并谋求最大限度地鼓励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对待地区秩序。
1997 年10 月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关系得到重新定位，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 年克林顿政府先后出台《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和《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两份安全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是克林顿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比较完整的阐述。随后，中美双边交流迅速升温。1998 年6 月克林顿总统访华，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三不”讲话，两国还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克林顿政府任期最后一年，美与中国达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二、“利益攸关方”与美中反恐合作
受“9·11 事件”的影响，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攸关方”的转变。进入21 世纪，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再次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几乎肯定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和美国势必成为对手。
小布什在竞选时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关键挑战。 2001 年4 月，美国EP －3 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海域上空相撞。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的真正意图是要否定美国进入从西朝鲜湾到南中国海这一大片海域的权力。撞机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判断，认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就是像中国这样“拥有可怕资源的军事对手”。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出台多份战略报告，主张加强对中国的遏制。2001 年5 月，兰德公司在《美国与中国： 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和它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得到加强，这将对美国的战略和军事力量产生重大影响。
2001 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把新保守主义的实力外交理念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美认为，实力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最可靠的保障，也是美国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因此无论中国如何崛起及崛起的意图是什么，美国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实力优势。小布什酝酿调整对华战略，目标是确保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因而提出了“预防性遏制”对华战略构想，旨在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2001 年美国政府《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美国的目标是促进国际和平、维护自由和鼓励繁荣。维持国际和平必须依赖美国的领导地位。要确保美国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美国需要在东亚、波斯湾和欧洲等关键地区维持有利均势，通过无可比拟的军事优势阻止其他国家展开与美国的军事竞争，在必要时候将美国的意愿强加给任何对手。不久小布什政府批准了大规模对台军售。
然而，“9·11 事件”后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发生转变。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共识，即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紧迫威胁不是来自日益强大的中国，而是来自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2001 年10 月，小布什在上海举行的APEC 领导人会议上，把中国称为反恐伙伴，提出把致力于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200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欢迎强大、和平与繁荣中国的出现”。这表明美实际上放弃了以中国为美战略对手的立场。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扩散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在此之后，两国在反恐、朝核、经贸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关注被全球反恐战争所取代，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把关注重点转向了中东地区。
到2005 年，受“新帝国主义论”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下降，中国崛起速度“超出预期”，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尤其明显上升。此间，中国与东盟2003 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开始讨论对华售武解禁问题，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台海问题的主导权正从美国转向中国。 这些因素明显刺激了美国。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中国威胁论”在美重新抬头。美国有学者提出中国崛起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重视，呼吁美国的亚太战略应有所调整，并主张美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付出双倍的努力来淡化中国的影响。 美国将会因对东亚合作进程的无动于衷而承受高昂的代价。 但这一时期美国仍然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诸多问题上不能没有中国合作。
2005 年9 月21 日，美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出： 今天的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中国应成为现存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一起构建未来国际体系。 这一提法明确了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以共同应对挑战的期待。此后，“利益攸关方”被美国政要不断引用，并且写入了2006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 这意味着“利益攸关方”成为美国官方认识“中国崛起”的关键词。
“利益攸关方”的提出，表明美国对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承认。美国认为中国已经融入了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因而表示要“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框架内追求国家利益，美并谋求尽力影响中国崛起的进程和结果。由此，“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随后在美兴起，中美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5 年启动年度中美战略对话， 2006 年启动年度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了中美对话机制化的大门。到2008 年金融危机前，美国对其在东亚的角色和地位较为满意，因为中国担任东亚地区领导角色的意愿不强，东亚地区大国之间仍存在相互戒备和猜疑心理，大部分东亚国家“欢迎”美在亚洲安全中的角色。美国还是东亚国家产品的最终市场。
三、中国崛起与亚太“再平衡”战略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导致了美国对自身衰落的过度担心。美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GDP 总量将在21 世纪前半期超过美国，这是自19 世纪末美国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以来，从未面对过的状况。金融危机将使美国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内都难以为其与中国越来越激烈的军事竞争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美国及其盟国面对的将会是一个越来越富有、技术上充满活力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而中国政府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2009 年9 月，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演讲中提出“战略再保证”概念，指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的出现，但中国必须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他国的安全与福祉为代价”。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标志着美国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然而，“战略再保证”的概念却未在美国取得广泛共识。
2009 年以来，随着美国民众对自身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日益关心，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正在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中国在对外贸易高顺差、汇率管制、知识产权等方面给美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在2010 年的年度报告中甚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平衡给予中国增强和促进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技术能力”。 一个由威廉·佩里和斯蒂芬·哈德利领导的独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未来20 年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持久国家利益最严重的潜在威胁之一。 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还从国家关系层面上升到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层面，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削弱了美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1 月的国会演讲中表示“美国绝不接受世界第二”。奥巴马政府在同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高度强调实力建设的重要性，美国要重振全球领导地位，就必须从源头上重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重振经济，经济繁荣是“美国实力的源泉”，是美国军事、外交和发展援助的支撑，更是美国发挥影响力的关键； 美国国家战略的重点必须放在“重振美国领导地位上，以使我们能够在21 世纪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家安全取决于军事实力、经济竞争力、道义领导力和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力。
2010 年“天安舰”事件后，中美在一系列安全问题上分歧加剧，中国在界定核心利益问题上表现出更加坚定的姿态，美国据此认为中国的战略转向已经开始，将改变过去30 年来以维护中美关系稳定为轴心的大战略，并认为“基于中美间的实力差距正快速缩小的判断，中国可能采取一种更加主动和自信的外交政策。” 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中称，中国经济越来越成功，经济实力日益扩张，特别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据此认为全球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也随之衰落，所谓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掩饰，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改变了对外行为的基本原则，扩大了利益范围。 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误判国际形势，抛弃了“韬光养晦”。 一些学者更是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深刻质疑，认为美国决策层长期以“融入”的思路来应对中国崛起，其结果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没有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日益强大的中国越发自信，开始寻求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美国的亚洲盟国高度关注美国在东亚的投入。对美国的盟国而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一个削弱的美国不能继续维持前沿军事存在，不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终保障者。为阻止战后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及其秩序的瓦解，美国必须回应中国的挑战，展现强大实力，持续介入东亚地区事务。
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为标志，美国开始将其战略重心重新转向西太平洋地区。2010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未来关注重心，美国将在东盟、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及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框架内寻求发挥更大作用。 自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国综合运用经济、军事、外交、援助等手段，与中国展开有关亚太主导权的全面竞争。美国通过外交表态、联合军演、军事援助等多种形式逐渐加强了对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公开要求中国和东盟集体谈判解决南海领土争议，接受东盟旨在约束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 认为中国设立三沙市是谋求对南海强势扩张。美并把中国的海上维权解读为中国在利用强大实力“恐吓”周边其他国家，中国的“野心”是要控制西太平洋海域。美国国防部在2013 －2017 年度的战略预算指导文件中称，尽管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会大幅削减，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会继续保持并得到加强。 2012 年1 月发布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军事战略文件提出了针对中国“反介入”战略的“空海一体战”概念。 随着中美在东亚地区竞争的日益激烈，战略较量、第三方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中美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增大。
结语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内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充满争论，大体上经历了从怀疑到警觉，从警觉到焦虑的过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整体上偏向消极，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是挑战者和竞争者，担心中国走非和平崛起之路，对中国和平发展忧心忡忡。这主要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在战略文化方面，美国主要是根据对手的实力而非意图作为判定威胁的标准。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要防止以任何形式崛起的挑战者出现，以确保其支配地位不受挑战。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演变中可以看到，美国实力的优势地位是一定时期内中美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关系整体稳定很大程度上与两国实力存在较大差距密切相关。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的接近，美国越来越明确地把中国“锁定”为唯一的竞争对手。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长期目标。冷战时期，与苏联多年的意识形态竞争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视。美国始终“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胜利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本能地支持向中国输出美式民主。 两国在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对中国进行客观认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长期存在较大影响，并非是出于事实的观察，而主要是出于主观认知的偏见。
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政策的关联来看，“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决定政策。美国的外交行为、政策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内部的认知差异、党派竞争和民意取向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纵观冷战后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是以中美实力差距为前提的，小布什的对华政策明显受到美国反恐战略需求的影响，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与中国崛起效应密切相关。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看，美国整体上缺乏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这主要是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国际体系，中美利益高度相互依赖限制了美国完全用传统方式应对的战略选择。中美关系已不是单纯的“零和”博弈关系。
尽管美国宣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巩固同盟体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同时，如何消除中国方面对美国谋求战略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担忧。美国的战略调整使中美两国陷入一种“负向认知循环”的危险，造成双方战略猜疑日趋严重。美方虽然口头承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却无法真正做到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分享权力，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中美在未来能否对对方的地位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秩序有赖于每一个参与者都支持的结构，在“世界重新平衡的时代”，美国是否应该考虑建立奠基于各国共同利益的“太平洋共同体”？ “太平洋共同体”显然有别于冷战时期面对直接威胁时，奠基于共同文化与价值观的“大西洋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