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面临机会鸿沟，那些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人很难跻身上流社会。虽然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选贤任能的国家，任何受过教育、工作努力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成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假如将美国人按收入分为五层，那么出生在顶层家庭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或成年后生活较好的机率是出生在底层家庭孩子的两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要打破这种局面，一种方法就是获得大学学位。完成四年大学学习的人比那些没有进入大学的人更容易进入中产阶级——不过仍比不上那些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能够获得大学学位。而且近几十年来，父母收入与能否进入大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简言之，高等教育并没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成为改变人们命运的工具。

关于这一问题，最浅显的解决方案是：首先，鼓励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大学；其次，提供教育资金，缩小机遇差距——决策者们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努力达成这种策略。这种方案目前进展顺利，已成功激发了人们对大学的向往，而且提供的资金也使他们能够进入大学。

大多数中学毕业生都表示计划进入大学，而且近年来虽然赤字不断限制其他政府开支，但美国在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美国政府用于支持学生上大学的资金）方面的开支却大幅增长。

但目前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入学，而是完成学业。

大学生中，几乎有一半学生甚至更高比例的贫困和少数族裔学生会中途退学。在以贫困学生和大龄学生为招收对象的社区大学，辍学率更是惊人。约54%的学生无法完成学业、获得证书或在六年内转入四年制大学。

学生无法完成大学学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不断上涨、已成为贫困家庭沉重负担的学费（政府不断提高的补助仅仅抵消了一部分）；缺乏信息渠道，不知道怎样获得补助；另外工作和家庭的负担也使得全时上课变得很难或根本不可能。

或许学生无法完成大学学业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中小学期间对大学的准备不足。根据2009年的《国家教育发展评估》称，仅有少部分高中生熟练掌握数学和阅读：分别为26%和38%。不过仍约有三分之二的高中毕业生会进入大学。

准备不足并不是高等教育机制的问题。多数大学，尤其是社区大学，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开设辅导课程，帮助底子薄弱的学生，但这种举措似乎并没有解决辍学问题。美国还进行了多种尝试，如向社区大学学生提供多种支持；建立“学习社区”，让学生一起互相扶持；提供额外的资金补贴他们的生活成本等。这些项目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

但促使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刺激因素也并非不存在。

近几十年来，大学生的工资溢价猛涨，几乎是1980年时的两倍。与高中学历的人相比，大学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可以多挣约60万美元，而且大学生的能力也要强于非大学毕业生。大专文凭的工资溢价较低，但仍增加不少。

很明显，不同的高中学生群体在毕业时需要不同的机会。一些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会申请精英大学。其他那些底子薄弱的学生也可以进入一年制的职校，取得保健、计算机或电焊等高需求领域的证书。大家各取所需。

不过也有学术文章表明，有少数出生于低收入家庭但成绩优异的学生并没能进入精英大学，而是进入社区大学或其他一般大学。

他们通常并不知道很多一流大学希望生源更加多样化，不知道学校会提供不菲的财务补贴，使他们能够进入一流大学。除富二代取得高成就的人数多于穷二代外，这种人才与可用资源的“不匹配”也是美国阶级差异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高中生根本没准备从事大学水平的工作。

在之前发表的一篇名为《是不是所有人都应上大学》的文章中，笔者与合作者斯蒂芬妮•欧文认为，一般来说，大学学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但并不是每个高中生都适合。

大学的优势不仅取决于学生能否完成学业获得毕业证，也取决于学校的专业性、学生的专业和学生所从事职业的类型。例如，非竞争型四年制私立学校学士学位的收益率为6%，而大多竞争型公立学校学士学位的收益率超过12%。在终身收入方面，工程专业学生的收入和艺术专业学生可相差150万美元。

当然，大学学位的价值不应仅用劳动市场的回报来衡量。

高等教育产生了更多有常识的公民，他们身体更健康、能成为更好的父母、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另外高等教育还能带来其他非经济方面的好处。而且，学生在选择学校或专业时会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目标和期望。

不过国家还应做出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高中毕业生及其父母了解资助体系的普遍性以及他们广泛的择校权。

更根本的问题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大量补贴或助学金，高等教育根本就是无法承担的。

面对大学学位是中产阶级敲门砖的诱惑，在面临学费水平超出负担的情况下，学生及其家庭的贷款率仍不断飙升。这也是美国贷款人数不断增多的一个原因。但债务会加重低收入家庭负担，也与人人均可享受高等教育的理念不符。

同时，联邦政府每年耗资1360亿美元，为大学生提供佩尔助学金、学生贷款、税收抵免和其它形式的援助。佩尔助学金的目标是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帮助，贷款和税收抵免则严重倾向于中产阶级家庭。对源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资金进行再分配，流向穷困家庭，这也许有助于缩小机会鸿沟。但佩尔助学金的增加本身并不能解决失学问题。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佩尔助学金提升了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国家对低收入学生进行更高水平的援助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增强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刺激中小学生更好地准备进入大学。以西弗吉尼亚州的“希望”奖学金为例，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免除最多可达四年的学杂费。有研究表明，这一项目已经使按时毕业率提高了七个百分点。

更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时候考虑欧洲和亚洲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了。

这些国家采用国家考试制度来让学生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可以进入大学。德国等国家还为非大学制学生提供更多的机遇，使他们能够获得重要的技能。对于那些具备必要技能的人，可以免除或减少高等教育的花费。这样的体系可以刺激中学生努力学习，并为以后的大学层次工作做好准备。这样，大学就可以集中注意力教育那些最能够通过高等教育获益的人，而且纳税人也无需对那些本应在前期好好学习的学生在大学进行学习给予补贴。

欧洲和亚洲的体系往往比美国的体系更有成效，而且从社会角度来看，成本效益也更高。

随着共同核心标准（国家确定的一个统一了解学生成绩的框架）的出现，美国会渐渐引入这种方式，这样财政援助就与中学和大学学生的表现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由于我们的传统是不对学生进行跟踪，并任其自由进入社区大学，并且，美国的中小学体系和个人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新措施，所以，这方面的任何改进都需要慢慢引进，还要注意衡量学生表现的方法。

即使如此，仍有批评人士指出这种体系会阻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

他们指出，即使学生上大学一两年，然后辍学，对劳动市场来说也有一些价值。他们还认为，能够入学非常重要，美国的学校有自己的多样性，有较易进入的社区大学，也有精英私立学校，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和机遇。

但是，目前在学生学识和大学毕业人数方面美国的国际排名正日渐靠后，当前的“开放式招生”模式也不知能否继续保有竞争力。欧洲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人均开支远低于美国，但大学毕业率却远高于美国。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只教育少数精英学生。对此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的收入不均程度和社会流动性都优于美国。

毫无疑问，未来的劳动力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但其中一些教育可以通过中学、以雇佣需求为导向的职业和技术教育项目来更有效地完成，而且可以用廉价的在线学习来取代传统的大学校园学习。

当然，社区大学可以提供很多职业和技能教育，尤其是社区大学的证书及其教授的技能在市场上很有价值（护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社区大学提供的服务非常重要，因此也值得投入更多的资源。

长期来看，教育的重点需要放在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生产力方面。在线教育蓬勃兴起，学校教育的方法也更加个性化。要对教育进行真正的改革，提高成本效益，需要衡量学生学到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计算学生累计的学时和学分。

这种改革在高等教育界内仍存在一些争议，但应该会受到纳税人、家庭和官员的欢迎，这既可以扩大入学率也不会让家庭、州或联邦政府破产。通过改革，让那些希望重新提升自己技能的劣势、大龄和非传统学生接受大学水平的学习，或许可以作为解决美国机会鸿沟问题的一种方案。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一直致力于让所有人接受高等教育，但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做得却不够，人们的机遇仍与出身存在着紧密联系。长期来看，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进中小学教育体系（K-12 system）。此外，应当让这个阶段之后的学习和技能培训不那么昂贵，并且不一定要通过四到六年的大学学习实现。

短期来看，美国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让学生及其家庭了解他们自己可以进行的选择，让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了解他们可以获得的财政补贴；让学生明白，将自己的兴趣和技能与不同的学校提供的教育匹配十分重要；让那些可能因债务而辍学的学生知道，他们可以接受以工作为定向的职业和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