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12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拉开“2013·学术前沿论坛”帷幕。以“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质提升”为主题的“2013·学术前沿论坛”，由一个主论坛和31个学会专场组成。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为主论坛致辞。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梁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曹卫东主持主论坛。钟秉林、韩震、葛延风、郃中林、李宏彬、石中英等专家围绕中国梦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民族素质等重大课题作了精彩演讲并提出许多建议。现将部分专家发言摘登如下。
深化综合改革 涉过教育改革“深水区”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钟秉林
我国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教育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以及不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使教育改革实践的推进更为艰难。
教育主要矛盾转化、发展方式转变，质量和公平问题凸显。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重大现实问题：一是如何在规模适度扩大的同时努力拓展优质教育资源；二是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长期过程中，合理配置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如何不断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
教育改革社会关注度极高，政策性很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系统研究，深化综合改革，是平稳涉过教育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
第一，加强政策研究，健全协调机制。要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教育改革的协调性和延续性。学校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和发展观，处理好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形成教育教学改革的合力。
第二，加强教育研究，促进科学决策。要引导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结合教育和改革发展的实践诉求开展研究，开放统计数据信息，提高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益。要重视学术教育社团功能的发挥，有计划地将有关管理职能和项目逐步转移下放到教育学术社团。教育科研工作者要增强问题意识，从教育实践中发现和提炼出真问题，将理论思辨、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
第三，加强综合改革，探索协同创新。要重视教育改革项目的顶层设计，加强项目管理的协调性，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和成功案例，引导学校进行综合改革探索。学校要系统谋划内部治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改革，认真研究综合改革的思路，推出综合改革的举措，力争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上有所突破。
第四，加强舆论引导，优化社会环境。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完善公共问责制，建立教育信息发布和质量年报制度，不断提高教育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社会监督权。学校要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认真落实校务公开，努力营造教育综合改革的良好氛围。
教育与国家认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韩 震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培养积极的公民或合格的国民。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就意味着希望有什么样的认同。
第一，教育可以通过共同的语言和生活样式的教育培养国民的共性和民族特性。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是要在自己管辖的边界内把自己的语言体系和生活规范传递下去。法国的学校用法语讲课。加拿大魁北克的双语活动，反映了魁北克讲法语的移民希望能够延续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样式。英语国家不断地推动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希望更多地培养能够理解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
第二，教育可以通过文化传承为国家奠定统一的文化传统。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必定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底色传承文化。教授一种语言不仅是讲授一种交流的工具，语言承载着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凝聚的文化传统和智慧。同时，教育可以通过文化创新为国家培养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
第三，教育可以通过价值观的教育为国家塑造共同的道德理想和奋斗目标。教育不仅把国家的价值观、荣辱观和道德体系传递下去，为全体国民构建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且通过把新的奋斗目标，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发展，传递给未来的国民，把人民引向共同的追求。当前，中国梦的教育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更加广泛的国家认同，并且为这种认同凝聚更伟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面对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我们必须认识这些特征对教育及国家认同构成的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建立在先进的、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这样的价值理念才更加具有感召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其次，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的教育放在国家公民共性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族群认同上。这样的教育，才能在国内团结各民族人民，凝聚国民共性，对外展示我们独特的国民气质和品格，构建基于国家认同的文化认同。最后，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的教育与国民的自主自觉意识结合起来，这样形成的国家认同才是内在的可持续的认同。
制定家庭教育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郃中林
我们常讲三代“换血”，更多地是说一个人的文明程度，而不是文化素质。从未成年人犯罪看，制定家庭教育法十分必要和紧迫。
现在，很多人探讨亲职教育，更多限定在家庭范畴，限制在学龄前1～6岁之间。1～6岁是孩子情感、言语、社会性观念发展和性格形成的过程，所以大家更多重视这个阶段。但亲职教育不能仅限于这一段。我想表达两个概念：一是要把亲职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二是亲职教育要有一些法律上的强制性。比如，孩子犯罪了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父母管教有严重过错时，父母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父母或者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还特别规定，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单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的指导。《教育法》也规定，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我个人认为，国民教育体系应该包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离开校门之后的社会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因对一个人终身具有影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起点，所以应该明确其法律地位。建议结婚领证之前，要接受3～5天的教育。生孩子之前也要接受一些教育。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之前，也应该让家长分阶段地接受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
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如果父母未尽到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或者有严重不良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村委会、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其严加管教。如果没有履行呢？没有做到严加管教呢？就没有任何责任追究了。所以，建议参考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来做强制性规定。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特别规定，父母等监护人因为忽视教养，致使未成年人触犯刑律，或者是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法院可以裁定家长必须接受8～50小时的亲职教育辅导，如果不接受，或者不按时限完成，处以罚金，并直到接受8～50小时的教育为止。处以三次以上罚金的可以公告，不再考虑保护隐私。这值得我们借鉴。
抓住关键 促进教育事业更加健康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 葛延风
高等教育在实现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转变后，我们的培养理念还没有很好地调整。比如，实行大众教育了，但大学教育仍过度地强调创新型人才培养，忽视应用技能教育。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和高考问题，还没有真正破题。如何更好地规范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国外有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而且是以非营利为主。学校一方面有很强的支持手段，包括在税收、土地等方面有很强的支持手段，同时在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方面也有很强的约束政策。相比之下，我们这两个方面的政策体系还很不完善。
这些年，教育领域出现全过程的恶性竞争。为什么大家都想上好学校？因为，只有上好学校才能找到好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也是为什么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同时，相反的，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的名校毕业生和普通大学毕业生没有太大差别，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发展。
在教育领域，利益的影响也很突出。未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大方向是清楚的，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未来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思路和改革意见。从目标上，一是促进平等，尤其是教育权的平等；二是进一步提升素质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启迪心智、完善人格与培育能力，包括生活能力、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
在教育领域推进改革，一定要区分不同层面。教育体制其实是涉及两个层面的政策体系：一是作为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它的核心是教育领域不同类型教育的属性确定，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大学教育、职业教育，每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这里面政府承担什么责任，公民有什么权利？政府和家庭、社会之间责任的关系应该怎么划分，这是社会政策的制度体系。二是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选择，涉及教学内容、培养方式、考试评价制度等。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应该分开考虑。从现实情况来看，其实都要推进改革，但是我们要分清具体问题。在社会政策层面，核心是要进一步明确不同教育的属性。
从劳动力市场看教育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李宏彬
什么叫教育回报率？就是每多读一年书会增加收入的百分比。和我们投资铁路、公路一样，教育也是一种投资，一种人类资本投资。
教育投资投在哪个环节？教育有很多分类，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哪个教育最划算？中国的大学回报率是16.3%，中专、大专回报率比大学回报率要低百分之十几。相比大学、大专、中专，高中的回报率非常低。投资在哪一个环节的教育回报率最高？一是高等教育，二是职业教育。
中国的教育具有高选择性，读大学多读一年就增加16%的收入，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收入高64%。但这里有个问题，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收入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读了大学，而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大学生比没有考上大学的人能力要强、家庭条件更好。就是说，在科学上如何能够把大学教育本身带来的回报和大学考生的能力和家庭条件分离开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我们比较同卵双胞胎，基因是一样的，家庭条件也是一样的，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生，用比较办法估计了各个不同层级教育的回报率，大学教育10%，中专、大专7%—8%。这些数字并不低，和美国、西欧、日本很接近。就是说，中国即使剔除选择性，教育的真实回报率在大学和职业教育这个阶段仍然很高。高中是个选择工具，假如一个孩子在高中训练三年没有考上大学，他这三年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可能是没有回报的。
高考表面上是公平的机制。但随着大学质量的提高会发现，农村考生比重在下降。其结果，并不是因为每个人机会都一样。中国的高等教育扩招是好事，中国确实需要提高人力资本，因为中国劳动力面临短缺，去年劳动力总数已经减少了345万，人口走到顶峰，开始下降。同时，我们的优质生源流向海外。为了看大学教育质量，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院每年做一个调查，连做了四年，发现平均成绩排名靠前的大学生找第一份工作的收入要低于排在后面的学生的收入。如何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是我们下一步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
价值教育与公民培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石中英
教育作为价值传承、价值教化、价值引领最重要的社会实践，不能置身于时代之外。教育的努力，是培养个人良好的价值品格，造就合格的社会公民。
价值是行为的指导，但是作为行为指导的价值原则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发生学的问题。根据对人类行为所依据价值的分析，我们发现价值的来源非常多样而且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某些价值原则，并依据它来指导我们某个行为。这里，列出人的价值的八个来源：家庭、社区、学校、同伴、大众传媒、社会组织、宗教或历史传统、基于个人生活遭遇的价值反思。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价值学习领域中，家庭的价值氛围对孩子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到奠基性作用。
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价值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心灵的失序。价值教育从内涵上说，不同于学术教育，也不同于技术教育，不是要增加人们作为价值课题的有用性，而是有关人们各种行为当中所遵循的正当性原则的教育，是有关培养正直的、真正的和良好价值品格的人的教育。价值教育从最基本的任务到最高级的任务，是唤醒儿童生活的价值或正当性意识，让孩子们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样做才是好的，澄清他们日常所信奉和实践的价值原则，形成良好的、稳定的价值品格与健康人格。
价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这是时代赋予中国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小学校是价值教育的主阵地。一些地区，在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思想指导下，价值教育在中小学是薄弱的。为改变这一状况，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要阐明学校教育的价值意蕴。价值教育的缺失或者薄弱，将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影响到教育目标的实现，所以学校必须要明确价值意蕴。第二，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全部目标，加以追求，具体理解。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加强社会共同价值的建设。第四，促进价值教育与学科教学融合。第五，重视教师的价值品质培养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