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联解体说明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政治文明未开化，是苏共亡党的根源。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提高文化自觉性，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关键词： 苏共亡党;文化自觉;政治文明  

苏共亡党、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悲剧。如果不能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甚至会重蹈覆辙。此所谓彰往而察来。

一、苏共亡党的镜鉴——政治文明的未开化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一)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政治文明未开化，是苏共亡党的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很多弯路的重要原因。

苏共亡党祸根何时种下，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并不稀奇。

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就错了。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始终没有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发展社会主义，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20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

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受到这种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文革大革命”期间“左”的运动不断，因此，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在政治昌明的今天，我们理应去思考这些历史悲剧的成因。

首先因为共产党执政后，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演变为对权力的滥用。其次，则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能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已达到的高度，重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而更多地吸附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用“阶级斗争”掩盖权力之争，赤裸裸地消灭“反对派”，表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已腐蚀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

因此，“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运行缺乏制约监督的产物。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曾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是对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检验。如果领导者搞个人专断，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胡锦涛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二) 密切联系群众，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心中没有人民，忽视群众利益，是苏共被人民抛弃的重要原因。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美苏争霸期间，苏式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耗尽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

而中共和苏共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邓小平讲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是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打出来的，是名副其实的血肉联系。胡锦涛强调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指引、评价、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充分阐发。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

(三) 改革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

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

其实1921年，在我们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几乎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

对于改革，斯大林便认为，不要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总理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和“休克疗法”，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

而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为改革开放树立的判断标准。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用胡锦涛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

二、苏共亡党的真正失败者——不是马克思主义

和共产党而是教条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1]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已经觉察到文化落后造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扭曲的现象。他提出，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无比优越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但是，列宁的过早去世使其极为重要的文化革命思想和具体建议没能在全党形成共识、引起重视和继续深入的探索。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理论水平所限，更由于大清洗运动——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偏激化，斯大林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对列宁的思想特别是晚年思想的认识缺乏深度，而且重视不够，甚至有些方面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原意。结果，文化建设的有机过程，对世界文化的消化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高级模式的塑造都被以最粗暴的方式中断了。在俄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自我孤立时期、精神空虚时期。[2]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有过一段“解冻”时期，但正如前苏联学者尼·马斯洛夫指出的“除了把所有责任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在全党造成不少思想上的混乱外，并没有真正激起全党认真思考关于斯大林文化模式和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3]

实际上，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自己同样也接受和纵容搞个人崇拜，他们的执政风格也是专断的。苏共内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实践勇气，以及思想文化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

纵观苏共历程，在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中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斯大林开始逐渐脱离实际，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脱离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搞美苏争霸，拖累人民，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其“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开始，逐渐脱离、背离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质，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并不是在渲染“文化决定论”，只是想强调文化建设和文化能力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犯过“极右”、“极左”的错误，在思想路线的争论和斗争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形势极为险恶。但斗争的武器却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实事求是。文革之后对“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批判，正是基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战胜了非毛泽东思想。而胜利正源于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优良文化传统。

三、结语

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建设政治文明的有力武器之一，也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关键。因为思想、路线问题，决定党的性质、方向和命运。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所以，新形势下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坚持实事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优良文化传统。

综上所述，一部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史，就是一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一部实事求是的奋斗史；一部文化自觉战胜政治愚昧的文化创造史。

参考文献：

[1]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9．

[2]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什么如此曲折[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2．

[3]李宗禹．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838．

（作者单位：中共六盘水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