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化教育学研究，凸显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如何保障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把中国打造成教育强国？这些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告诉记者，教育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教育发展问题，阐释经济建设与教育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源配置和教育发展中的经济决策与管理技术。近几年，该学科的建设引起学界重视。

研究存在五大问题

教育经济学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人们对教育在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认识的提升，中国教育经济学在研究队伍、理论建设、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核心贡献等方面发展迅速，教育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呈现多样化特点。

中国教育经济学在各方面都展现出独特的演进特点。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玉平认为，当前该学科已经进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对接与互动，为中国教育经济学运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进行实证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欧美学者能在教育经济领域领先，拥有相对完整的可用数据库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在此方面还有待加强。

通过对教育经济类文章的统计研究，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蔡文伯发现，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目前存在五方面问题：一是近几年专家和学者给予教育经济研究的持续关注度较21世纪初有所下降；二是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教育学界有一定影响力，但对于其他学科及领域的辐射作用较弱，特别是在经济学界的话语权更小，不利于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双向融合；三是该领域缺乏长期追踪的研究者，多数学者只是瞬时性研究，虽然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研究队伍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核心作者辐射带动效应欠佳；四是教育经济类文章的核心作者分布呈现明显的“东部偏多、中部和西部很少”的地域分区特点；五是研究范围不够均衡，对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      

重点研究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教育经济学者目前主要关注什么问题？“财政性教育经费已达到GDP的4%，教育事业进入后4%时代，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后4%时代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完善问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学敏在近日召开的“2013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上提出，应深化研究教育财政制度改革、教育融资制度创新和政策性教育金融机构的建设，以及教育事权与财权相宜问题，并且探索建立政府与市场在教育资源领域配置中的协作机制。

“4%并不充足，需要在4%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认为，4%作为一项全国性的财政政策目标，一直是各级政府教育和财政部门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的主要政策法规依据，也是社会各界评价我国政府教育财政政策执行情况的核心指标。

陈晓宇提出，这一指标有很大局限，首先，它并不考虑教育规模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未考虑经费分配的公平性，不利于公共教育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其次，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并不存在与GDP挂钩的机制，客观上制约了政府财政的统筹平衡能力。再次，我国教育财政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体制，各级政府预算中不可能一刀切，各个地方的具体任务和实际责任并不明确，全国的政策目标难以分解落实。

陈晓宇建议，应逐步淡化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总额比例，继续增长生均经费、生均公用经费和教师工资。中央出台替代政策，以生均经费指标、均衡指标、效率指标、学校标准化等取代目前的总量指标，并纳入地方政府的考评体系。

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

如何打造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并从根本上保证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是该学科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打造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要注意三点，一是要流派，更要学派，不要‘帮派’；二是要特色，更要协同创新，不要‘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三是既要放眼全球、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崔玉平表示，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运用中国经验与事实，对已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检验，找到其对中国教育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也可以运用中国多年积累的经验数据，开展探索性和验证性实证研究，从经验事实中探索发现新规律。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王善迈建议，首先，教育经济研究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教育经济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其次，学科发展要立足于创新，对西方的教育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正确、是否适用于中国需要作出明确判断，并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再次是为政府的教育决策与管理提供支持。如教育财政和财政收支与GDP挂钩问题、教育专项资金转移支付问题、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责任划分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