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语调铿锵：“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此语意味深长，使人对中国之未来发展充满无限遐想。中国的发展之所以有很强的韧性，有内外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其中，动力与压力并存，机遇和风险同在。

外部来讲，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过去，是否会以新的变体重现亦未可知；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又增加了发展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增速下滑、通胀上升，甚至出现了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现象。也正因此，抱团取暖已成为国际共识。

新世纪以来，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建设如火如荼，欧盟已是领先一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IPP）这两个号称“21世纪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安排”如果实现，有望在横跨太平洋两岸和大西洋两岸至少39个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全球GDP60%的范围内，实行更高标准、更大深度的自由贸易安排。至于会否产生事实上的对WTO的替代和挤出效应，以及如何应对，也是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并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望在2015年达成协议，基于此，李克强总理建议可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可行性研究，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最大化。未雨而绸缪，将会化被动为主动，增强建设的主导性、提升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加重与其他类似自贸区协调、谈判的砝码。

通过制度创新，加强区域间更为宽广、更具深度的合作，将会达成多赢的局面，为正处于经济大转轨、社会大转型之中的中国，提供良好的外部成长空间，创造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所谓中国发展所具韧性之外部因素，当在于此。

就内部因素来讲，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不转型难以为继的地步。好在问题就是希望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诚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稳增长是有基础的，今后一个时期不但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条件，而且具备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动力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向改革要动力，当然开放亦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极其鲜明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毫不犹豫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彻底粉碎利益集团之固有藩篱，将过去政府如蛛网般套在市场之上的枷锁从根本上厘清并清除。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市场准入，更好创造营商环境，鼓励公平竞争，建设法治经济，必将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加快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稳妥开放，以进一步的开放来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改革不断前行。

二是向调结构要动力。这里的结构既有三次产业结构中经济结构的内涵，也有城乡、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结构问题。除了依据市场分工自发调整之外，政府在推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结构过程中，可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缩小城乡差距来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放开市场、改革户口管理体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金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的实施，充分发挥农村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实现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次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围绕缩小区域差距来推动发展结构的调整。结合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将区域差距的缩小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相结合，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合理的梯度转移，促进发展结构的深入调整。

三是向改善民生要动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动力所在。投资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是民生，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饮用水、食品卫生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加大直接投入更是民生。这既是社会和谐的立足点，也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更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其在推动当前经济成长、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必定为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此种保增长、稳就业、和社会之方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韧性，这种难得的韧性根本上来源于我们为之不断奋斗、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改革所造就的内外部发展空间的持续扩展，既为我们抵御各种压力和风险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回旋余地，也是我们爬坡过坎、行稳致远的耐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