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次次自然灾难洗礼的中国，再一次面临巨灾的考验。8月3日下午，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截至记者发稿时，此次地震已造成逾400人遇难，百余万人受灾。地震发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当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急赴灾区查看灾情，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超出预期的灾情让全国人民揪心和牵挂。记者就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三大焦点问题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小灾”为何成“大害”？

对比2013年4月20日的芦山7.0级地震（致196人遇难，21人失踪），6.5级的鲁甸地震为何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

云南是我国破坏性地震较多，受灾特别频繁、严重的省份之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曾多次到云南多个地震现场考察，此次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让他也“有些意外”。孙士鋐说，云南对防震减灾一直非常重视，特别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在孙士鋐看来，鲁甸地震造成如此严重伤亡的原因有三。第一，该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地质构造复杂。“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是重要的致灾原因，大量伤亡是由地质灾害引起的，而不是地震本身造成的。”第二，该地区的居住环境较差，房屋抗震性能差。第三，与云南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有一定关系。“要么是连续的干旱，要么是连续的暴雨，这样的灾害性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堰塞湖等现象。”

“云南的地震和内地平原地区的地震有很大不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郑晓云对此表示认同。郑晓云告诉记者，平原地区地震的伤亡主要是建筑物毁坏倒塌引起的，而云南山地多、河谷多，很多伤亡是突如其来的飞沙走石造成的。

应急机制能否经得住考验？

只有从灾难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避免在同一个地方多次摔倒。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中淬炼而成的灾难应急机制在鲁甸地震中能否经受住考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震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南山对记者表示，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建成了与世界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的应急反应机制。“鲁甸地震发生后，从中央到省到受灾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同步进行反应。与2008年相比，各方救援力量配合更加协调，整个抗震救灾工作更加专业、高效、有序。”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钟开斌也认为，“响应迅速、分工明确、科学有序的救援行动彰显了中国的进步，我国的灾难应急机制日趋成熟”。

正如上述两位学者所言，从监测报告、指挥与协调、人员搜救、医疗救治、受灾群众安置、基础设施抢修、社会动员、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等抗震救灾的这些关键环节来看，此次救援行动是高效的。

汶川地震以来，涉震科技支撑手段的进步使地震速报、预警和灾情评估能力大幅提升。此次地震被昭通市防震减灾局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联合建设的地震预警系统成功预警，为昭通市区和昆明分别提供10秒、57秒预警。“触发了分布在云南昆明、昭通、丽江，四川宜宾、凉山、乐山等地的26所学校的警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介绍。

“有了以往几次地震的经验和教训，此次救灾中总体指挥协调能力有很大进步。”钟开斌说，芦山地震救援初期一度发生灾区人满为患，生命线被堵死、人员进出困难的情况。此次地震发生后，公安部交管局迅速启动地震应急二级响应，要求云南省交警总队对昭通通往鲁甸地震灾区的公路全线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运送伤员和抗震救灾人员、物资、装备的车辆优先通行。　　

多位学者谈到，此次地震抗震救灾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更加成熟。一方面，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更加理性、自制，没有刻意地去渲染过多的悲情，努力全面客观地整体呈现抗震救灾工作；另一方面，采用更多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信息发布更加及时、公开、透明。例如，云南昭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运营的官方微博“微昭通”动态发布地震灾情、救援工作进展的大量信息。“信息直接关系到资源配置。震区出现了什么情况，什么地方需要哪些物资，这次都及时反映出来了。”南山说。

如何建构多元救灾体制？

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注意到了“冲在前面”的保险业。王国军告诉记者，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开展保险理赔服务工作。在8月4日上午，就有保险公司完成了地震发生后的首笔车险赔付，并且捐赠1.75亿元保额意外险。“这再次启示我们，商业保险作为风险分摊的市场机制，应该在承担灾后补偿中发挥重要作用。”王国军说。

“如何把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动员机制和社会自救互救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起来，做到政府与社会两手都硬，这仍然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钟开斌认为，从鲁甸地震看，灾区防灾减灾的各项基础工作仍然薄弱，普通民众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仍显不足。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一直在呼吁改变灾害补偿体系中政府责任过重、中央政府责任过大的现行体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相互配合协同的多元救灾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构建多元救灾体制应当确保政府切实承担起应急性灾害救助的职责，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高效配置灾害补偿资源的作用，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实施有效援助。他建议，可以通过专项投入、招标等措施购买社会组织的防灾减灾救灾服务，如灾害教育、防灾救灾技能培训、灾后救援、灾害评估等，均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利用社会组织的优势。“政府要改变包办救灾的思维定势，将公共资源撬动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作为新时期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创新的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