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8月26日刊发了题为《基辛格的建议》的文章，原文摘编如下：

在其新书《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基辛格阐述了他为什么仍然如此殷勤地为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担任顾问。基辛格以他特有的简明深刻的笔触，带读者重温了一次西方崛起的历程。基辛格并非为读者列举了一长串的政策。相反，他让读者对一些事件进行沉思，并带来了另一种思考方式，这些事件与当代外交政策论述极为不同。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美国的学院废弃不用，但基辛格却能熟练地挖掘过去，并找到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

基辛格返回来谈其关注的中心，即在大国之间建立均势的困难。基辛格认为，21世纪的主要挑战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越来越多、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武装冲突增加的时代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来之不易

基辛格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法国大革命期间欧洲的紧张局势说起。然后，他谈及伊斯兰教国家和中东。对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斯兰教国家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他分析了中国的崛起及其对邻国的影响。但最长的篇幅却留给了他所认为的美国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犹疑不决的态度。他追溯了从西奥多·罗斯福至今美国崛起的过程，并探讨了自己在尼克松政府任职期间的经历。自始至终，他致力于在美国的普遍主义愿望与残酷的现实之间调和，残酷的现实就是，相互竞争的大国都决心要保护并实现各自对秩序的构想和理念。

基辛格写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许会被抨击为一种权力操控体系，但这实际上还有其他意味——通过建立均势避免一个单一的国家占据主导的努力。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面临的最强有力的早期挑战来自革命的法国。基辛格写道，这场革命表明，社会内部的变化比来自外国的入侵，能够更加深远地撼动国际均势。秩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恢复。但出现了另一种救世主似的构想。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深信，他能够引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神圣同盟”。

民族主义，1848年的革命、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德国统一令欧洲显贵1815年达成的协议并未持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冷战结束后，欧洲努力明确一种独立的身份认同。基辛格担心，欧洲大陆对软实力的追求可能已经结束，由此产生权力失衡，而此时世界的其他地区正在追求硬实力。他认为，欧洲正不自在地悬于其想战胜的过去以及其尚未明确的未来之间。基辛格总结道，但即便欧洲在寻求一种新的秩序，欧洲已经发展为这样一种社会，这个社会由值得赞美的目标联合在一起。

呼吁大国建立均势

与美国的对比简直不能再明显了。美国融合了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机制的不信任感与十字军东征的精神。

尽管美国拥有理想主义，然而，美国仍面临十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点。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对美国的信条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基辛格提出了他认为华盛顿所面临的数个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开头和结尾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有条理的过程吗？有最终的目标吗？还是说美国的政策只是一个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的过程？基辛格显然倾向于后者，这对于那些熟悉其履历和著作的人们而言，并非意料之外。

正因为这种对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猛烈的抨击。但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所广泛散布的观点，即基辛格正试图让美国衰落，而非加强美国的实力，是虚构的。事实上，他努力应对一个可怕的新现状，那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混乱局面。当时美国从越南脱身，面对士气高涨的苏联，更不必说由决心与莫斯科和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引领的西欧，美国需要喘息的空间。

基辛格提醒我们，1971年，尼克松告诉《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大国之间有必要拥有相互交叠的一系列目标。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一个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日本，相互平衡，不彼此对抗，就将有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种观点构成了一种道德主义——关系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基辛格呼吁“这样一种秩序的理念，这种理念高于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观点及理想。在历史的这个时候，这将是融入当代现状的现代化了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

这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但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一种方式——以及维持权力与理想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的一种方式——基辛格的箴言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宝贵。

基辛格的见解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比目前的这个时代更加安宁的时代。他本人以谦逊的口吻结束这本著作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十分傲慢”，以至于他认为自己能够对“历史的意义”发表意见。他写道：“我现在知道，历史的意义是要去被发现的，而不是去被昭示的。”如果他的建议遭到忽视，那将是十分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