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裁判文书公开为突破口，司法公开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一趋势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以赋予公众查阅生效判决书、调解书的权利的形式第一次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在近日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中，又对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细化与说明，进一步规范与拓展了司法公开的内涵与外延。值得注意的是，《民诉法解释》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中明确规定，对于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一）未经准许进行录音、录像、摄影的；（二）未经准许以移动通信等方式现场传播审判活动的；（三）其他扰乱法庭秩序，妨害审判活动进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暂扣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进行录音、录像、摄影、传播审判活动的器材，并责令其删除有关内容；拒不删除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强制删除”。这是司法解释首次对人民法院规范以“司法公开”名义扰乱民事审判秩序的行为提供法律支撑。

在以往的民事诉讼中，部分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无视审判人员告诫，擅自对诉讼活动进行录音、录像，甚至进行“网络直播”、“微博直播”的事件时有发生。一般来说，偷录、直播行为是对审判人员的严重蔑视，它将致力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诉讼活动转变为偷录人员单方操纵下的表演。同时，偷录、直播行为经常为将本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泄露于第三方提供了条件，使得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特定情形不公开审理、不公开质证、保守审判秘密等规定沦为虚文，造成对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以及个人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甚至还曾发生过通过截取、剪辑的录音、录像，有选择性地进行“直播”，对审判人员，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语断章取义，蓄意扭曲，造成严重负面社会影响的极端事例。

遗憾的是，既往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如何规范、惩戒未经允许的摄录、直播行为并无完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制定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规则》中仅规定旁听人员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而并未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作出限制，也未规定对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如何处置。而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中，也只是针对记者这一特定旁听人员的录音、录像、摄影行为进行规范。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对上述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性依据。客观地说，随着通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便携式摄录、传输设备的出现，偷录、直播行为的危害性比以前更大，也更为难以防范。《法庭规则》能够适应上世纪90年代的审判情况，在当前却已经不敷使用。

事实上，《民诉法解释》中加入这一规定并不突然，在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已有相关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明确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可以想见，随着我国各诉讼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更新，与之相类的有关规定将从刑事、民事扩展至行政等其他司法活动领域，从而使得司法公开活动更为有序、可靠。

需要说明的是，《民诉法解释》作出相关规定并不意味着诉讼活动不能留存影音资料，不能进行同步直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即是规范庭审摄录的专门性司法解释文件，其开篇便指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应当对庭审活动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简易程序及其他程序案件，应当根据需要对庭审活动录音或者录像。”根据《录音录像规定》，庭审录像应当以光盘等方式存入案件卷宗，并可作为调查庭审活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法现象的依据。与此同时，各地各级人民法院近来广泛运用网络图文直播、微博直播，探索运用视频直播等手段向社会即时传播庭审实况，接受舆论监督。当前除依法不得公开、或不宜公开审理的外，逢重点案件、影响性案件必直播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重要手段，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应有期待。对大案要案的高透明度直播已经成为一些法院的亮丽名片。

司法公开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民诉法解释》为这一趋势的更好实现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司法公开不能以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为牺牲。从这一角度说，《民诉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从正反两方面为司法公开廓清了思路，开创了局面，以此为基础人民法院的各项公开活动必将焕发更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