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法而不治，历史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废则国废；民无法而不立，在现代社会里，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规范，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公民只有以法行事，才能立身。“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信仰法律、遵从法律，没有权贵平民之分，“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践行。

在中国历史中，以法治理国家古已有之。分析可见，古代的“以法治国”，只是将“法”作为“治国一器”的工具，根本上还是“人治”，与现在的“依法治国”， 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法”是使用法律，而“依法”是依据法律，体现的是不同的法治理念。

春秋时管仲“以法治国”，成就了春秋第一霸主。《管仲·明法》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且“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在他看来，法是治国的根本，只要以法治国，举手之劳，就能把事情办好。战国中期商鞅提出“缘法而治”，主张建立法令制度，执法平等，认为不管是公侯将相、大夫乃至平民百姓，皆应“从王令”。战国后期韩非主张“以法为本”，首先制定成文法予以公布，作为衡量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上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巩固和中华主体民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李悝的《法经》的体例为秦、汉直接继承，后经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中华法典体例。汉朝时期的萧何根据自己的治国实践，在《法经》的秦律六律基础上增加三律，制定了《九章律》，成了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和改革的基础。清朝时期具体编制新法的沈家本，著有《汉律摭遗》，其他还有杜贵墀的《汉律辑证》、程树德的《汉律考》等。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提出“法治主义”的第一人，开启了中国法治理论研究的源头，他认为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民权是宪法的实质，法律的真谛在于法律支配权力。孙中山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认为国家宪法良，则国强；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特别强调民主对国家建立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和制度问题是治国的根本；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享有宪法和法律以外的特权；依法建立权力制约制度；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严格执法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法律权威至上要求理顺党法关系与党政关系；法律意识与法治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次使用“法治国家”的概念替代了“法制国家”。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同志指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是要建立一套优良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依法控制行政权的法治政府，保证一切公权力都受到法律制约，保证一切都以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社会形成牢固的法律信仰。

信法，就是要信仰法律，相信法律，信法为真，则法治社会可成；信法为真，则司法公信可立；信法为真，则和谐社会可建。从法就是要遵从法律，服从法律，从法为根，则社会规则有度；从法为基，则公民权益有保；从法为本，则民风良俗盛行。只有从上到下人人都信法从法，依法治理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实行。